本帖最后由 曹东义 于 2022-11-12 11:1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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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著名中医文献学家钱超尘先生& ]( ^5 }8 [: ]7 n( o, q4 D2 m& [
曹东义
' J4 X* R Z3 K4 H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5 _* b8 A2 o! @! g( @: r河北中医学院扁鹊文化研究院7 l0 D J, ^6 N/ O6 y- g" d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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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从微信群惊悉，2022年11月11日，钱超尘先生因病不幸离世，享年86岁。
, I, j: ?" Z, }: m关于他的事迹，网上有很详细的资料（见后）。
' r+ x2 K! b1 @# z% A我和钱先生多次相见，开始是因为《辅行诀》，9 ]2 d* I1 B6 I7 \% k y
后来是请教《伤寒论》版本问题，, e3 I# ~# \4 q
再后来（虽然得到有关书籍比较早，但是认真阅读比较晚）才知道他对章太炎先生的研究，受益良多。6 [, V3 p `3 w& h4 g& v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2 A" `/ s7 z6 o, t
2009年12月26日，我在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参加会议，符友丰先生送我一本《章太炎先生论伤寒》（学苑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现在忘记了符友丰先生为什么要送我这本书，符友丰先生是北京中医医院的老专家，他引导我到北大哲学系参加学术活动，与北大哲学系老教授们讨论“复杂性科学与中医的复兴”。当时我对章太炎先生研究不多，但是看到这本书，前半部是章太炎先生的有关著作，后半部分212-313页，是钱超尘先生所写的《章太炎先生论伤寒》释要，占有100多页，洋洋洒洒，可以说这是目前深入细致研究章太炎先生对于张仲景学术研究最深刻的文章，印象颇深，很受启发。錢超塵傷寒大家章太炎(一二三合刊) - 爱问文库 https://ishare.iask.sina.com.cn/f/25605138.html# A- [" [0 h: Q$ h8 t# I$ E+ x
+ X- |# a/ C3 t1 ]( `此前，我还了解到钱超尘先生对于《辅行诀》文献传承所做的贡献，就收录到《河北中医五千年》（2010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之中了。后来，随着我对《辅行诀》的研究不断深入，就提出它是中医界的《红楼梦》。
0 A# B2 O" z9 |$ A5 {) q钱超尘先生对于推动《辅行诀》研究，有非常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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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中医五千年》有关文字，摘录如下：7 [ n y d-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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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昌与敦煌卷子《辅行诀》东汉末年，张仲景撰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临床辨证治疗的方药体系，被称为“众法之祖，群方之宗”，仲景本人也被称为医圣，两千年来受到众人敬仰。他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他书中收载的被人称为经方的方药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直是个历史之谜。 按照张仲景自己在书序中所言，他曾经“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学习前人的理论、经验是必然的。他对于扁鹊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的高妙医术，极为推崇，达到“每览而辄叹”的程度；对于采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胎卢药录》等古人著作，也明确告之后人。魏太医令王叔和曾经整理过他的著作，并在《脉经·序》中对他推崇备至：“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至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而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遂令末学，昧于原本，互滋偏见，各逞己能，至微疴成膏肓之变，滞固绝振起之望。良有以也。”令人不解的是，王叔和在论述伤寒病诊治规律的时候（见于《千金》《外台》），遵从华佗的“六部传变”学说，而没有采纳张仲景的辨证体系。可见张仲景的学术创建，一时难以被世人理解，孙思邈也曾经说“寻其（《伤寒杂病论》）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见孙思邈《千金翼方》）”，这的确是深有感触的见解。他们对于张仲景是否采用《汤液经法》，没有提出任何说辞。 王叔和之后不久，西晋皇甫谧《甲乙经·序》云：“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由此，人们对于张仲景学术体系是否来源于《汤液经法》，充满了猜测与想象。《汤液经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里边有哪些内容，它对张仲景的帮助真有那么大吗？张仲景本人为何避而不谈？这确乎很神秘。人们只是从《汉书·艺文志》里，知道有《汤液经法》这样一部书，如果不是皇甫谧提起来，也许以为它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皇甫谧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学问家，他不仅写过《帝王世纪》等著名的著作，而且断定《素问》《灵枢》这两本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黄帝内经》，这也是前无古人的一个论断。因为，张仲景、王叔和虽然在他之前也读过、抄过这两本书，但是都没敢说这两本书就是《黄帝内经》。 《汤液经法》隐而不传长达两千年，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历史之谜。令人没有没想到的是在上世纪初，这个封建王朝覆灭，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刻，突然有了《汤液经法》的消息。尽管这个信息是间接的、片段的，也是非常令人振奋的一大发现。 这个书讯发现与传播的过程，简直就像一部传奇小说，是那个特定时代才能出现的现象。据说河北省威县的张偓南是最初的当事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早年留学日本，学的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西方的政治文明，而是毕业于“高野兽医系”，是一个马医。他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投笔从戎，参与平定“白狼之乱”，屡立战功，升任湖北军马总稽查。在那个时代，骑兵与战马，是部队战斗力的硬件，必然受到军事指挥家的重视。为了购买好战马，他出使西域，1918年来到敦煌，从一个道士（一说是瘾君子）的手里，获得了一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经卷，名叫《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末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说是原藏于敦煌藏经洞，劫后仅得的一部珍贵医书，它抄成于千年之前，没有在世间流传，因此是极为重要的中医著作。 在清朝末的1900年，敦煌石室出土了大量的珍本古籍经卷，王圆菉道士发现藏书之初，并没有引起清政府和国人的特别重视，不断有经卷散落出去。1907年在英殖民地印度工作的斯坦因，以“功德钱”的名义，从王道士手里骗去了二十多箱经卷、文物；法国伯希和也在1908年闻讯前往，像收破烂一样，骗买了十余箱经卷，偷偷运往国外，次年（1909年）在北京六国饭店，他把随身携带的不多经卷展示给中国学者，引起了人们的震惊，清政府才下令把残余的经卷全部运往京师。敦煌遗书散落于世界各地，也有不少流散于官宦民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最早透露该消息的报纸是日本主办的《燕尘》和《朝日新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仅表现在军事与外交上，假如那个时候发现了秦始皇兵马俑、聚集的大熊猫，也许也会和圆明园的文物一样，早就流散于世界各地了。 张偓南先生家藏4300多卷图书，他知道卷子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重要性。因此，他购买之后，在西安加以裱糊，然后捎回家乡收藏。不幸的是，他在第二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的1919年去世了。他的长子张耸云毕业于保定陆军讲习所，也是一个兽医，当时在阎锡山的军中做事，1936年抗战爆发前去世，故于武昌。这个时候，张大昌10岁，迁回原籍，开始了启蒙教育。这个蒙师，竟然是反清志士尚渭南先生，他日后被梁漱溟聘为了燕京大学哲学教授。这样的塾师不一般，他启蒙的儿童张大昌也是“非常人也”，不仅学了佛经，而且还会画国画。张大昌11岁时抗战爆发，他担任了抗日救国先锋队的儿童部长，15岁时被日伪军捕获，后来被营救获救，躲在寺庙里参禅练武，背诵医书。建国前，张大昌开始悬壶济世，1958年发表学术文章，受到中医专家称赞。1959年他受邀在广宗县医院讲授《伤寒论》，听者交口赞誉。1962年他36岁之时，被河北省中医研究院聘为通讯研究员。事业初成，前来拜师学习的青年，接踵而至，传承中医，已成历史使命。他看到当时很多中医，临床处方用药很不规范，药味多而杂乱，就想到了自己珍藏了多年，揣摩了多年的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希望把它献给国家。 可是，献书的路也不是平坦的。聘他为通讯研究员的河北省中医研究院，已经在河北省与天津市合并的时候下马了。他把卷子抄出来，一边教育他的徒弟们，一边抱着投石问路的态度，寄给了北京直属卫生部的中医研究院。这个抄本到了中医最高的研究机构里，只回信说“已经存档”。这一存档，就存到了文革开始，轰轰烈烈的运动不仅把北京弄得找不着北了，张大昌先生所在的威县基层，也在破四旧的高潮里，把他家祖传的4300多卷图书当作四旧，付之一炬。灾难远不仅如此，张大昌由于历史的原因，卷进了“国民党案”而被关押起来。 历史向中医的传承者发出了挑战，你最珍爱的东西，在那个时代有可能是加害你的罪证。张大昌内心充满了困惑，他多次反复考虑，决不能把一个历史文献就这样在自己手里湮灭了，尽管当时很多文物都失传了。因此，他又想起来要献书。这一次他只能凭记忆把《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默写出来，而不能照原卷子抄录了。他想，还是寄给中医研究院吧，只有这里才有力量使这个古医籍发挥作用。但是，当时正在批林批孔，这个旧经卷会不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因此，他寄书的时候没有敢写自己的名字，而是以“赤脚医生”的名义，于1974年年初寄了出去，寄出去的是一个“追记本”。他日思夜想，也不知道这一次献书的结果会是如何。仍然是“存档”吗？或者循着评法批儒的政治运动，给自己招来又一场灾祸？事过了一年，仍然没有消息，他就于1975年4月写了一封信进行询问，并再次把他的弟子张海洲的早年抄本，也寄给了中医研究院。 在张大昌先生日盼夜想等待消息的时候，中医研究院的文献专家马继兴研究员于1974年3月做出了鉴定意见，“这个抄本的确源出于梁代陶弘景！”马老为了慎重，同时请中国社科院的张政烺、李学勤研究员进行了鉴定。他们在5月也出具了鉴定意见，认为这绝不是当代人的伪作，而极有可能是出于敦煌的卷子写本。1975年11月，张大昌先生所献的抄本摆在了时任副院长的王雪苔先生的案头，他正在筹建中医文献研究所，这个卷子本的真伪和历史价值是一个重大问题，他在当月奏请院领导沙洪，与王淑民研究员一起到了河北威县南镇村卫生室，见到了献宝的“赤脚医生”张大昌。通过深入交谈，王雪苔副院长认为这个抄写的卷子本值得大家认真研究，于是他在1975年12月把先后收到的追记本和抄写本放在一起，加以校对整理，打印成35本小册子。在周总理逝世前一天，也就是1976年1月7日，在西苑医院召开了由科教部主持，岳美中、耿鉴庭、方药中、赵锡武、钱伯煊、赵心波、彭杰等十位老专家参加的座谈会，大家基本认同这是一个重要的中医出土文献。此后，王雪苔先生还把这个油印本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寄送国内著名的中医学家，请他们发表意见。 张大昌先生进献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来，至此终于引起了国内中医专家们的重视。 1979年1月山西中医研究所贾得道先生出版《中国医学史略》，在这部著作里最先提到了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学术价值。 1982年梁颂名在《新中医》发表“谈谈中药性味学说”，也涉及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内容。 著名中医学家姜春华先生于1985年，在《中医杂志》发表了“《伤寒论》与《汤液经法》”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 1988年10月，著名文献学家马继兴先生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出版，特约王雪苔先生把他收藏的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甲乙本进行整理校正，考释之后全文收载。 此后，各中医学家不断有学术论文、论著发表，探索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学术成就，推测它与《伤寒杂病论》的学术渊源关系。 在引起国内中医学术界重视的同时，张大昌先生在河北省威县周围的学术影响日渐增大，他于1979年在河北省落实中央“七八·五十六号文件”的时候，被考试录用为邢台卫校的教师，次年调邢台地区医学经训班授课一年，后返威县章台医院工作。他先后收了多名弟子，也多次抄录、修改、补充《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逐渐地形成了十几个手抄传本。徒弟们也格外珍惜这个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分别用心研究，各有体会、说辞，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地方学派，也就是研究《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当代中医学派。 学为公器，不可能只限于一地一方。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的赵怀舟先生，是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他的老师钱超尘先生是著名的中医文献学家，对于《伤寒杂病论》的版本流传、学术成就深有研究。《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学术价值，很自然地引起了他们的注目，加以探索、研究、阐发也势之必然。因此，就有了多次的、颇为动人的南来北往，西进东出，鸿雁往返，解难问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研究日渐丰富，积稿渐多，观点多元，已经不是一两封信、两三篇论文所能说明白的了，形成专著的条件已经具备，酝酿、推动更大的研究也需要出版专著。因此，在大家的努力下（尤其是张大昌先生的弟子衣之镖先生用功最多，成就也最大），在王雪苔先生、马继兴先生、钱超尘先生的关怀和推动下，形成了围绕《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两本专著：《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研究》。前者是按照钱先生的设想而成的专著，专门以保存诸传本文献为主，后者则是围绕该文献的种种谜团进行探索。可以说是一宝双壁，互相辉映。 笔者于2010年5月20日，应山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李丽、马华教授等邀请，参加她们的研究生答辩会。会议开始之前，收到编著者之一赵怀舟先生亲自签署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一书，如获至宝，在从太原回来的路上就翻看大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张大昌先生1995年去世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他献出来《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会形成现在这样的成果，会出现这多的谜团。因为原卷子已经毁于文革之中，物质物质，有物则质，“物之不存，岂能质乎？”他献的卷子本到底是真是假，今人已经提出质疑，后世能无说乎？十几种抄本，都是由他的手里流出来的，为什么内容如此不同？ 文明文明，有文乃明。在没有文字记载之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华夏大地上，已经走过了200多万年，可是所谓的文明史才只有5000年，文字之于社会进步是如此重要。假如没有《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问世，我们从哪里去推测“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的实质内容？王叔和、孙思邈这样的医学大家都不能深刻理解张仲景的学术思想，一个隐居茅山几十年的道士陶弘景，能够走进张仲景的内心世界吗？《汤液经法》对于张仲景的帮助，真有皇甫谧说的那么大吗？在张仲景的眼里，《汤液经法》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他为何要“改道家之称”？ 我一遍一遍地翻阅《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心中的思绪难以平静。张大昌的徒弟衣之镖先生，2008年出版了《伤寒论阴阳图说》，研究、发挥《辅行诀》的学术思想。他用天地阴阳、燥湿阴阳、四时阴阳分别成图，论说张仲景《伤寒论》的著作思路，以与《辅行诀》相合。他在《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里阐发的五脏五味互藏互用理论，也很深奥。很多人把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称为玄学，那么，他们见到衣之镖先生在《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里所说的五脏各有体味、用味、化味，而且五味之间的这种复杂的关系，不仅与《内经》《神农本草经》的论述不同，而且也与《伤寒论》《金匮要略》的论述有所区别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大叫：“这才是玄之又玄的中医！” 《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读了衣先生的论述，只觉得“玄之又玄，众迷之门。”毫无疑问，中医的学问博大精深，玄而不虚。 张大昌先生所说的事理体用学说、彼此时势思想，的确深有见地，是对中医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但是他倡导的五脏五味体用互藏理论，一般学者难于参透其中的奥妙。《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卷子本，在张大昌先生的手里丢失了，却开创出一个专门的“探轶学”，真是：统序遗失，学乃大昌。 望着厚厚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一股颇为复杂的心理涌上心头，只是这个酸葡萄经过张大昌先生及其众弟子的研究，经过多位著名中医学家的阐发，已经结成了一个一个的硕果，吃到嘴里的时候，除了酸味之外，更多的是甘甜。有趣的是，很多人不知道，这酸甜是入哪个脏的，更不知道这个酸甜是哪个脏的体味、用味，还是化味？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出土、献书、整理、研究，已经引起了国内中医界的关注，随着对其深入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必将有利于中医学术的发展与振兴。我们相信，破解这个千古之谜，需要丰富的中医药历史知识，也需要众多的中医学者参与其中。 （曹东义整理） 7 S N9 ?0 g( F) V/ P1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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