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这与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以及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在文字表达上有所不同，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提法，表现出了党对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是持续、稳定的政策，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的不懈奋斗。而且“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是在“中西医并存、并重”的背景之下，也是在“扶持”的基础上的“促进”。“传承、创新”是手段，“发展”是结果和目的。
中医与西医属于不同的学术体系，它们对于人体生理和疾病诊治的认识是大不相同的，过去百十年“求同存异”的研究比较多，而“求异存同”的研究很少，但是结果却不尽相同。
一、千年治病工，近代遇到新问题
西学东渐之后，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医学，医学碰撞的初期，西医的脏腑解剖让中医失去了自信，1830年出版的《医林改错》是一个方向性错误。中医时空化的脏腑，被西方结构决定功能的解剖所重伤；西医重视病理解剖的疾病观，对抗病灶的临床医学，对于中医“有无相生”重视“治未病，保健康”的中医，形成了巨大冲击。
学习了西医就看不起中医，甚至反对中医的人，远不止余云岫等，在日本执行取消中医政策很卖力的人员之中，就不乏从中医阵营这边叛逃到西医阵营里的人。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于1879年2月24日由内务省发布“医师考试规则”之后，在“致道馆”学习汉医的学生，就有一大半“弃汉从洋”改成了西医学生，致道馆也因此而被迫关闭。
余云岫在1921年发表的《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之中，描述了他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说：“当初，我一意要入医学校去学医学的时候，原是抱了一种极大的野心。我想，中国的医学是数千年来相传的学问，历代名医很不少，历史和名人笔记里面所记载的医话，说得很有奇效。《内经》《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籍也很多。我以为中国的医学是一定有研究的价值，一定有很好的成绩可以研究出来，并且研究这个学问一定是很有趣味的。谁想学了西医以后，再把中国医学书翻开来读读，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来痴心妄想要发现国粹热的狂热，竟变成‘一片冰心在玉壶’了。”
学术纷争，植根于世界观的不同，是很难改变的。但是，1895年之后，汉医作为一个医学体系在日本被取消了，此后坚持恢复汉医学术体系的许多学者，却是出身于学习西洋医学之后，又学习了汉医知识的有识之士。其中很多人，都是看到了汉医能够独立解决西洋医学所不能解决的临床难题，看到了汉医巨大的现实价值，才起而维护汉医的。
二、解放前中西医，交流少壁垒多
章太炎先生在1910年，于日本发表《医术评议》提出中医对于脏腑结构认识属于短板，而长于治疗传染病，因此重视对于《伤寒论》的研究，他的这个见解深刻影响了章次公先生，他们曾经一起撰文并由章次公修改关于张仲景《伤寒论》的文章。直到1936年去世，章太炎先生很少接触西医，对于西医的疾病诊治了解不多，因此，不可能提出辨病与辨证结合的问题。
曾经担任教育总长、北京医学院院长的汤尔和说：“我敢放肆地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更不要说是‘冶病’。为什么呢？若使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话。我们就问他中医所必须知道的事情：如问心肝脾肺肾的位置？相火是什么东西？中医有几种解释法？王勋臣（王清任）看不懂的一层破膜是什么？甚至于问他寸关尺的部位，恐怕他也不见得清楚。这种‘数祖忘典’的朋友，如何可以把生命交给他制裁！”
章次公先生在上海红万（卍）字会医院出诊，也邀请西医专家到诊所交流学术，他比较早地接触了西医，也比较多地了解了西医关于疾病的诊治，但是临床上基本不用西医的治疗，但是对于“强心”在救治患者的作用，深信不疑。
三、建国后中西医，互相切磋、学习
建国初期，经历了歧视中医、改造中医的曲折，毛泽东系列措施救中医，让西医学习中医，建立中医研究院、表彰中医成果，成立中医学院等一系列措施，在新时期保存了中医，也掀起了中医学习中医的热潮。曾经出现了针刺麻醉，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胆石症、宫外孕，小夹板治疗骨折、烧烫伤，活血化瘀研究等，涌现出很多成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中医院里，每天需要诊治大量患者，门诊和住院都离不开西医的检查与治疗，因此，大家从实际工作之中，深切感受到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在1961年7月号《江苏中医》、1962年3期《中医杂志》曾就中医的“辨证论治”和西医的“辨病论治”相结合的重要性及其关系作初步的探讨。80年代，他在北京、厦门、洛阳、江苏等地讲学中再度结合临床实践讲述过这一问题。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就是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体现，也是守正创新的时代需要。但是，有些人不善于理解，把这个“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改造成在西医疾病名称之下的“分型开方”，让中医的“随症治之”，去掉辨和论，只保留“型”与“方”，不许随意加减，完全背离了辨证论治的思想，造成临床疗效下降、学术萎缩。
2013年4月初，在“国医大师朱良春学术思想暨临床经验学习班”上，朱良春先生坐轮椅到会场，与来自国内外的200多位学生、徒弟和代表们一起传承学术。97岁的朱良春先生亲自授课，除了讲述诊治疑难病的经验之外，也表达了对于“中医西化”的忧虑，和他为遏制这种倾向所提倡的“中医精髓”。
朱良春先生强调说，在辨病与辨证的关系上，“辨证是绝对的，辨病是相对的”。他呼吁：“辨证是首要的、绝对的，辨病仅供参考” “我们可以不认识病，但绝不能不识证、不辨证”“我们要认真地温课，勤奋学习，联系临床实践，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寻回失去的中医‘元神’，战胜诸多疑难杂症” 。朱良春先生走了，他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深刻的，甚至是永恒的。我们纪念他，就应该接过他传递的接力棒，奋勇前进。
四、道术并重，复兴中医
中医之道，也就是中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黄帝内经》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中医把人放在天地自然之间，强调生命与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主张人是整体自然生成的，是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中医论述脏腑功能和治疗方法，都是通过“时空化”来实现的。
中医不从空间结构认识人体，不说心脏有心房心室，肺也不说有左叶右叶，也不分肝胆管、门静脉系统，肾也不分肾皮质肾髓质。中医对于五脏的病变，不做手术进入体内局部解决，而是把人体放在时空之中看问题，依靠人体的内在调节机制（神机），与时空化的方剂药物（四气五味），来影响身体的升降出入代谢，保持精气神的圆满，恢复气血阴阳的畅通与和谐，从而帮助人体获得健康、治愈疾病。
中药多组分的群体效应，与西药化学成分单靶点治疗，是不同的学术原理，是多元共存整体和谐的世界观，而不是彰显个性的还原论。
中医治疗疾病还有非常丰富的“非药物”疗法，都是利用脏腑经络理论，在远离病灶、远离脏腑的肢端、表皮，进行针刺、按摩、熏洗、贴膏药等来治疗内在脏腑的疾病，这种“内病外治”，施治于外，“神应于中”的大智慧，与《河图》《洛书》的原理是一致的。
五、抗击新冠，见证中医未来价值
在这次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的时候，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医，它既能预防，也可治疗。
预防疫病大面积暴发的“大锅汤”，一直是中医药的传统，除此之外，熏香避瘟、饮食养生等，都具有很丰富的内容。针灸、拔罐、外治等都有利于控制病情。
经过吉林、黑龙江、上海等地的疫情反扑与防控，大家都知道了，有了疫情，第一时间喝汤药，就可以“迅速”减少发病，喝药当天有效，三天左右控制病情，得病后不容易变成重症。没有重症，就没有死亡。因此，笔者认为“喝中药大水漫灌，可以把高风险区变成耐火材料”；应对变异，中医药总能起效。
很多从国外回来的数千例境外输入病例，也大都喝汤药，所以，几千例病人没有死亡。
2021年6月1日，有关媒体发布了一则消息，表彰三支中医出国胜利归来的抗疫医疗队。国资委有关领导表示，赴境外中医抗疫医疗队交出了一份彰显中医药力量、体现中医药速度、展现中医药担当的优异答卷，他们的事迹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极大增强了海外中方员工抗击疫情、安心复工复产的信心和决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领导指出，三支中医抗疫医疗队在境外克服困难开展救治工作，16名队员成功救治确诊患者821人，实现了零转重、零病亡、医务人员零感染，出色完成援助任务。
这次涉及的中企，主要是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三支医疗队的16名队员，分别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下属的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和望京医院。
中医药之所以能够补偏救弊，是因为应对瘟疫流行，有几千年的经验，中医也绝对不限于喝汤药一种措施，国医大师邓铁涛就说过“战胜非典，我们有个武器库。”
六、中医药治慢病，“一揽子解决”有优势
老龄化社会到来，慢性病井喷式增长，一人多病十分常见，依靠单靶点治疗，往往此起彼伏、顾此失彼得不偿失，由此，必然会出现过度检查、过度医疗，医源性疾病在欧美占有很高的比例，都是西方还原论为主的医学弊端。
中医诊治疾病，不紧盯病灶，而是格外重视开发“内在卫生资源”，充分依靠生命自身的自组织能力，调动自我完善的机制，依靠心理、运动、食疗为基础，未病先治（即中医健康管理）、辨证论治、内病外治、活法巧治、杂合以治、健身助治、食疗能治等，千方百计都是为了人体健康，而且多种疾病往往兼顾，一揽子解决困扰机体的病痛问题。
在中医的体系里，也就是把健康贯彻到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融入生命的整个周期，除了具有科技优势、文化价值，还具有巨大的产业价值。
七、落实二十大精神，应具体做实几项工作
1.加强正面宣传，让大众知道中医药很多的原创理论、技术，虽在西医目光之外，却是另一套完整的医学体系。真正做到“中西医并重”，由此来提升中医药的“大医”社会形象，有利于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
2.中医药发展，事关健康和生命，也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可以破解西方医改“慢病高发难治，费用高昂难付，化学制药滥用成灾”的世界难题。因此，做好中医药战略储备，将中医药发展纳入各地政府规划，在人员、财政、物资方面，提出五年、十年规划，分时段落地，实施和验收，如同脱贫计划那样复兴中医，为迎接各种瘟疫挑战提供基础支持；
3.协调好中西医的关系，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尤其是需要“西医中国化，中医世界化。”用包容的方法，以“生成包容构成，状态包容形态，多元包容单一，通学包容科学，中医包容西医”，来创新、发展中国的卫生事业，这些“包容”就是“合作共赢”，既有理论依据，也有实践基础。
4.发展中医事业，主导世界健康领域。可以通过在中国举办“世界健康论坛”，体现中国对于世界健康的主导与引领，论坛的规模应该超越博鳌论坛；大力表彰中医药和中西医药融汇的成果，应该超越诺贝尔奖。
5.用扶持健康小镇的政策，促进医养、康养产业和产品，探索世界健康未来发展，引领人类健康事业。（中国中医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