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中医的状况，与面临的形势

曹东义

建国初期中医的状况，与面临的形势曹东义在《中医外感热病学史》（2004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医近现代史话》（2010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永远的大道国医》（2010年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之中，对这些问题，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有根据的描述，这对于认清“建国初期中医的状况，与面临的形势”，应该有一定参考意义。

下面转帖一些内容，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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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然而，摆在亿万人民面前的是一种百废待兴的局面，贫困和疾病仍然严重的危害着人们的生活。

根据卫生部的统计材料，解放初期，全国人口是4亿7千500万。据估计，每年约死亡500多万人，并有1亿人口断断续续地罹患各种轻重不同的疾病。根据乡村的一般调查，其中有80%的病人得不到合理的治疗，也就是说，每年有400万死者和8000万患者未曾得到合理的医药救助。

疾病流行广，人民体质差，经济收入少，医疗水平低，都是导致民众患病率和死亡率较高的原因。如此低下的卫生状况，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劳动，甚至造成了人口的锐减。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如1951年11月23日《卫生部关于少数民族卫生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少数民族人口减少的情况极端严重，如新疆阿山县某乡，二三十年前有蒙族5000余户，现在（1951年）只剩下600余户；云南思茅县城十余年前有三四万人口，现在只有100余人；青海海盐县藏族的果洛部落原有200余户，现在只剩下30余户；绥远省伊克昭盟在清乾隆时代有40万人口，现在不足10万人。据绥蒙性病防治队调查，568名伊克昭、乌兰察布盟妇女，其中三分之一没有生育过，估计全盟一半的家庭没有小孩。因而在少数民族地区流传出“生的没有死的多”的话。在少数民族地区危害最烈的疾病为下列三种：（一）性病：性病患者在内蒙、康、藏、青海、新疆地区民族中，约占全人口的50%左右。由于反动统治时期几乎毫无医药设施，以至蔓延日广，个别地区患病高达人口的90%以上，严重影响到当地人民的健康，甚至是流产、夭折以致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二）疟疾和其他传染病：在西南、中南少数民族中最严重为疟疾，是思茅县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西南、中南少数民族中患过疟疾并保有疟原虫者占人口的大多数，夏秋季中常使整个村庄失去劳动力。其次为痢疾、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白喉、猩红热、伤寒、回归热等，也都是死亡率极大的传染病。鼠疫在内蒙地区虽然在逐年缩减中，但仍未消失。（三）产妇和小儿科疾病：少数民族妇女产期没有人助产，劳动妇女在野外生孩子，新疆游牧区人民习惯，认为生产是不干净的事情，不能在家里生产，临产前必须到野外去，产时下面铺草堆或旧毯子，甚至堆些沙子牛粪，脐带多用碗片、竹片或用牙齿咬断，也有因不结扎脐带而流血致死的。婴儿患破伤风、麻疹和天花的死亡率很大，在新疆某些地区高达60-70%。甘肃武威一个区的小孩，一年内患麻疹而死亡的就有2700名。新疆拜城城乡调查999名儿童死亡中，有233名死于天花。故少数民族中流传出“只见娘怀儿，不见儿走路”的话。以上是危害最大的疾病，此外如眼病、寄生虫病、风湿病等，在各少数民族地区也很普遍

在旧中国饱受被取消之苦、遍布于全国城乡的50万中医药人员，在新中国“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中，本应该比只有2万人、基本存在于大中城市的西医人员，更有发挥作用、大派用场的机会。即使仅仅从“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出发，也不能轻视50万中医的作用。它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当时的情况却与人们想法截然不同，中医事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几乎到了难于生存下去的境地。

1950年8月7日至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的报告》专门论述了“团结和改造中西医问题”。《报告》指出：中医几千年来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但中医理论缺乏现代科学的基础，如果中医仍然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就不可能完成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任务，“因此中医必须提高，学习政治知识和现代科学知识，将中医的经验与科学结合起来，使中医科学化。”“所谓中医科学化，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涵义：第一要学习医学科学的基础知识，懂得生理、解剖、细菌、病理和传染病的管理。其次与科学家配合研究中药，分析秘方，确定性能。再次，研究中国的针灸，发掘古代的临床经验，使之科学化，这些都需要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关于西医的问题，《报告》指出：西医是科学的医学，解决了许多治疗和预防的问题，“是中国医学发展的道路”，但西医受资本主义的影响很深，“认为一切都是外国的好，而且彼此宗派成见很深，对民族传统缺乏研究，对中国具体条件缺乏考虑，对中医缺乏正确估计，往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是不好的。所以也要提高和改造：在政治上提高他们，改造他们那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思想和作风”。

中医界有人对《报告》的内容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因病未能参加8月10日晚上座谈会的上海中医代表陆渊雷，8月12日给中医组组长钱信忠、副组长鲁之俊、叶劲秋、李斯炽写了《在全卫会议中提供中医组的意见书》。陆渊雷的意见书中尽管充分说明了设立产生新中医的中医学校的理由，并同时指出这只是一种过渡措施，并“不是主张中国应该有长期的中西医的并存”，但仍然未被中医组所采纳，中医组的综合报告——《关于团结和改造中西医的建议》并没有把陆渊雷的意见反映出来，而且连陆渊雷自己在第二天（8月13日）的中医座谈会上，也因特定的氛围而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

8月13日下午3点到6点的中医座谈会，是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座谈会的精神，对中医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影响。看看代表们在会上发表的意见，对理解建国初期错误中医政策的制定过程很有帮助。

会上，中央政府卫生部部长李德全首先发言：“大家辛辛苦苦，来自各方，都是诚心诚意来研究中医问题，我们希望大家多发表意见。过去反动政府不提倡团结，那时许多医务人员，有的是为生活而工作，也有的是为大众服务的。今天全国解放了，大家都要为人民服务，使全国人民不受疾病的侵袭，乃是我们的任务。怎样做才对呢？我想应从本身做起，参加预防工作，站在医务工作者的立场，尽一切力量，预防人民不得病，这是最好的。苏联现在已不发生鼠疫、霍乱、天花了，我们应向苏联学习。向苏联学习也是中医的任务。

“由于过去旧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我们中医的不团结、不科学。今天虽然解放了，但还不能一下子转变过来，一切是基于我们全国的经济情况的。毛主席曾谈过，经济转好，尚须二三年，我们中医的改进，也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中医数千年来存在于中国，但我们中医并没有把这数千年的经验和理论，加以系统的整理。这也是反动派造成的。苏联以前也有旧医，革命胜利后，即逐渐走上了医学科学化的道路。在中国呢，也希望中医能够把中国医学科学化，使自己提高一步。同时要很好地团结起来，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把人民的健康事业搞好。这应该说是我们的共同志愿，也是人民的希望。”

李德全部长没有批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反中医政策，而认为他们只是“不提倡团结”。指出新中国的中医依然和过去一样“不团结、不科学”；中国要象苏联那样逐渐取消“旧医”，完成医学科学化，并明确指出“向苏联学习也是中医的任务”。最高卫生行政长官的率先发言，为这次会议奠定了基调，一些代表随声附和起来。

汪绍笙：“中西医过去主要是彼此都很高傲，因而产生了不团结的现象。余云岫批评中医近于巫神，在形态上看还是有的。不过中医的阴阳表里，也的确很难了解。现在解放了，中西医的心理也都改变了。应把中医经验结果，用科学的方法，很好地加以研究。我是主张中医科学化，但不主张中医科学装饰化。”

余云岫的观点得到了汪氏的部分肯定。汪氏惟恐中医界只作表面文章，因而特别强调“不主张中医科学装饰化。”

陆渊雷：“听过部长的报告，我的思想上改变了不少。中医只有治疗，是没有预防的。现在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进展，仅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但有了很大发展。今天上海的中医对于预防工作，已经很愿意去工作。我是中医，不主张消灭中医，而主张把中医科学化。至于中西医的名称问题（笔者按：当时有人称中医为‘旧医’），我并不坚持意见，只要把中国医学的种子传下去，就可以了。改进中医的主张，在二十年前我就提出来了。南京国医馆成立，整理中国医学大纲草案，我已拟就，但未能发表。现在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除去我过去的几本书以外，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办法也整理出来一些东西，将来可以供给政府。再产生的中医，也不是旧形式的医生了。应该使中国医学，供献给社会。”陆渊雷先生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消灭中医的政策，奋斗了二十年，前一天把建立中医学校的建议刚递上去，看到“大势已去”，再坚持己见，不仅是孤掌难鸣，而且还有可能给自己引来预想不到的后果，只好“思想上改变了不少”，令人颇感有些“城下之盟”的味道。

高仲山：“从十几年前反对余云岫的主张时，我就主张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可是现在，中医还没有什么成就。科学是有规律的，有效果的，中医的主要特点是几千年文字理论毫无进展，而中医的优点，只是经验秘方。这样停止在现阶段的现象是不对的，社会有一定的发展规律，人民进步得很快，如果仍用旧的，是不会使人民愿意的，毛主席说要有批判地接受中国旧文化，中医是要科学化的，而不是产生新中医。”

叶劲秋：“在我看来，中西医高明的人少，看不起中间落后的中西医，故此不能团结。中医理论玄虚的地方多，实效虽多却少统计，但偶然的例子亦多，未必尽然。中医实效有，而经验未必可靠，科学二字误解亦多。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用批判的态度。我一生主张是批判的，中医是最需要科学理论的，其简易有效的方法，如火罐、灌肠，应注意加以研究。总之，有价值的东西是打不倒的。”

这次座谈会对于中医的命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令人惋惜的是与会的中医代表，都未能大胆地说明中医学是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他们大多只承认中医有某些经验，有的甚至连经验也抹杀了，说“经验未必可靠”，值得研究的内容只剩下“火罐、灌肠”等简易有效的方法了。会议未能充分肯定解放前中医界求生存、反废止斗争的历史意义，把那时的中医存废斗争简单地当成中西医的不团结，好像中医不是为了生存而奋斗了20年，而是搞了20年的宗派斗争。余云岫等大肆宣扬过的废止中医的主张虽然没有被提倡，但他“中医近乎巫神，中医理论都是陈腐玄虚的唯心思想”的观点，却像一个难以驱除的阴影，笼罩着不少代表的心头。所谓“中医是要科学化的，而不是产生新中医”，实际上就是改造现有的中医，使无后继之人，与余云岫废止中医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医代表中无人提出把中医纳入教育系列以培养中医接班人的问题，这比解放前中医界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创办期刊、编辑教材、开办教育、力争将中医纳入学系的奋斗精神，的确是倒退了一大步。

与中医代表们的发言相比较，倒是贺诚副部长的总结讲话显然高明得多。他说：“全国卫生会议上来谈中西医团结问题，是为了把全国人民健康问题，得到更好解决。使大家都参加到全国的保健工作中，来提高人民的保健水平。中医在历史上有许多成就的。过去的中医，缺乏辨证和研究的精神，这一点也不能否认。今后卫生机关多了，希望中医的各位先生们，能参加到政府的工作中来。过去中西医的不团结，是过去反动政府所致的，今后在一致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为了人民的健康，我们应尽最大的努力。为了使每个人都能尽最大效能，改造是必要的。不单独是中医改造，即西医也一样要改造，这样才能团结得更好。刚才有几位同志讲过，中医有许多丰富的经验和理论，但是更主要的是要把这些经验和理论，如何用今天的科学方法，给以证实和说明，过去所做实在不够的。为使中医成为现代的中医，就需要补充科学知识，走向科学化。为了把中医材料，用科学方法研究整理，保持中医学术的独立性，我们打算成立中医研究所，以便加以实验研究，把一些不够恰当的和不知其所以然的东西，都给以适当的解决。中医研究所我们不只请中医，而且也要请许多在西医界有声望的先生们参加工作，整理中医的经验和成就。目的是用现代科学方法将中国医学加以研究，保持其固有价值，发扬下去。”

贺诚讲话中表述的“西医也一样要改造”的思想；用现代科学方法将中国医学加以研究、整理，并保持其独立性和固有价值的思想；以及将现代科学和中医学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完整东西的思想；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接班人的思想，在1954年以前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他关于请余云岫参加中医讨论会的建议，却很快得到了落实，当天晚上便向余云岫发出了邀请，这是余云岫颇为自得的事情。对中医基本持否定态度的中医组副组长、上海中医代表叶劲秋谈起此事也颇感兴奋：“大会时最有意思的，要算首长们召开全体中医茶会，欢迎余云岫先生参加中医组的一幕真够味”。

主张废止中医的人们并没有因为“团结中西医”的方针而放弃对中医学的偏见。如宋大仁指出：“在某一条件之下，曾一度有‘中西医合作统一战线’之口号。现在旧医据此为依据，大肆鼓吹，歪曲事实，抑知此一号召，系指‘人事’上的合作而非‘学术’之汇通，因正式西医缺乏，故须团结合作为人民服务，如曲解为旧医‘理论’与新医‘学术’之沟通，等于以‘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统一合作，宁非滑稽也。”

1949年，东北卫生部长王斌等“以科学立场出题”,在东北全区举行了医务人员的考试，结果绝大部分不合格。1950年，王斌还在东北地区通过“甄别”，对中医进行了更加严格的限制，甚至将接骨、推拿等专科中医贬入江湖医生之列加以取缔。仅热河朝阳县经过登记、甄别，就有420名中医被认为“不合格”，其中225名被停止执业。王斌还主张将中医训练改造之后，改称“医助”；停止中医招收学徒等，这些都在1951年以后都变成了现实。王斌关于中医是封建医，必将被社会主义消灭的观点广为流传，影响很大。1951年8月上海市卫生局就将王斌的文章列为“医务工作者学习资料”广为散发，使广大中医师认为自己毫无前途而意志日趋消沉，许多青年中医在上海市卫生局号召参加市政建设时，被分派担任了“助手”。上海某医学院还接收了大批中医成立内科专修班，以实行促使中医“改业”。

废止中医思想的回潮，对当时中医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决定性影响。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发布《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1月30日，卫生部发布《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2月27日，卫生部发布《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的规定》；1952年10月4日，卫生部发布《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这些文件都先后得到贯彻落实。

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与1936年国民党政府公布的《中医条例》相比，新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对中医师资格的规定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如关于学历的规定，对中医函授教育及传统的师徒授受与父子相传的教育方式一概不予承认，只有在私立或公立3至4年制中医学校毕业者，才发给中医师证书。而当时的中医界尤其是分布于广大农村的几十万中医中具有这种正规学历者为数极少。《条例》虽然仍承认国民党政府颁发的中医师证书，但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1936年公布的《中医条例》基本上没能实行，取得中医师证书者自然寥寥无几。

《条例》规定，本条例公布前，经省、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机关考试及格，发给中医师证书者，可以承认其中医师资格。而实际上各地在考试中偏差相当突出。据“1949年东北医务人员考试总结”附表记载，参加中医师考试者共有2347人，合格者仅173人；参加中医外科考试者128人，合格者仅8人；参加中药士考试者902人，合格者仅121人。组织考试的基本精神是：“对中医师试题主张以科学立场出题，推翻五运六气老一套”，“中医师、中医外科、中药士等出题，大都是选用与近现代医学相吻合者为标准，故于解题时，须说明答题态度，不可用五运六气，妄谈空论”，并规定“凡年逾六十岁以上，或技术恶劣，及有能以影响医疗工作之疾病者”不准参加考试。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的结果，合格的中医只有1万4千多人。中医水平较高的天津市，参加考试的530多个中医只有55个合格。

张亭栋先生说：“1950年我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工作，当时的卫生工作正受着主张消灭封建医（指中医）的影响，派了很多工作组深入到东北各市、县，对中医进行考试和改造，经考试合格者为限地医，否则吊销开业执照。这对广大的中医来说，确是一场灾难，吊销开业执照就是宣告失业，或转业另谋生路。行医几十年再重新另找谋生之路谈何容易！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另操他行，要从头学起，在农村唯一的出路就是务农。所谓限地医的含意就是只能在进行过考试的地方当医生，到另外一个地方就不是医生了，并且再不准带徒弟。政策决定了中医的前途是暗淡的。为什么大多数的中医考试不及格而被背取缔呢？因为考题都是西医内容，对中医来讲当然是强人所难了。我还记得有这样一道题，‘试述肾脏的功能’，结果答卷是‘左者为肾、右为命门……’，判卷的人是西医，这道题当然就是零分。考试不及格就要封门闭店，这是命令，必须照办，我是命令的执行者。”

中医进修学校的课程为基础医学（包括解剖、生理、病理、医史、药理、细菌、寄生虫学），预防医学（包括公共卫生、传染病学），临床诊疗技术（包括内、外科、急救学、针灸疗法、组织疗法），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义论、时事报告）等四种，其中没有一门是中医的课程。虽然无论从当时防病灭病的卫生工作实际需要而言，还是从医学发展的长远规划而言，号召中医学习基本的西医理论与技术都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同时建立传授中医理论和技术的官方教育机构，对民间师徒授受和父子相传的教育方式又不予承认，那就意味着产生中医的教育已经停止。

中医进修后，一般都放弃私人业务，参加政府卫生组织为人民服务。如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先后毕业7班，有132名学员由政府分配到河北、陕西、山西、绥远、山东、浙江、辽西、天津等省市及其他县区基层卫生组织参加工作。此外大部分学员都响应政府号召，组织联合诊所，至1953年北京郊区、矿区、医药空白区，已有42个联合诊所分布。又如西康省中医进修毕业学员104名，除一人因病未分配工作外，其余均吸收参加了工作。具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1万1千多处由中西医参加的联合诊所，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尤其在农村的疾病预防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医进修工作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医进修科目虽多，而中医课程却太少，达不到提高中医和中西医学术交流的目的。连进修学校的西医教师也提出了改进意见。如无锡中医进修班主讲肠胃传染病学的许济弘即提出如下建议：“无锡中医进修班所采教本，大多是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所编的，内容完全是科学化的新说，这原是很正确的，不过药理学和诊断学也全盘西化，对于经专家证明的一部分有效中国方药，以及中医独擅的舌苔学等，都摒而不论，这种偏向，非特有违‘中医科学化不是西医化’的进修宗旨，抑且中医进修后，仍名中医，治病时，仍需应用中国方药（不过可以参用西药罢了），而在进修课程中，竟无中医学或科学中医方剂学，岂非和实践相脱节吗？所以我建议医政当局，应将一部分中医进修教材中，兼采有科学价值的中医方药或治疗（尤以药物学为甚），以利过渡时期的人民需要。”

中医进修学校或进修班所从事的教育，不是“产生新中医”的教育，而是以西医基础理论和技术改造现有中医的教育。任应秋先生解放初任重庆市第一中医进修班教师，对这种教育提出了异议，他对中医队伍素质低下的状况进行了分析之后指出：“这样低下的文化水平的中医，就连所谓‘不科学’的那一套中医理论都极其浅薄而幼稚。因此，欲使其参加校或班的进修，实有先予补习旧的理论知识的必要，尤其是关于中医的临床治疗的理论知识，应先给予充分的补习，例如中医在临床方面之所以能灵活运用方药，解决问题，全凭着对病人有机整体的综合分析是否正确来决定。------但是由于一般中医文化水平的低下，具有掌握这种认识疾病的体系概念的技能，为数并不多。而这种体系概念，实为中医临床治疗的最低要求，这也就是中医的原有基础。若此最低的原有基础而不具，便无从进修提高，像这样的中医在进修教育里，可能是西医既不懂，中医也不懂，白费时间，无所获益。”

任应秋先生在《我对中医进修教育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一文中，不无忧虑地说：“中医通过进修以后，在预防工作方面获得一些成就，是不是便等于丰富了中医医学，而提高了中医的临床治疗经验，逐步进入更科学化？可说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相反的，在个别进修教育过程中，还存在有‘中医西医化’的倾向。有的甚至把在进修中的中医们的思想弄得一团糟，比较有中医学基础的，被‘不科学’三个字吓退了，而发生动摇；中医学基础较薄弱的，便‘尽弃所学而学焉’，干脆摇身一变而为‘西医’，即被一般叫作新江湖医生。这种新江湖医生，他们无论私人开业或参加联合诊所，信手处方便是醋柳酸、辛可芬、乙酰氧乙本胺等，甚至随手便使用青霉素、链霉素一类抗生素药，中药的处方，只字不提了。”这种现象在全国也是很普遍的。

中医西化的原因除了教育引导不当之外，普遍认为中医理论陈腐玄虚的悲观情绪和没落意识，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根源。某著名教授在“中医科学化”错误思潮影响下，于1953年撰著《中医学术研究讲稿》，其中充满了对中医理论按西医标准进行评判和改造的论点，他说：“五脏六腑之分，全无意义，予以废除，亦无碍于中医之发展”。他对中医的呼吸理论、脉搏机制也完全按西医的解剖生理为是非标准进行批判。笔者在这里翻开这些陈年旧帐，并不是要追究谁的历史责任，而是用以揭示当年中医学没落到了什么地步，只是为中医学感到悲哀！因为从王清任《医林改错》用解剖实证的方式，作为评判中医脏腑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开始，就为后世否定中医的脏腑理论留下了伏笔，任应秋先生的错误认识可谓渊源有自。

总之，新的中医不再产生，原有的中医要接受学术改造，不接受改造的或改造不好的则被淘汰，这是贯彻《中医师暂行条例》和倡办中医进修学校或进修班的必然结果。这些措施使广大的中医陷于被轻视、歧视的境地，使中医事业受到严重的排挤和限制，甚至面临着被消灭。

在这样的情况下，“团结新老中西医”的卫生方针势必不能被很好地执行，中医的外感热病学说也不会有什么发展。但是，50万中医的大多数在接受了西医知识培训之后，积极地参加到“预防为主”的爱国卫生运动之中去，并且积极开展预防接种，用新的抗菌素进行治疗，这些措施无疑会有利于传染性疾病的控制，也有利于感染性疾病的治愈。新中国成立短短的几年，就能够消灭性病，控制住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这些成就的取得，50万中医的贡献也在其中。广泛推广中西医药并用，应当是这一时期外感热病治疗过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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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5-19 08:32:16

解放初卫生行政部门虽然对中医采取了轻视、歧视、限制的错误做法，迫使一些中医失业，或改行经商、做小学教员，引起许多中医的不满，但他们多未采取什么反抗的行动，这与在国民党时期进行反废止斗争的情形有着明显的区别。原因何在呢？
首先，是由于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信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使人民群众拥有了生产资料，政治、经济和精神上都获得了解放，在人民群众中间建立的崇高威望是以前任何政党和政府所无法比拟的，真诚的拥护和信任，使得人们一般不会怀疑党和政府的正确性。而且政府卫生部门虽然采取了改造与限制中医的错误做法，但没有像余云岫那样明确提出“废止旧医”的主张；
其次是对阶级斗争的惧怕。当时正在进行着土地改革，划定阶级成份，虽然能戴上地主富农帽子的中医不是很多，但大多数中医的家庭成份不会是贫农或“无产阶级”，因为学习中医往往需要初通文字，所以他们的出身一般在中农以上。尽管1954年第三届全国卫生会议决议中规定：“对私营医院和诊所一般应视为社会福利事业，医生（包括院长）是自由职业者，因工作需要而雇佣一些助手，不宜当作劳资关系来处理”。但实际执行中的偏差还是有的。当然，即使没有偏差，中医被划为农村的“中农”或城市的“自由职业者”，这两类人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团结改造对象，他们不太可能采取明显的反抗行为。
解放前曾主办《医界春秋》，在反对废止中医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上海著名中医张赞臣，于1955年撰文说：“我个人过去虽然参加过中医（反废止）斗争工作，为保存祖国医学遗产尽过一份力量，但在解放以后就没有坚持下去。对于卫生当局歧视中医、违反中医政策的措施，我也敢怒而不敢言，没有能及时揭发出来，并且对中医工作产生了消极观念。现在卫生部门逐步在纠正过去的偏差，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我感到无限的兴奋和无比的惭愧。今后一定认真学习政策文件，学习马列主义，要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肃清自己的错误思想，纠正自己的错误行动，并进一步学习巴甫洛夫学说，更好地为中医工作而努力，为祖国卫生建设事业而努力！”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医和西医相比已在某些方面失去了优势。回忆1929年国民党废止中医时，中医学的内科临床疗效总体上要高于至少不低于西医。1928年陆渊雷撰文，对当时西医治疗感染性疾病或传染性疾病方面存在的弱点，表述得何等淋漓尽致！而自那以后的20年时间里，中西医的发展显示出绝对的不平衡性：“1935年至1945年这十年，由于磺胺和青霉素进入临床，才使以往一大批不治之症得以解决。所以，一般认为现代医学应该从这些相对说来是近来的事件开始”——《希氏内科学》（第15版）的开篇几句，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见解。磺胺和青霉素，取代美兰、萨罗、二二零、杏仁酸、伏洛托品、红色百浪多息等，进入感染性疾病的临床治疗后，使以往一大批不治之症得以解决，西医再也不是20年前只能对证治疗的西医了。这使得惯用六经辨证和卫气营血辨证进行治疗热病的中医，遇到了空前强大的竞争对手。不妨再来看看陆渊雷1951年8月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医只有治疗，是没有预防的。----今天上海的中医对于预防工作，已经很愿意接受去工作。我是中医，不主张消灭中医，而主张把中医科学化。至于中西医（新旧）名称问题，我并不坚持意见，只是把中国医学的种子传下去就可以了。” 其语气的不轻松，完全像在订立城下之盟。这与1928年那篇带有十足讽刺意味的文字相比，差别何其明显！中医学术的停滞和西医学术的飞速发展，使拥有数十万之众的中医阵营，已不那么凝聚而自信了。犹如练了一辈子刀枪不入功夫的武士，面对洋枪洋炮时必然会丧失当年与红缨枪、大刀片搏斗的英雄气概，似乎若不面对现实，那就只有悲壮的结局了。
由于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阶级斗争的惧怕、对中西医优劣的重新比较，在中医学存续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刻，中医界并没有像30年代那样奋起抗争。倒是毛泽东主席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发现了卫生部存在的严重问题，及时进行了批判和纠正，才改变了中医发展的历史。
在“三反五反”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毛泽东主席看了白学光写的一篇反映军委卫生部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报告后，联想到其他政府部门或许也有类似的情形，于是，1953年4月3日就白学光的报告写了如下批示：
“周恩来、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诚各同志：白学光同志这个报告，深刻地揭露了军委卫生部的领导方面所犯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因为白学光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是否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有多大的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塌湖涂，既看不到政治领导，也看不到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只是没有白学光这样一个人做出这样有条理有根据的揭露，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请习、乔参考白学光的报告，严肃地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看和军委卫生部好的多少？并对存在的问题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天津医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毛泽东同志论医药卫生工作内部发行 1960：16-17
]。”
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中央文委对卫生部的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检查，从而发现卫生部在贯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方面，存在着轻视、歧视、限制中医的严重错误。
毛泽东主席于1954 年春节座谈会上再次指示必须改进中医工作，为卫生部门制定中医政策确定了新的指导思想。1954年2月25日政务院第206次政务会议批准的《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决议》，在总结卫生部过去4年来的工作情况时指出：“我们对中医常常片面强调他们的缺点，没有看到中医是我国宝贵民族文化遗产之一，在广大人民中有很大作用，因而产生轻视和歧视的现象。”
《决议》强调，必须采取下列措施，以加强中医工作，充分发挥中医力量：
（一）在各级卫生人员中，普遍进行关于团结中医政策的教育，坚决克服忽视和歧视中医的偏向；
（二）各级卫生机关应酌情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建立和加强管理中医的机构。各大区、省（市）均应在最近期间召开一次中医代表会议，听取其意见，改进中医工作；
（三）保证中医的正常开业。中央卫生部原已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和“中医师暂行条例”，要求过高，不切实际，应行修改。联合诊所中，并行实行按技术、劳力取酬的工资制度，其内部成员的关系不能视为劳资关系；
（四）中医进修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进修内容应交流中医临床经验，同时学一些必要的西医基础医学知识和政治知识；
（五）对成药管理应制订妥善办法；
（六）举办中医药研究所，扩大针灸研究工作，举办针灸训练班。为防止中医经验的失传，对全国各地有经验的年老中医，应用通讯和访问等办法，把他们的经验记录下来，鼓励他们传授。在西医中指定有研究能力的人研究中医学，吸取其合理部分；
（七）健全中医团体，加强领导。改进和提高中医药刊物。
上述各项措施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对改进中医工作的指示精神。毛泽东主席的批评与指示，1954年6月29日在卫生部进行了传达。对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做法展开批判的过程，实际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传达、贯彻毛泽东有关指示的过程。台湾关心中医事业的陈立夫先生曾说：“毛泽东对中医药，他是有功的。-----所以，我将来要给毛泽东写传，要颂扬他。”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中医走进了西医独占的医院，并在全国成立了多所中医医院，为验证中医疗效、开展中西医结合，奠立了基础；开展了大规模的西医学西中医的运动，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自本世纪开始之后，中医长期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只有中医学习西医的必要，而没有大规模西医学习中医的可能；成立了中医研究院，使古老的中医学术能够逐渐得到科学的解释、验证，走进现代科学的殿堂；成立中医学院，使古老的中医学成为吸引有志青年的高等学府，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医后继乏人和自生自灭的低素质循环的状况……这一切为中医的复兴奠立了基础。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卫生部总结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的情况报告上批示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可以说这是中医学在本世纪内获得的最高评价，一向被认识为不科学的中医学以及它的从业人员，此前是不敢奢望的。
中医的地位恢复之后，中医学的完整性才得以保存，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学说才有可能得到丰富和发展。但是，在中西医结合的背景下，人们不可避免地会以西医的观点看待传统的中医理论，关于伏气温病的学说，就引发过这样的争论。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于1965年5月31日在国家科委中医中药组成立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修订中医教材的问题时说：“关于编写中医教材的问题，我从1955年开始一直到1963年，不断地在抓中医教材，1960年比1956年的教材质量提高了，原因是中医经过温课提高了业务水平，在教学上比以前边编、边教、边学时方便了，效果也好了。但没有过去边编、边教、边学的实践，就没有后来的提高。这时我主观认为，再过三年，教材就可以大大提高它的科学性了。但到1963年把各省的教材稿一看，打破了我的想法。我只好降低要求，提出：①按中医体系编写。②凡明显违反科学常识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编写进去。即使这样降低标准，还碰了大钉子。如《伤寒论》中提到冬天中了寒，当时即发病的便是伤寒，若传入肌肤，春天发病的为春温，暑天发病的为暑温。我认为这一类内容就不应该编入教材中去。可是有少数中医认为《内经》是这么说的，张仲景也是这么说的，不能违背经文，否则就没有《伤寒论》《温病学》了。甚至有的中医联合别人提出要保护中医与我斗争，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训。我深深体会到若不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科学实验，来研究整理，把精华和糟粕分开，想要提高教学质量，把中医教材提高到现代科学水平是不可能的。”
郭子化提到的区分精华和糟粕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即如他所说的“伏气温病”至今仍然保留在《温病学》教材中，对这一学说的科学性评价尚未取得统一的意见。其实古人提出“伏气温病”的概念，是因为他们注意到了疾病的远期引发因素，即使是发病急促的传染病也应该追溯较长时间以前的致病原因，而不能及仅仅着眼于近期的情况。如果单从微生物病因学角度分析问题，这种观点是无法理解的，然而外感病初起常常表现出各种不同证型的事实，促使古代医家去探究相应的理论解释，所以提出“伏气温病”的概念，以说明与“新感温病”初期证候和治疗方法的明显区别，这在中医临床上具有重要价值，不能武断地当成糟粕轻易否定。为了保持中医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方针是比较可取的。中医教材的“现代科学水平”的标准本来难以确定，教材质量只有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提高。
各地中医机构的建立，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比如北京市公共卫生局自1954年下半年起，陆续在市立第三医院、儿童医院设立了中医部，在市立第七医院设立了中医门诊部，并成立了三百人门诊（量）的综合性第二中医门诊部，作为指导中医业务的核心，原有中医机构也予以充实扩大。至1955年10月北京市市属中医医疗机构共有中医门诊部两处，医院中医部两处，医院中医门诊部两处，针灸门诊部一处，参加工作的中医共48人。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在遴选参加医院工作的中医时，充分考虑到维护中医内部的团结，邀请北京市中医学会推荐人选。
通过半年的临床实践，新建立的中医机构在治疗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儿童医院中医部内科门诊有效率为72%；病房会诊治疗有效率为68%；针灸科治疗有效率为93%。针灸门诊部门诊治疗有效率为88%；耳鼻喉医院用中医针灸疗法治疗急性扁桃体炎有效率为99%。这些不可否认的事实证明，中医对很多慢性病、急性传染病、儿科疾病以及在正骨、痔瘘等方面都有宝贵的医疗经验和科学价值。此外，不少西医长期没有治愈的病例，经中医治疗后痊愈或病情减轻。如第三医院治好了支气管喘息、心内膜炎、高烧不退、胃痉挛等；儿童医院针灸科治好了四肢麻痹、痉挛、小便失禁、风湿性关节炎，内科治好了肾炎、小儿脱肛、腹泻等；第七医院治好了痛经、消化性溃疡、先兆流产等；第一医院针灸科治好了癔病、呕吐、关节痛等；第一和第二中医门诊部治好了闭经症、慢性消化不良、支气管喘息、遗尿、慢性胃溃疡、面神经麻痹、半身不遂、关节痛、脱臼、痔核、肛裂等病。针灸门诊部在去年全部4696个病例中，治愈或治疗有效的占88%。
由于中医在治疗上具有显著疗效，西医开始认识到中医的作用，初步扭转了对中医盲目轻视和不信任的态度。在设有中医部的医院中，中西医间的相互了解、沟通加深了，已开始出现一些中西医合作的事例。如治疗急性肺炎，一面输氧气，一面服中药；治疗支气管喘息，一面注射强心剂，一面服中药；还有在外科方面，有用中药红升丹治疗久不收口的外科手术化脓等病的。西医的急救和诊断技术也帮助了中医从容治疗和更为确定的诊断。中西医发挥各自的所长，相互为用，正如儿童医院中医姜大夫说的：“我来医院后，治病的胆子大了，因为有了依靠，过去不敢治的病，现在也敢治了。”
以上事实说明，直至50年代末仍有一些西医对中医抱有怀疑和歧视的态度。但顽固的偏见并不能阻挡历史潮流，在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华医学会的推动下，毛泽东主席关于西医学习中医，整理与发掘传统医学的号召，变成了千万人参加的社会实践，越来越多的中医走进了西医医院的大门。吸收中医参加医院工作的初衷是为了推动西医学习中医，促进中西医团结合作，而客观上却起到了验证中医学术、提高中医疗效的作用。
余云岫等废止中医派人物认为中医经验不过是“偶合幸中，贪天之功”，中医理论是根本没有指导意义的玄学怪论。通过中医进医院，促使中医从个体封闭的医疗环境走进更加广阔的领域，在实证检查设备面前，把个人的“袖里春秋”摆到科学的殿堂上，在众人面前经受时代的考验。而大量医疗实践的结果，证明了中医理法方药的有效性，使不相信中医的西医改变了观点，鼓舞许多在学术上有了一定造诣的西医走上了中西医结合、整理和挖掘祖国医学遗产的道路，也使中医药从业人员对自己掌握的学术产生了空前的信心。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5-19 08:32:55

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中医进医院和西医学习中医运动的开展，在越来越多疾病的诊治中实现了中西医的团结合作。这是中西医结合的最初形式。中西医团结合作，就是在相互尊重，相互团结的前提下，双方在诊治同一病人的过程中进行配合和协作，主要采取西医诊断，中医治疗或中西医共同治疗的方式，通过临床观察，对中医优于西医的独特疗效加以验证，然后进行总结加以推广。这是一种以临床观察为手段的科学研究。
中医外感热病学说在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中显示出的优越性，充分说明了在中西医结合的条件下，更能发挥中医外感热病学说的作用。流行性乙型脑炎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烈性传染病，叮咬过病人或病畜的的蚊虫再叮咬健康人时，将一种嗜神经性病毒染入体内，使大脑神经系统受到侵害，出现高热、剧烈头痛、呕吐、意识障碍、抽搐等，病况与日俱增，经过10天左右，轻者向愈，重者丧生，存活者中将有7-20 %的人留下精神失常、失语、痴呆、偏瘫、智力减退等后遗症。建国初期，人民政府把防治各种传染病作为卫生工作的重点之一，一方面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一方面积极组织有关的科学研究工作。著名医学科学家钟惠兰、储福棠、微生物学家黄祯祥等，都在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临床研究或病因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乙脑”疫苗的研制成功，为进一步开展试验研究和临床预防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发现该病的地区来看，仍略有扩展趋势。人民群众特别是小儿，仍未解除这种可怕的威胁。防止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危害，就成为我国医药卫生问题上一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流行性乙型脑炎是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规定的22种传染病之一。一旦发现这种病例，一般公立医院、私人开业医师以及普通群众，都必须立即报告卫生行政机关，把患者送入传染病治疗机构进行专门的隔离治疗，同时对发病所在地进行严格消毒，以防蔓延。
然而，专门隔离治疗的效果并非令人满意，北京中央人民医院西医专家高崇基指出：“西医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没有针对病原的特效药物，只是面对这种严重的病状施用一般的对症疗法，高热就用冰枕，头部敷冰袋，温水或酒精擦澡，冰水灌肠，发汗药或退烧药物，但是这些处置对脑炎的高热并不能使之有效的降低；抽风就给镇痉药物，严重的病人也不能终止发作；对脑炎病人的昏迷，根本无办法解救，只能针对呼吸和循环衰竭给予输氧和兴奋呼吸或循环之药物；防止并发症可给予抗生药物，以及安装胃管鼻饲输入饮食水分和服药，其他则系护理方面防止褥疮，尿便处理------总之西医对脑炎的治疗不是主动的根本治疗，而是侧面的治标的方法，并不能达到所期的效果，很多的重病人仍不免遭到死亡的侵袭，血浆疗法及免疫血清疗法，虽可降低一些病死率，但从治疗观点上仍难使人满意。”
以发热为重要特征的外感病，几千年来一直是历代中医学家研究的重点课题，《内经》中的“热病”、《伤寒论》中的“伤寒”、《瘟疫论》中的“瘟疫”、《温热论》、《温病条辨》中的“温病”等，都包含了多种急性传染病，虽然中医古籍中不曾有“流行性乙型脑炎”的记载，但书中对“暑温”、“暑风”、“伏暑”、“暑厥”等病的描述，与“乙脑”的发病季节和临床表现极为相似，中医温热病里所说的暑温，虽然不能指定就是流行性乙型脑炎，但至少流行性乙型脑炎应该包括在中医的暑温之中。中医治疗温病的丰富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但是这一点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医师们听到“乙脑”这种从未听说过的烈性传染病，也不敢用治疗温病的传统方法进行治疗，只是在党的中西医结合方针得到初步落实后，中医被请进公立医院，才有机会在西医明确诊断和配合治疗的情况下，征服“乙脑”这种烈性传染病，从而大显了自己的身手。
卫生部部长助理郭子化在1956年中华医学会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介绍说：“1952年8月济南市山东省立医院曾有6例流行性乙型脑炎由中医治愈，但当时并未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而有组织有领导的在中西医密切配合下由中医主治流行性乙型脑炎则是在1954年毛主席对中医工作指示后从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首先开始的”。
1954年石家庄市传染病院中医治疗“乙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石家庄市开业中医郭克明，于1954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放弃私人诊所，进入石家庄市传染病院参加工作。“乙脑”流行期间，他在石家庄市传染病院和石家庄市卫生局领导的支持下，开展了中医药治疗“乙脑”的工作。其治疗方法主要是解毒、清热、养阴，并忌发汗、忌泻下、忌利尿、忌用辛燥刺激等兴奋药、忌用冰袋冷敷等；所用方药则是以白虎汤为主，重要药物有石膏、全蝎、蜈蚣、犀角、羚羊角、安宫牛黄丸等，一般患者服药后都能在短期内退烧，1至2周痊愈出院，很少留有后遗症，半数以上属极重型病例的34例“乙脑”患者，经用中药治疗竟然全部获愈！这一消息在“乙脑”死亡率高达30—50%的当时，对整个医学界犹如一声惊雷！
中央卫生部对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问题十分重视。从北京等7个城市选派了17名有多年在传染病院工作经验的西医到石家庄市传染病院进修学习，并于1955年春派遣工作组前往石家庄市调查1954年中医治疗“乙脑”的情况。“但由于调查组的某些同志思想不纯，在那富有政治意义和科学事实的面前，不是用积极的负责态度，从政策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出发，诚恳地搞清事实和协助解决问题，而是一味地挑剔这不是，那也不是，甚至提出‘是否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怀疑’，来企图否定一切。”[ 《健康报》社论  积极推行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经验  转自中医杂志 1955；10：2]最后这个调查组并没有得出可信的结论。
1955年8月，卫生部决定重新派遣视察组，实地考察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情况和当地举办的中医治疗“乙脑”训练班的教学效果。视察组由卫生部部长助理郭子化负责，由北京中央人民医院、北京医院、北京市儿童医院及卫生部抽调的2名中医和4名西医组成，他们8月17日抵达石家庄，通过座谈、访问、听汇报、临床观察等各种形式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视察组成员、北京中央人民医院西医高崇基回忆说：“我们看到了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里中医治疗的10名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病人，他（她）们都很安详地住在病房里，有的尚在恢复，有的已经开始练习活动了，他们都是非常高兴。但是当住院时的严重情况，由于高烧和神志昏迷的缘故，他们自己却是不知道的；家属们告诉我们说：‘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任事不懂了，要不是到这里来治，人就算完了------’言际笑容满面，喜形于色，足够证明住院当时病人情况的危笃，和如今两种不同的心情了”。“有的同志怀疑到诊断是否正确的问题，和治疗效果是否肯定的问题，我们翻阅了1955年度中医治疗的病案（石市传染病院），并在临床观察了10例病人，访问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及病人家属，以及治疗脑炎短期训练班学员们的座谈，我们有根据地说，在临床诊断上流行性乙型脑炎是确定的，中医治愈率的统计结果也是肯定的。首先石家庄是乙型脑炎的流行区，发病季节又与乙型脑炎相符合，年龄性别上又不专限于某些个别情况，症状表现及身体检查神经系统症状都和乙型脑炎相同；化验检查方面，血液、脑脊液检查及血清学检查，也不例外地都证实了乙型脑炎的诊断。”[ 高崇基学好祖国医学，造福人类——基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成就  中医杂志 1955；12：11-12] 截至8月22日，1955年度石家庄市传染病院中医治疗的20例乙型脑炎中，治愈者17例（包括重型和极重型者9例，轻型者7例），死亡者3例（一例因并发中耳炎败血症未兼治而死亡，一例因治疗过晚而死，一例死因未明）。总结1954年34例、1955年20例“乙脑”病人，治愈率分别为100%和90%以上，“这样卓越的疗效，在近代医学中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效果上，无出其右者。”[ 高崇基学好祖国医学，造福人类——基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成就  中医杂志 1955；12：11]
另外，北京预防医学科学研究工作者还前往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从4例“乙脑”死亡患者的脑组织中分离出4株“乙脑”病毒，诊断得以进一步确定。后来采用了取自高顺生脑组织的一株病毒进行培养，并以“高顺生”名字命名，一直被制备“乙脑”疫苗所应用。[ 又当年亲经此事的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老中医吴蔚先生口述。]
1955年9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召开扩大部务会议，听取视察组关于石家庄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疗效的视察工作汇报。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有苏联专家、在京的中西医学专家和北京各医院的负责人等。“会议确认了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显著疗效，并做出决定：卫生部责成凡是有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生的地区的卫生部门及医院必须学习和推行这种疗法。”[ 卫生部召开扩大部务会议决定推行中医治“乙型”脑炎的经验  中医杂志 1955；10：11（原载《健康报》）]
在1955年12月19日中医研究院成立典礼大会上，石家庄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小组同重庆市痔瘘医疗小组、唐山市气功疗法小组以及治疗血吸虫病药物“腹水草”的贡献者，一起受到卫生部的表扬，并接受了卫生部颁发的奖状和奖金。之后，河北省卫生厅组织编写的《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法》印行，郭克明也专门撰写了回答许多中医同道询问石膏用法诸问题的文章在《中医杂志》上发表[ 郭克明关于临床应用石膏的一点经验介绍  中医杂志 1956；3：148-149]，郭克明先生还曾经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石家庄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开始在全国“乙脑”流行地区推广。
如果比照龙伯坚提出的进行临床研究的三个步骤——“找线索、肯定疗效和找理论根据”，中医治疗“乙脑”的研究算是进入了第二阶段，即“肯定疗效”阶段。龙伯坚强调的肯定疗效工作中必须具备的起码的六项手续是：“一，正确的诊断；二，临床病理及生理观察；三，周密的对照；四，详尽可靠的纪录；五，比较长期的追踪检查；六、上百上千足够数目的病例统计”[ 龙伯坚中医研究工作的几个问题  健康报 1957 年1 月25日 ]。如果按照这一思路继续将中医治疗“乙脑”的研究工作进行下去，应该随着六项手续的逐步落实，最终总结出治疗“乙脑”固定的特效方药，进而通过现代药理学研究，确定并提取其中的有效成分，则将会对世界医学科学做出重要贡献。但事情远远不是如此简单，石家庄治疗“乙脑”的经验在推广过程中遇到了新的问题。
   1956年7月至8月初，北京市发现了少数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在西医诊断和输氧、注射青霉素预防并发症等必要措施的配合下，根据石家庄的经验直接以中医治疗，效果很好。北京市儿童医院在此期间共收治“乙脑”患者25人，结果23人治愈。但是，8月5日以后，发病人数骤然增多，2/3以上患者为10岁以下儿童，病势比较急重。“有人忽视了随证施治的原则，生搬硬套石家庄市过去使用的成方来治，结果，治疗效果较差。有些患者服药后，高热不退，甚至病势加重，或产生腹泻症状。这时，某些人就对用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方法发生怀疑，说是‘石家庄经验不灵了’。对流行性‘乙型’脑炎又产生了束手无策之感”[ 运用中医治温病原则治乙型脑炎健康报第463期  转载于中医杂志 1956；10：505 ]。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许多乙脑患者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同时，经卫生部先后两次派遣调查组才充分肯定了的石家庄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卫生部和北京市卫生局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陆续调配了一批中西医药护理人员，增强治疗力量。卫生部指示中医研究院抽调10余位经验丰富的中西医师组成治疗脑炎工作组，支援北京市的治疗工作。著名中医蒲辅周也参加了工作组的治疗和研究。
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经过调查北京市传染病院和儿童医院8月5日以后治疗“乙脑”的情况，认为某些中医师没有注意到多数患者的病情有“偏湿”的现象，忽视了随证施治的原则，是使某些治疗不够顺利的重要原因。
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对“乙脑”的中医辨证施治问题作了具体详细的分析，指出：“根据历代医家的大法，石家庄把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经验归纳为清热、解毒、养阴三个方策，随证施治，灵活处方，这个方法是正确的。这些方法，是以历代中医治‘温病’的方法为根据的。温病有不同的类型。流行性‘乙型’脑炎虽然病原相同，但因患者体质不同以及气温、季节等对患者影响的不同，患者的病变也有差异。其中有‘偏湿’、‘偏热’之分。‘偏湿’的即‘湿胜于热’的，病状的特征是高热无汗、渴不思饮、舌苔白腻或黄腻，脉象沉濡弦数，腹泻。‘偏热’即‘热胜于湿’，特征是高热有汗、大渴引饮、舌苔黄燥、脉浮滑洪大。对这两种病型，治疗步骤也应有不同。今年立秋前后，北京地区阴雨较多，天气湿热，这也影响到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大多数患者有‘偏湿’的现象。而根据记录来看，石家庄过去一两年所治的流行性‘乙型’脑炎病例，‘偏热’的较多。因此，今年北京某些中医沿用石家庄的成方来治疗病情‘偏湿’的患者，过早地使用清凉苦寒药物，结果是‘湿遏热伏’，效果不好，甚至造成患者外闭内脱的现象。至于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初起时有脉浮洪、舌黄燥、高热有汗、大渴引饮等这些‘偏热’的现象，用清凉苦寒药来治疗，效果仍是很好的”。总之，并“不是‘石家庄经验灵不灵’的问题，而是运用这些经验得当不得当的问题”。工作组指出：“对北京市今年的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必须认真研究病情的特点，随证施治。对‘偏湿’现象的患者，首先要服用宣解湿热和芳香透窍的药物（如鲜藿香、郁金、佩兰、香薷、川连、鲜荷叶等）”。[运用中医治温病原则治乙型脑炎  健康报第463期  转载于中医杂志 1956；10：505 ]
工作组主要成员蒲辅周撰文指出：“两三年来，中医对于流行性乙型脑炎，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也能够掌握在治疗上的一些基本方法，即是了解了脑炎是一种热性病，属于中医温病的范畴，运用中医治疗温病的方法来治疗脑炎，就能够取得效果，从1954年起，石家庄传染病医院的中医师们所取得的经验和去年各地吸取这个经验的效果来看，都非常正确。但是，如果我们运用不得当，掌握不确实，任何好的经验都会发生毛病，因此我体会到：石家庄的经验，既然出于温病学，我们就不该不揣其本而啬其末的只在验方、效方上着眼，而是应该从温病学里面来研讨”。蒲辅周指出，明清两代温病学名家的温病学著作对流行性、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树立了规范，当代中医遵循这些规范能够找出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途径，“但是不等于说已经具备了治疗脑炎的特效方或者已经有了特效药（这一点不是办不到，也正是我们所追求的，不过目前还不可能）。即以辛凉重剂的白虎汤而论，有它的适应证，也有它的禁忌证，一切方药都是如此，全在于用之得当与不得当。至于如何才是得当，就必须掌握中医治疗上的一些原则了，我们处理任何疾病，都离不开三因、四诊、八纲、八法，处理脑炎更应仔细，不如此不能认辨错综复杂的病情；不掌握病情，不能发挥治疗上的效果。中医治病的特点，是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做到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各种不同的气候环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发病因素。各人不同的秉赋体质，会产生各个不同的感受，若干不同的方药，供我们运用来分别处理。说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能够掌握辨证施治的原则，就能够执简驭繁。根据病的表里虚实，来确定药的先后缓急，是一切治疗上的关键问题，吴鞠通说他的《温病条辨》：‘是书着眼处，全在认证无差，用药先后缓急得宜’。数十年来的临床工作，使我深刻地体会到：要做到认证无差，还需要不断地钻研和学习。”[ 蒲辅周  参加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一些体会中医杂志  1956；10：506]
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8月下旬在北京使用他们所说的方法治疗了一部分“乙脑”患者，效果显著，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有的患者最初连服大量石膏、犀角、羚羊角等寒凉药物，反而高烧不退，病势不减，而当及时改用宣化利湿、芳香透窍的药物后，病情则很快好转。他们的正确认识得到了实践证明。
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的学术见解引起了北京市各医疗单位和卫生行政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在工作中逐步被推广，引起了人们的进一步研究。从此中医界开始强调，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必须遵循“随证施治”的原则，不能按照“一方一病”的思路将某地的具体经验生搬硬套。
在1964年“乙脑”开始流行之际，《中医杂志》第7期连续发表了数篇介绍“乙脑”辨证治疗经验的文章，如“对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热、痉厥、昏迷的临床证治体会”、“辨证论治对兼湿类型乙型脑炎的治疗效果”、“参加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工作的点滴体会”等，表明经过几年的临床研究，中医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认识日益深刻，治疗经验不断丰富。如北京中医学校方和谦在文章中指出：“1955年石家庄治疗脑炎，发病偏于暑温证型者较多，而1956年北京市的发病又多夹湿邪，湿热为浊之患；去年我们参加本病治疗时，发现患者又偏于表邪闭郁，无汗喘促者为多，入院的危重患者，常先伤于肺气之化原（呈呼吸衰竭状态），而不同于前数年的心神内闭，内闭外脱症（心力衰竭状态），所以在医疗处理上就采取了透表达邪、清热解毒的治法，每收到预期效果。”[ 方和谦  参加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工作的点滴体会  中医杂志 1964；7：8]
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卓著疗效是举世公认的，这一成绩首先是中国传统医学的成绩，首先是中医取得的成绩。但是，这一成绩，是在西医的辅助治疗和科学护理的密切配合下取得的，如果不是请中医进医院工作，“乙脑”患者被收进专门治疗传染病的机构隔离治疗，中医则不可能有用武之地；散在的开业中医即使有机会在辨证施治原则指导下治疗“乙脑”，也不可能单独取得如此显著的疗效。正如重庆市第一中医院的“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方案初稿”一文所说：“必须指出：（1）中医对脑炎的疗效为什么能有这样高？它是与西医的抢救（如输氧、鼻饲、强心等等）、正确的诊断、精密的观察、科学的护理分不开的；（2）获得这些成绩，并不是使我们可以自满，而是通过脑炎的治疗，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诚如四川卫生厅给我们指出的：‘通过这次中西医之间的合作，使工作得到顺利地进行，是该院中西医护人员深深的体会到只要依靠党的领导，遵照党的政策办事，治疗总以救人第一，不固执个人成见，取长补短，互相交流经验，这样不仅在中西医合作工作中能克服困难，同时为中西医共同整理祖国医学也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3）也诚如河北省卫生厅厅长段惠轩同志所指出的：‘介绍和研究中医治疗脑炎的经验，也并不是减轻西医治疗脑炎的责任。中医和西医应该团结起来，彼此学习、帮助和合作，共同做好脑炎的防治工作。”[ 重庆市第一中医院  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方案初稿  中医杂志 1956；10：512]所以，中医治疗“乙脑”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是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这一点是必须予以强调的。
中医治疗“乙脑”的成功经验，对西医学习中医无疑是一极大的鼓舞。如吕维柏回忆说：“郭子化同志发表的石家庄中医治疗乙型脑炎成就的报告，给了我极大启示。这一报告治愈20例的事例，有‘清热、解毒、养阴’的中医理论，而且有权威性，是部长助理率领中西医视察组经实地调查后写出的，再加上听了石家庄市卫生局袁以群同志在中华医学会所作的学术报告，许多数字材料都使我认为这一结论是可信的。由此想到，中医学真的有这样高的疗效，哪有什么不值得学的呢？因而当领导上来动员我参加西学中班时，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吕维柏坚持中西医结合为继承发扬中医学而努力中西医结合杂志 1986；特刊：47]
在中医治疗“乙脑”的临床研究工作中，突出地显现了依据西医诊断的“病”来肯定和总结中医疗效的方法与中医传统的辨证施治原则之间的矛盾，也从而显现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后来的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
国家七五攻关课题之中，有中医药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的研究，充分展示了中医治疗急性传染病的成果。南京周仲英研究组治疗1127例流行性出血热，中医药组治疗812例，病死率为1.11%；西医药对照组治疗315例，病死率为5.08%（P＜0.01），中医药明显优于对照组。江西万有生研究组治疗413例，中医药组为273例，病死率为3.7%；西医对照组为140例，病死率为10.7%（P＜0.01），中医组优于对照组。由于时地人等条件的不同，周仲英治疗以清气凉营为主，万有生则以治湿毒法为主。同为西医的流行性出血热，按西医的理论，病原同，治疗措施也应当相同，但中医根据辨证施治的原则，治法不同，却都疗效很好[ 见中国中医研究院编：《中医药防治非典型肺炎（SARS）研究（二）》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36页]。
除了上述的典型例子之外，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肺炎、黄疸性肝炎、急性胃肠炎、痢疾、扁桃体炎、上呼吸道感染、肠伤寒、斑疹伤寒、猩红热、白喉、流行性出血热、疟疾等疾病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所有这一切，既验证了中医的外感热病学说，又提高了中医的治疗效果。可以说，中西医结合是中医外感热病学说发展的有力促进因素。相反，如果不与西医相结合，中医的外感热病学说，就难于取得长足的发展，甚至于有可能被时代所淘汰。现今临床上广泛使用的清开灵注射液、双黄连注射液、鱼腥草注射液、穿琥宁注射液等一大批能够做静脉注射的中药制剂，无疑是凝聚了中西医结合的成果，拓展了中医的外感热病学说，使古老的中医学术有了时代的气息。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5-19 09:24:24

我:
建国初期，中医西化的原因除了教育引导不当之外，普遍认为中医理论陈腐玄虚的悲观情绪和没落意识，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根源。某著名教授在“中医科学化”错误思潮影响下，于1953年撰著《中医学术研究讲稿》，其中充满了对中医理论按西医标准进行评判和改造的论点，他说：“五脏六腑之分，全无意义，予以废除，亦无碍于中医之发展”。他对中医的呼吸理论、脉搏机制也完全按西医的解剖生理为是非标准进行批判。笔者在这里翻开这些陈年旧帐，并不是要追究谁的历史责任，而是用以揭示当年中医学没落到了什么地步，只是为中医学感到悲哀！
雷丰岳: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我:
@雷丰岳，感谢鼓励！我认为需要认清历史真实，不要错打了板子。
我:
“有病乱投医”，这是中医界当前一个通病，自以为可以“一言兴邦”，也许是一个不自知的错误主张。
我:
建国初期，中医界自身普遍存在没落意识，这是不争的事实。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5-19 09:24:52

我:
这个现象背后，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不是莫个人的责任。
雷丰岳:
是的，您的历史研究极有价值！真正是全面，历史的看问题思路。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5-19 09:25:49

黄宝栋？感恩:
中西医结合不是行与不行或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能与不能的大事。即是毛主席在解放初期说过中西医结合，那也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们是辨证唯物主义者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时过境迁，更何况我们不应当用神、仙的标准或者圣人的标准來定位和要求毛泽东。所以还是请同台网友最好不要在中西医结合這一伟大而承接千年延伸未来民族文化命脉的严肃、慎重大事大非上却因毛主席而出问题，甚或犯不可恕饒的罪过！
王世保:
2007-10-25 16:10
卫生部长陈竺在北京香山举行的太平洋健康高层论坛上强调的是突破中西医学之间的壁垒，建立融中西医学思想于一体的二十一世纪新医学。这种医学兼取两长，既高于现在的中医，也高于现在的西医。
王世保:
 2014-11-28　
陈竺：汇聚中西医学构建现代医学体系
——在首届中医科学大会上的主旨演讲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陈竺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就提出了“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思想，继而我国在“中西医结合”概念指导下，进行了很多有益的研究和探索。
努力突破中西医学之间的壁垒，建立融中西医学思想于一体的现代医学体系，这种医学兼取两长，既高于现在的中医，也高于传统的西医
雷丰岳:
《活下去！》

      全球最佳最短新闻采访《大家都要活下去》

      在一个有众多名流出席的晚会上，鬓发斑白的巴基斯坦影坛老将“雷利“拄着枴杖，蹒跚地走上台来就座。
主持人开口问道：
      “您还经常去看医生？”
      “是的，常去看。”
      “为什么？”
      “因为病人必须常去看医生，医生才能活下去！”
      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人们为老人的乐观精神和机智语言喝彩。
      主持人接着问：“您常请教医院的药师有关药物的服用方法吗？”
      “是的，我常向药师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5-19 09:26:49

我:
雷丰岳，感谢鼓励，讨论中医复兴，要有建设性方针建议，“自我从属”的自打耳光不行，一概不管时代背景，与当代学术体系格格不入的“活化石思路”也不可取，中医有责任说明自己的学术特征，不是依靠别人来讲中医故事，必须用时代可以理解的语言与大众交流。“真神仙一定会说人间话”，不会说人间话的不是“真神仙”。
雷丰岳:

雷丰岳:
非如此不足以面对健康中国的人民需求，成了自说自话！
雷丰岳:
在建设健康中国的实践中振兴中医，才符合中医的历史发展规律。
我:
@雷丰岳中医有历史辉煌、近代坎坷、现实作用、未来价值，所有出现的问题，只能在发展的过程之中解决，而不是纠缠于历史旧账之中不能自拔。
雷丰岳:

雷丰岳:
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雷丰岳:
为了杀猪而磨刀，不能在磨刀中忘了杀猪。
林建: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雷丰岳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5-19 09:37:56

我:
@林建 @雷丰岳，与民族复兴一起，走向未来。就如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积极争取有利政策，唤醒、团结大多数中医人员，一起奋斗于振兴之旅。
雷丰岳:

夏天的小白兔桂银才:
@王世保 不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毛主席早就讲过，中医和西医只是学术而已!他在青年时期早就指出中医和西医的区别，只是后来有些人就是不宣传毛主席的思想观点吧了。“我们也选中医”和“我们首选中医”的区别谁不清楚？就连习主席的原话，他们就敢杜撰，你有什么办法。这就是当下资本利益的魔障!
尹喜大中医福娃:
赞叹桂老师，曹老师与大德老师们公布真相 1954年毛泽东：中国6亿人的健康靠中医不是靠西医。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31/23718183_0.shtml
夏天的小白兔桂银才:
有资格证的中医生，李鬼多，李逵少。所以一定要有新思路，走新时代师承之路，才能破解当下中国医学之藩篱，否则，尽管大政策较好，也难免中医的“不断消亡”。
雷丰岳:
伪军太多，劣币驱逐良币。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5-19 09:41:10

954年毛泽东：中国6亿人的健康靠中医不是靠西医2013年03月31日 10:35
来源：党史博览作者：游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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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毛泽东在1954年就及时纠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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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党史博览》 2007年第11期，作者:游和平,原题为：《毛泽东对中医药情有独钟》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瑰宝,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灾害和疾病作斗争中反复实践总结而逐步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和方法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相信和重视发展中医药,都是他的一贯主张没有专门学过医的毛泽东,在学习历史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中医药学辩证思想和中医药学思维方式,他倡导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200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

中医药以它不可低估的药用价值,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帮助红军度过了艰难岁月

在延安时,由于环境条件恶劣,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开明绅士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

毛泽东则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这一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出发,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此说似乎不无戏言成分,但他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表明了其对中医的情结

1954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并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批示,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延安时期,针对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毛泽东指出: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有关中西医结合发展创新的思想,毛泽东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提出了要“用中西两法治疗”在延安时,毛泽东对名中医李鼎铭说:“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曾认为中医带徒的方法也很好,一面教读医书学理论,一面带他看病,使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种教学方法很先进,带一个出一个,很少出“废品”,所谓“名师出高徒”不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让学生从一开始就懂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

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的演讲中谈道:针对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100多万文盲,2000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新医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来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例如,鲁之俊朱琏等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的成绩,并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

1949年9月,在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各大军区卫生部部长作了明确的指示:你们的西医只有一两万,力量薄弱,你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1955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6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建立机构研究中医药,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们,各机构中应有他们的成员对有本事的中医要当专家看待,按专家的待遇对待

1954年,毛泽东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要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当抱着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教育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真正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1955年12月,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从全国调来76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内抽调部分医学院校毕业生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两年半参加学习的共有300多人1955年9月间,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等地的中医学院相继成立

1958年10月11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在这一批示中,毛泽东还指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人至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毛泽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积极性据1960年全国西学中经验交流会时统计的资料,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有37个,学员2300余人,在职学习中医的有36000余人高中级医药院校,也大多开设了中医学课程,培养了一大批西学中人员其中,大多数成为以后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技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为今天中医药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认为:“学习各国的东西,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西方的医学和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这些近代的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习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以便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在这里,毛泽东最先指出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内涵

针对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

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歧视消灭中医的沉痛教训

尽管中医药教育长期以来以“祖传师承”“开办学校”两种方式在民间延续着,但在1922年北洋政府时期颁布施行教育系列方案时,中医药学就被排斥于正规教育体系之外,此举曾引起中医界的抗争,引发了近代中医抗争运动国民党政府在1929年曾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方针;1936年又提出“国医在科学上无根据”,一律不许执业的谬论国民党当局始终也没有同意中医办教育随着西学东渐,特别是抗生素等药物的产生和应用,西医急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的诊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传统的中医药学临床应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如何认识中医药,怎样利用中医药,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中医药学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医药学的历史局限性,即缺少现代科学的解释,应加以提高他说:“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中医必须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

新中国成立初,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一是有些人对中医抱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说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二是在中医界内部,有些人把中医神秘化,认为中医“百病皆治”“完美无缺”,不需要用现代科学也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加以整理和研究因此,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里,卫生部门领导也一直没有认真执行

1951年,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公开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这一错误观点流传很广,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成为有些卫生行政部门的干部实行排挤和逐步消灭中医的理论依据,从而引起广大的中医和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与1952年10月4日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均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过于苛刻的办法,使大多数中医不能合法执业在国家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中,中医药治疗费用不能报销,中医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1951年12月,卫生部发出的《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通知》,尽管目的是组织中医进修业务,但讲授的大都是西医课程对中医的提高和改造要求过高过急,不是从保持中医传统的理论和医疗特色出发来发展中医,而是错误地认为中医必将被西医代替,由城市到乡村,由乡村走向自然淘汰

当时,由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师资格审查,仅就华北地区68个县来讲,竟有90%以上的中医师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对中医师的考试,由于多为西医内容,使得大多数中医师被淘汰如在天津中医师考试中,其结果仅有1/10的中医师通过在高等教育中没有中医药这一学科,使得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问题没有着落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1954年就及时纠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他又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1955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为了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卫生部于1955年2月2日发出《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对中医行医的限制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通令》称:本部在1951年5月1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宣布废除

1954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医院,开始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并设置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公费医疗也明确规定中医看病吃药准予报销据1958年统计,当时全国已建立了300多家中医医院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吸收中医参加领导工作并设置中医管理机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

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

毛泽东不仅关心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与许多名医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1955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

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于是,舒同的夫人石澜便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担当起了为毛泽东抓药煎药的特殊任务

3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毛泽东感到特别高兴

毛泽东问起刘大夫的药方里有一味“酸枣仁”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要“生熟合起来捣”

舒同夫人石澜回答:“药用的酸枣仁,数陕北的最好当年在延安,主席您住过的那个杨家岭满山都是酸枣树我们常去摘一些酸枣回来,放在衣兜里当水果吃酸枣仁这东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捣碎入药,就能同时发挥两种作用,平衡中枢神经所以您不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这正是刘大夫的高明之处呀!”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对坐在一旁的舒同说:“看看,你的夫人讲得多细,将来可以改行当医生了!”11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1959年冬,刘惠民为毛泽东诊治感冒在开处方时,毛泽东忽然提了个问题,问刘惠民民间常说的“上火”怎样解释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后,毛泽东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刘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站起来,说:“对喽,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毛泽东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一幕是针拨治疗白内障1974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泽东知道后,欣然同意做手术
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示意播放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

做了白内障手术后,需要休息几天,但毛泽东只隔一天就忙着看起书来,唐由之劝阻不住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来说:“唐由之啊,我们的争论,你胜利啦!”他还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V”字形手势唐由之说:“主席,您亦胜利了,因为您要我们用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今天给主席做的白内障手术,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泽东听后会意地笑了

毛泽东:“祝针灸万岁!”

中国的针灸,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针灸的起源,可能比药引还要早,是我国最宝贵的医学遗产之一针灸疗法以操作简单应用广泛疗效迅速安全经济等特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针灸疗法在中国人民对疾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了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但是,自西医传入中国以来,由于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有一些人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对针灸治病的实际需要,一味地说中医针灸“落后”“不科学”,是“土东西”,全盘加以否定

毛泽东熟读史书,对历史上针灸的治疗作用非常了解他在读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时就知道,约在公元前5世纪的扁鹊,用针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苏醒过来,经过其他综合治疗,使病人完全康复,被誉为“起死回生”的妙术《后汉书·华佗传》里,也记载有华佗用针灸治曹操顽固的“头风”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时,熟悉名医甄权的传记,当时鲁州刺史库狄苦于“风痛”,两手无法拉弓射箭,虽经不少医生治疗均未奏效,后请甄权诊视甄权认为只需针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针刺“肩髁”穴后,两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许希传》里也讲到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这些史书所述,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世纪以后,清政府对针灸疗法蛮横地加以排斥和打击,并于1822年下令永远停止在“太医院”中施行针灸疗法从此针灸被当成“土东西”而被忽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对包括针灸术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继承他认为:“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

1955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3月23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

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他打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着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在毛泽东“针灸是科学的”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的针灸疗法获得了飞跃发展针灸不仅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和应用,满足了人民群众医疗上的需要,而且不断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和信赖

1971年7月,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詹姆斯·雷斯顿来华访问《纽约时报》是美国的一份大型传统日报,以及时准确权威而著称该报十分重视选择头版要闻,对于较长的文章,经常是第一段登在头版,其余部分则登在后面詹姆斯是美国资深记者,擅长时政报道,获过多次新闻大奖这年7月,詹姆斯被派往中国采访,在北京参观了很多单位,包括到中医院参观针灸治疗他在访问中不幸患上阑尾炎,在北京一家医院接受阑尾切除手术治疗当时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手术做好,千万不能感染术中使用的是常规药物麻醉术后他感到腹部不适,便接受了针灸治疗回美国后,詹姆斯于7月26日在《纽约时报》头版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头版只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6版上,正题为《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切除手术》,文章占了将近一整版,并配有作者访问北京一家中医院针灸诊疗室的照片詹姆斯当时已经62岁,由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和《纽约时报》在新闻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国人心中,像这样的记者写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极高的动手术可用小小的银针来麻醉,病人不觉疼痛,还可治疗好多病,没有毒副作用,这在西方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神奇事当时又正值白宫刚刚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美国公众对东方大国——中国有一种神秘感,从而使针灸医术的神奇疗效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浓厚兴趣

1972年,尼克松首次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科做颅脑肿瘤的切除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在向尼克松赠送的礼品中,还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醉》一书代表团返美后纷纷宣传“针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国民众的浓厚兴趣,特别是美国医务界对中国针灸医术开始有学习的愿望中医针灸也随之传入美国,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中医热”和“针灸热”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中医药机构,中医药正逐步走向国际化,实现了毛泽东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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