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林先生尽力，为解决赵洪钧先生学位问题技高一筹，令人感叹。

曹东义

研究生岁月余波：管“闲事”为老同学讨学位

己丑牛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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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洪林医学博士

研究生岁月余波：管“闲事”为老同学讨学位

1978年10月，我研究生入学，1981年10月10日，我参加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聘请的院内外几个单位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一致对我的论文给与好评，同意毕业并请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准予授予硕士学位。转年，我得到了硕士学位证书。然而，我们研究生班却有一个同学没有得到硕士学位证书。这个同学是当时在北京中医学院集中进行基础理论学习时我们中西医结合班的班长赵洪钧兄。

他的故事是我们研究生岁月的一部分，并且我们毕业35年后结果发生了堪称前无古人，大概也后无来者戏剧性变化，属于当年研究生岁月的余波，所以我把这个故事插放在这里先介绍给朋友们。

我与洪钧兄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1978年首届中西医结合研究生班的同班同学。他的研究方向是东西方比较医学史，我当时的研究方向则是经络实质与针灸的现代科学机制。他分属研究院的医史研究室（现医史研究所），我分属研究院的针灸研究所。毕业前，我俩的宿舍互为隔壁。他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的勤奋程度，我和同学们都有目共睹且由衷钦佩。

由于我们不在一个研究所，毕业后也没有见过面，所以他未被授予学位的原因一直不得而知。只是他的毕业论文《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出版后，我直接或间接知道了他这篇23万字的著作在国内外有关学术界都得到极高评价。这让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如此有学术价值和影响的大作未被授予要求并不那么高的硕士学位？直到2016年11月，即我们研究生毕业35年后，通过我们“自豪的第一届”研究生同学群一次偶然的交流，我才知道并理清了主要原因。

大背景应与当年我们毕业前在衡阳召开的全国中医工作会议有关。一些中医界人士在会议上对中医发展方向和中西医结合路线提出质疑。小背景是，衡阳会议的影响引发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部分中医人士，对时任院长季钟朴和党委书记王恩厚比较重视中西医结合工作不满（季院长不久离任了）。洪钧兄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生，毕业论文又是研究近代中西医之争，尤其是王恩厚书记特意请他给院部科以上领导们专门做了一次很有影响但不合时宜的学术报告，自然在科学院学位委员会部分中医人士方面引来一些反作用力。简言之，乃非学术因素影响了洪钧兄获得硕士学位！尽管，有的答辩委员当时就表态，洪钧兄的毕业论文水平授予博士学位都不为过！

基本理清了这些情况后，我在理智和感情上都很为老班长抱不平，这种比窦娥冤还冤枉的冤案怎么能出现在我们天天讲科学的科学院？！并且落在我非常钦佩卓有见地极其勤奋的同学身上？是可忍孰不可忍！！。父辈当年爱管别人闲事甚至因此得罪领导的遗传基因让我面对这样不合理的事情，也抑制不住激动了起来。激动之余，我问洪钧兄：是否想找回应得的学位？他和我的其他一些研究生同学们均表示：最初几年曾不断地找了不知多少次都没有结果，现在35年过去了，科学院的院长更换了不知多少届了，估计再争取也是白费力气。但是，我这个人，一旦认准了一个理儿，绝不让想象的那么多困难束缚自己，而是喜欢开动脑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一切力量立即行动。流行的话不是说：梦还是要有的吗！于是，我请洪钧兄写一封申诉书，我亲自动笔认真斟酌起草了一封致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的信。该信的内在逻辑意指，如不解决此事，必将严重影响我们科学院社会声誉。写好这封信后，我又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多方多次联系，广泛征求国内外能联系上的我们同班研究生同学的意见，并请大家修改我起草的联名信。然后以大家联名的方式由我亲自送呈张伯礼院长。联名信如下：

尊敬的张伯礼院长：

您好！

我们这些联名给您写信的人，都是1978年入学的第一届中西医结合研究生班的同学，大家通过微信群互相联系，交流中常常提到您的盛德和大才。您是我们同代人的佼佼者，我们为您感到骄傲。

我们这个群体，学术上各有成就，人生遭际却有的很落魄。典型的就是，当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就读的赵洪钧同志（原名赵红军）。他是我们同班同学，而且是班长，共产党员。他的艰难处境，始于当年毕业后没有获得应得的学位。

我们给您写信，就是对当年赵洪钧同学毕业后，因为非学术因素未被授予硕士学位的不公平事实，表达我们的遗憾和期望。

洪钧同学的毕业暨学位论文是《近代中西医论争史》。此书于1983、1989、2012年三次出版发行，至今誉满天下。它在国内外获得的赞誉、发挥的作用以及体现的学术价值，与当年因非学术因素影响而未能被授予学位，形成极大的不和谐。与之映衬的是，我们国家研究中医的最高学术机构的权威专家们的格局。这种不和谐，及其对咱们科学院的声誉等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不该再持续下去了！纠正此事，应是您院长任上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

近代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在国学大师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文中颂扬：“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他颂扬的实际上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崇尚的品格，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郑板桥有诗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尓东西南北风。”赵洪钧就有这样一副傲骨，这样一种坚持。他没有因为一些人对他的严重不公而倒下，依旧在最底层做中医，为贫苦百姓服务；他不改初衷，继续青灯黄卷的中医研究生涯，又出版了九种中医专著。这实在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光荣啊！

我们能理解，当年由于“文革”结束时间不长，极左思潮仍然占上风，学术氛围尚未达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境界。有的老中医专家，对中西医结合学派的观点有些情绪，对学术标准未能准确地把握。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如果现在还延续过去的错误，不是本着实事求是，从学术水平角度审视赵洪钧的毕业论文，致使他的冤案不能平反，那就有点天理难容了。

对于当年不授予赵洪钧学位的决定，我们并非追究责任，也不是针对哪一个人。而是希望对赵洪钧同学及其论文的不公平结论，予以纠正，给予科学的评价。

虽然已经事过三十多年，但是，此事对年逾七十的赵洪钧的身心、事业和生活的打击，还没有停止。我们党和政府对待冤假错案的原则和态度就是：有错必纠、有冤就平。衷心希望，此事能得到院长您的重视与协调，让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对此事进行复议。复议时应排除政治标签和意气用事等非学术因素影响，给予该学位论文实事求是的学术评价，早日授予其应得的学位。以上诉求如能落实，相信一定会成为科学院和中医界一段可圈可点、有历史意义的佳话。

赵洪钧的申诉书及相关资料同时呈上，并请不吝指正。

此致

敬礼

写信人：

张洪林（本院针灸研究所，研究员）

曾升平（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

郑金生（本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

李瑞午（本院针灸研究所研究员）

叶祖光（本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

傅芳（本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

史载祥（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

马伯英（英国皇家医学会终身院士）

于留荣（南方医科大学教授）

邬家林（四川省中医药学校教授）

董泉珍（本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

李佩文（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

李映欧（本院西苑医院研究员）

朱荃（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沈德惠（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

王奎（本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

郎振为（首都医科大学佑安医院教授）

盛维忠（本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

注：盛维忠是我们的下届研究生

2016年12月23日

联络人：张洪林

第一届中西医结合研究生班共36名学员

这封信最核心最有分量的实质内容是“洪钧同学的毕业暨学位论文是《近代中西医论争史》。此书于1983、1989、2012年三次出版发行，至今誉满天下。它在国内外获得的赞誉、发挥的作用以及体现的学术价值，与当年因非学术因素影响而未能被授予学位，形成极大的不和谐。与之映衬的是，我们国家研究中医的最高学术机构的权威专家们的格局。这种不和谐，及其对咱们科学院的声誉等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不该再持续下去了！”“几十年过去了，如果现在还在延续过去的错误，不是本着实事求是从学术水平角度审视赵洪钧的毕业论文，致他的冤案不能平反，那就有点天理难容了。”这两段话的言外之意，有点政治敏感度的人都能理解。作为在科学院参与科研工作几十年的人，我在感情上当然不希望有损科学院社会声誉的事情发生。

我去科学院送信的那天还有点小插曲儿。记得退休前，职工们要见院领导说事情挺容易。当年陈绍武院长和刘益清副院长在办公室门上贴个告示“不用敲门直接进来”，真是挺亲民和感觉暖暖的。这次送信，我就希望能直接面见院长格外做些铺垫介绍。然而，时代发展到现在，亲身体会到原来的观念没有与时俱进。院办负责人告诉我，由于张伯礼院士还兼任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特别忙，要求见院长，需要有院办认为必要的事情并且要提前预约。听了我陈述的理由后，院办负责人告诉我说把信件通过邮局寄来就可以了。我想，按他们的工作程序，信件寄去后，先由院办人员初步审核，只有他们认为重要的信件才能呈送院长。我很担心这个35年前发生的非常过时事情，不能通过他们的初审。于是，我没按照院办领导的官话送客令转身离去，而是厚起脸皮以多种方式反复强调此事的成败利害与科学院声誉的关系等，最终感动了上帝。院办负责人保证一定会将申诉书和联名信送给院长。在院办领导负责任的积极帮助下，事情很快得以运转起来。俗话说打虎亲兄弟，这期间，郑金生、叶祖光、马伯英等多位研究生同班老同学也在与张伯礼院长工作接触时吁请院长关注并解决此事。看到我们研究生同学们不为自己私事找他，而是不遗余力为洪钧兄呐喊，张院长深受感动，当即表态一定秉公处理。

我们这些同学们由衷感谢富有高度责任心的张伯礼院长，钦佩他的心胸与担当。他没有推诿，而是立即批示到研究生院要求查找35年前的档案，了解实情向其汇报。这中间研究生院宋春生常务副院长也多次电话与我沟通情况，并且在研究生院假期休息期间，安排人细心翻找35年前的研究生档案。终于，洪钧兄收到了2017年3月3日研究生院的文件如下：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文件

中科研【2017】8号

关于赵洪钧同志学位问题的复函

赵洪钧同志：

您好！

收到《关于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学位问题的申诉书》和张洪林等校友的联名信后，中国中医科学院领导高度重视，指示我院调查核实有关情况。现将初步调查处理意见函告如下：

赵洪钧（原名赵红军）同志系中医研究院1978级研究生，医学史专业，导师为医史文献研究室马堪温研究员，毕业论文题目为《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经核实，赵洪钧同志于1981年和1983年向中医研究院提交了学位申请表，并通过了硕士毕业论文答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办法》，赵洪钧同志符合硕士学位要求的基本条件，拟报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赵洪钧同志硕士学位。

我们热忱欢迎赵洪钧同志参加中国中医科学院2017年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热请邀请赵洪钧同志在4月中旬，为我院师生做中西医论争史专题学术讲座，往返交通和食宿费用由我院承担，敬请俯允！

联系人：赵家有王乐

联系电话：010—64089475 010—64089478

通信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00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年3月3日（盖有公章）

后来，洪钧兄于4月被研究生院接来给师生们做了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中国中医科学院终于在2017年6月28日补授洪钧兄学位证书。

洪钧兄学位失而复得的故事，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了。看看洪钧兄的人生经历，学位问题对他的命运有不小的影响。长期的心理压抑，加之未能及时获得高级职称，导致他51岁时愤而辞去在河北中医学院的教职，至今没有公职，没有单位，没有工资，没有福利，没有资助。重获学位对改变他的现状起不了多少实质作用，只能了却他心中的一个恶性悬念，发散出一些淤积的恶气，帮助他心态阳光一些。作为事件部分经过的知情者和发起人，我与老同学们，为能在这个事件中作为亲人般的整体发挥了作用甚感欣慰。我相信，发生在洪钧兄身上的这段特殊经历，以及他在困境中，依然在界内展示出卓尔不群学术才华，接连撰写出多部有重要创新学术意义著作，体现的不屈不挠顽强精神，必将载入杏林史册。

去年，洪钧兄高兴地告诉我们，学苑出版社主动联系他，并且双方签了出版协议，将他的毕业论文和毕业后在艰苦环境不停歇撰写的400万字合计11本书，以《赵洪钧医学全集》方式正式出版。为我的老同学欣喜与骄傲！

我往期文章的链接:

[color=inherit !important]我的故事[url]www.zhihu.com/column/c_1340897580226727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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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5-13 17:29:30

我所了解的“赵洪钧学位事件”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曹东义
最近，不断有朋友发给我一个署名“赵洪钧”先生关于其学位被晚授的有关链接和评论，让我了解了一些过去所不知道的事情。经过初步分析，可以看出其中，有伤害，有委屈，有利益，有陷阱，有误解，是一个很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
由于我是赵洪钧先生的校友，都毕业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又都曾工作于河北中医学院系统，互相认识，并且我读过赵先生的几本书，受益匪浅；更由于我2005年5月拜师邓铁涛先生，比较深刻地了解邓老的为人与处世方式、方法，而他老人家已经离开了这个他所热爱的世界。他说自己“生是中医人，死是中医魂。”
因此，我觉得自己也应该就所了解的部分情况，稍加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因为，赵洪钧先生的硕士论文被“晚授学位”，已经是一个中医界影响比较大的“事件”，闭口不谈，并不能“明哲保身”，也不利于放眼未来。
因此，不揣浅陋，略述如下，如有不妥，请赵先生以及海内同道批评指正。
一、学位被晚授事件回顾
根据赵洪钧先生2017年4月20日在中医科学院所作学术报告《直面学者的良心——我为什么和怎样写,〈近代中西医论争史〉》（见科学网—中医的江湖（二） - 聂广的博文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9293-1157632.html），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如下过程：
赵洪钧先生《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从选题到写作，乃至后来遇到各种责难和不利处境，是从1978年10月，他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首届研究生之后而发生的。赵先生完成第一年集体授课之后，从设在西苑医院的研究生部进入位于东直门总部的医史所，又做了两三个月的野外考察。此后开始分配导师并考虑毕业论文选题。
赵先生是从军医大学毕业，学西医出身，并且有过9年在威县医院临床工作经历，喜欢中医，自学过张锡纯先生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其研究方向定位为中西医比较医学史，选定的导师是马堪温先生。
马堪温先生195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在北京医学院任医学史助教。1954年跟随著名医史学家李涛教授，到前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的中国医药研究所医学史研究室工作。1960年至1962年参加了北京中医学院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遂长期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作医史文献研究工作。马先生作为指导老师，在选题方面给了赵洪钧先生充分的自由，对其选题提出了指导意见，认为近代中西医问题十分复杂，难度相当大，并且离毕业只有18个月，要考虑是否能够完成。还有，这个题目相当敏感，要考虑到研究此题目的后果。
导师马先生的这些担心，也曾经使赵洪钧有些动摇，但其最后怀着对未知领域的强烈求知欲和挑战难题的信心，选择了这个难度较大的课题。赵洪钧先生说：“至于课题的敏感性应该和它的社会意义成正比，既然自己选择了治学，就要把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总之，就这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由于时间如此紧迫，他只能边查资料边撰写文稿，平均每天不少于1500字，因为多数节目至少要写4稿。最后，终于在答辩前两周誊写完全稿，是他妻子代为抄写的。赵先生说：“全文近25万字，至少写过4稿。一个1.3万字的摘要，写了11稿。一本现在看来有许多不足的东西，终于在18个月中完成了。”
赵洪钧先生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邓铁涛教授，在答辩的时候，各位专家根据个人的理解，提出了质疑和询问。邓铁涛教授只提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近代中西医之争？”赵洪钧先生的回答宗旨是一句话：近代中西医之争不是阶级斗争！答辩委员会表决通过了赵洪钧先生的硕士毕业论文。他于1981年暑期毕业后，分配到河北中医学院医史教研室，担任教学工作。当年，中医研究院研究生毕业之后，不是立即发放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尤其是学位证书，需要召开全院学术委员会（是一个常设的学术组织）会议之后，获得学位委员会通过之后，教育处才发放“学位证书”。因此，大家都是毕业后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学位证书。
二、赵先生对学位被晚授事件原因的推测
赵洪钧先生毕业后，虽然有毕业证书，却迟迟没有能够获得学位证书。这是为什么？他自己没有细说，其中只言片语透露了某些信息。
2006年5月16日，赵洪钧先生在网上发表了《赵洪钧致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公开信》，其中说：“1982至1984年，大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两次就拙文《近代中西医论争史》评定学位。学位评定对‘研究院’或‘科学院’来说是很严肃的事，有关资料还应该作为档案保存着。关于此事，我只收到1985年1月29日大院教育处来信及该处整理的‘关于《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学位评定修改意见’。学位对我来说早已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尽管20多年来没有下文，自从我回复了1985年‘冷处理’的信并对‘修改意见’做了解释，没有问过此事。如果不是有人直至最近，还在借拙作诬蔑我同时诬蔑中医，我很希望大家都把此事忘却。然而，最近发现，当年造谣诬蔑我、同时也在诬蔑中医的人是邓铁涛教授。他还在继续组织人造谣诬蔑。事关中医的大是大非和我的名誉，不得不写这封公开信。”
赵先生认定邓铁涛先生“造谣污蔑”、“继续组织人造谣污蔑”的线索哪里来的？
原来是徐志伟等编，2004年，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的《邓铁涛学术思想研究》［IV］第416～432页。文章题目是：“邓铁涛学术思想研究50年——代跋”。其中有些文字，刺痛了赵先生，他这样节引了这段文字：“20世纪80年代初，一本名叫《论争史》（简称）的书在医学界流传，困惑了很多青年人，中国中医研究院也拿不准如何评判它，信函请邓老解答。邓老是从近代社会走过来的人，对近代中医历史感同身受。他说：我是以震惊的心情读完这个（《论争史》）结束语的，把中医和妓女、鸦片等同为社会问题。统观全书，有一条明显的脉络，即认定‘中西汇通’是近代中医学术界的主流，以此论证今天的‘中西医结合’。……邓老尤其不能容忍有人把娼妓、鸦片、中医三者并列为近代社会问题……邓老信函的上述内容，回复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使大家达成共识。20年已过去，笔者重翻这封信再拜读一遍，佩服邓老看人看事物的眼光”（422页）
赵先生怒不可遏地说：“邓教授借以造谣诬蔑的那段原文如下：‘近代中国医事卫生争论中，除了这个最复杂的中西医问题，还有一个鸦片问题，一个娼妓问题。前一个闹了近百年，后一个闹了四、五十年，医学界吵得不可开交，各有各的高见，结果于事无补。新社会一经确立，鸦片、娼妓立即荡涤无余，所以这完全是社会问题。中西医问题是否从此彻底解决了呢？显然不是。彻底解决的只是那种不正常的对立情绪。那种情绪是旧时代中各种社会因素——特别是当政者的思想造成的。’（《论争史》1983年内部版，318页）这段话的意思不够清楚么？这是‘把娼妓、鸦片、中医三者并列’么？当初答辩时，作为主任委员的他为什么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呢？”
从赵先生的引文不难看出，他认定“造谣污蔑”“把娼妓、鸦片、中医三者并列”的这段文字，平心而论，其在行文之中有不够恰当、准确的地方，指出来，或者进行批评，也不能说这就是“造谣污蔑”。至于这是否为不授予其学位的原因？需要更多的证据，而不应该把它作为唯一的理由。
三、曹东义对有关事件的分析
按照时间顺序来分析，1981年7月前后，在邓铁涛先生主持的答辩会上，通过了赵洪钧先生的论文。其后，在邓铁涛先生没有出席评定其学位会议的时候，没有顺利通过。原因在哪里？赵先生没有仔细说他和教育处的交涉细节，只有很简略的一些文字。
赵先生说：“1982至1984年，大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两次就拙文《近代中西医论争史》评定学位。----我只收到1985年1月29日大院教育处来信及该处整理的‘关于《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学位评定修改意见’。”
一般说来，答辩委员会通过的毕业论文，都应该顺理成章被学位委员会授予学位；不授予学位，不仅对研究生本人有影响，而且对答辩委员会的结论也是一个考验。
也就是说，赵先生的毕业论文不被学位委员会认可，那就要“追责”答辩委员会。你们是怎么通过答辩的？为什么没有让他不通过？为什么不让他修改后再通过？你们这一关放水了？
作为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邓铁涛先生有责任回答教育处的质询。难道，他能说当年我们稀里糊涂通过了他的论文？难道他能说这篇论文毫无价值，只有负面的教训？
我虽然没能见到邓铁涛先生的回函，但是，我敢断言，他老人家不会这样说。
客观地评价其优点，指出其中的不足，提出改进的建议，这是我日后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成果评定专家经常做的事情。
学位委员会也不是只为一个人设立的，希望获得学位的人，都必须经过这道坎。谁希望自己单位培养的研究生不被授予学位？
“1982至1984年，大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两次就拙文《近代中西医论争史》评定学位。”这说明学位委员会也不是草率、简单从事。他们提出的修改建议、意见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这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发生在1982年，这与邓铁涛先生无关。
赵先生的认识，也许不够准确。他说：“当年我未能获得学位，还与我曾经给大院中层以上的领导做过一次报告有关。那是在1982年5月份，医史文献研究室升格为研究所庆典之后的第三天。报告的题目是：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三支力量的方针？请我作报告是因为，当时的大院书记王恩厚同志，在医史所庆典上知道我是研究中西医关系的。他请我根据近代中西医关系的研究，对三支力量的方针，畅所欲言地讲讲自己看法。我相信，那次报告给当时的大院，输入了一些正能量。这是一个学者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所以我至今对那次报告无怨无悔。今天（2017年4月20日）的报告也是希望给大家输入一些正能量。”
赵先生自以为属于“正能量”的报告，可能语出不凡，有战略高度，有深刻的思想。
但是，关于三支力量的方针，未必有统一的认识，现在也没完全解决中医的发展道路问题。比如怎样看待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中医科学化？如何评价余云岫、王清任？《医林改错》的成就是解剖，还是继承创新了中医的气血理论？我记得赵先生说，即使没有西医传进来，中医也要走向解剖的发展道路。这是评价标准的问题，也是发展道路的大问题。其实，我们现在仍然处于中医指导理论不被承认的时期，中医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不被当做科学语言，谈论中医学术成就必须按照西医的病名“规范技术、研究方药”，这仍然是余云岫“废医存药”的做法，是中医的“末法时期”。
退一步说，即使是正确的认识，未必会有好的结果。
毛泽东当年的正确主张被人误解，五七年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迫害老干部，扁鹊之死，文挚遇害，华佗不得志，郭可明先生的遭遇，这样的悲剧绝非个案。
另外，赵先生说的一段话，虽然有性格，但是这也许是他“任性不改”，不能被授予学位的一个原因。他说：“我认为，做到随时直面学者的良心，才有可能具备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主要是怀疑、争论、创新和实验精神，要敢于对任何成说和权威见解提出怀疑，永远不满意现状。即便是你的直接师长的见解，只要你认为不对，也要提出质疑，只不过言辞委婉一些。即便最后证明自己错了，也要争论。故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不是固执己见，即最后要服从真理，服从实践检验。没有这种精神，不可能做出重大成果。古今中外所有贡献较大的科学家，没有一个是长于附炎趋势、赶时髦的，也没有一个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
历史不能假设，发生过的事情不会再来。毕竟，经过赵先生的努力，大家也见证了他的学术水平，迟到的学位证书发下来了。这与伽利略被教会“平反”，比文革后拨乱反正，虽然不同，但是，都是事后弥补。
逝者已远，是个伟人；生者尚存，拥有未来。
2017年4月20日在中医科学院所作学术报告时，赵洪钧先生说“《论争史》在本院曾经受到一些责难。我本人因此成为中西医结合研究生班中，唯一当年没有获得硕士学位的人。不过，即便是在当时，我也没有因此感到沮丧。因为我自觉完全对得起学者的良心。特别是，在我做完毕业答辩的当时，就有师友认为，拙作完全当得起博士学位。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近来本院决定补授我硕士学位，还命我就中西医论争史作报告，就是对我当年的工作给予正式的、充分的肯定。因此我更加觉得不枉此生。谨在此对大院现任领导表示真诚的感谢！”
我们祝愿赵先生，是金子总会发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的曲折和磨难，不会埋没有价值的学术。赵先生说：“我感到欣慰的是，《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出版后，得到许多师友以及同道的赞许，而且很快在国外反应较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已经三次出版，1983年的内部版送给中医研究院的就有200册。”
有朋友们的鼓励，有自己对于学术的自信，就能做出不一样的成就。
最后，请允许我们借用赵先生自己的一段话，结束这篇难以完成的文章：“其实，虽然《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已经出版三次，至今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使我惭愧。比如部分文献的出处不规范。书后没有索引。特别是我对废止中医思潮的源流考证也不足。希望在座的师友，今后继续批评指正。”
此事复杂，难知，也难说。知我，罪我，赞我，批我，一任读者诸君明鉴。
2019、4、21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5-13 17:31:06

曹东义发表于 2022-5-13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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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不断有朋友发给我一个署名“赵洪钧”先 ...

张洪林 ▏我对经络学说的认识-序《赵洪钧医学全集》
原创张洪林纽约TCM论坛 2019-03-03 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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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洪钧医学全集》即将出版，洪钧兄希望我为其中《中西医结合二十讲》中的经络部分写点看法。老同学与老大哥的期待不可辜负，谨遵嘱在此讲几点不成熟见解吧！

只是我觉得，有必要先占些篇幅介绍一下，洪钧兄的硕士学位失而复得的经过。由于此事前无古人，大概也后无来者，介绍此事有助于读者了解，洪钧兄的传奇经历，对他在各方面建树，也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我相信，洪钧兄的学位问题，必将成为中医发展史上的一件值得反思的重要事件。作为事件部分经过的知情者和发起人，我深感有必要在这里留下历史的见证。

01

学位事件始末

我与洪钧兄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1978年首届中西医结合研究生班的同班同学。他的研究方向是东西方比较医学史，我当时的研究方向则是经络实质与针灸的现代科学机制。他分属研究院的医史研究室（现医史研究所），我分属研究院的针灸研究所。毕业前，我俩的宿舍互为隔壁。他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的勤奋程度，我和同学们都有目共睹且由衷钦佩。然而他却成为我们班36人中唯一没有当年获得硕士学位的人！

由于我们不在一个研究所，毕业后也没有见过面，所以他未被授予学位的原因一直不得而知。只是他的毕业论文《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出版后，我直接或间接知道了他这篇23万字的著作在国内外有关学术界都得到极高评价。这让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如此有学术价值和影响的大作未被授予要求并不那么高的硕士学位？直到2016年11月，即我们研究生毕业35年后，我才知道并理清了主要原因。

大背景应与当年在衡阳召开的全国中医会议有关。一些中医界人士在会议上对中医发展方向和中西医结合路线提出质疑。小背景是，衡阳会议的影响引发研究院部分中医，对时任院长季钟朴和王恩厚书记比较重视中西医结合工作不满（季院长不久离任）。洪钧兄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生，毕业论文又是研究近代中西医之争，尤其是王恩厚书记特意请他给院部科以上领导们专门做了一次很有影响但不合时宜的学术报告，自然在研究院学位委员会部分中医人士方面引来一些反作用力。简言之，乃非学术因素影响了洪钧兄获得硕士学位！尽管，有的答辩委员当时就表态，授予洪钧兄博士学位都不为过。

基本理清了这些情况后，我在理智和感情上都很为老班长抱不平。激动之余，我问他：是否想找回应得的学位？他和我的其他一些研究生同学们均表示：最初几年曾不断地找了多次都没有结果，现在35年过去了，科学院的院长更换了不知多少届了，估计再争取也是白费力气。但是，我这个人，一旦认准了一个理儿，绝不让想象的那么多困难束缚自己，而是喜欢开动脑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一切力量立即行动。流行的话不是说：梦还是要有的吗！于是，我请洪钧兄写一封申诉书，并亲自动笔认真斟酌起草了一封致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的信。该信的内在逻辑意指，如不解决此事，必将严重影响我们科学院社会声誉。写好这封信后，又广泛征求国内外能联系上的同班同学的意见，请大家修改。然后以大家联名的方式由我亲自送呈张伯礼院长。联名信如下：

尊敬的张伯礼院长：

您好！

我们这些联名给您写信的人，都是1978年入学的第一届中西医结合研究生班的同学，大家通过微信群互相联系，交流中常常提到您的盛德和大才。您是我们同代人的佼佼者，我们为您感到骄傲。

我们这个群体，学术上各有成就，人生遭际却有的很落魄。典型的就是，当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就读的赵洪钧同志（原名赵红军）。他是我们同班同学，而且是班长，共产党员。他的艰难处境，始于当年毕业后没有获得应得的学位。

我们给您写信，就是对当年赵洪钧同学毕业后，因为非学术因素未被授予硕士学位的不公平事实，表达我们的遗憾和期望。

洪钧同学的毕业暨学位论文是《近代中西医论争史》。此书于1983、1989、2012年三次出版发行，至今誉满天下。它在国内外获得的赞誉、发挥的作用以及体现的学术价值，与当年因非学术因素影响而未能被授予学位，形成极大的不和谐。与之映衬的是，我们国家研究中医的最高学术机构的权威专家们的格局。这种不和谐，及其对咱们科学院的声誉等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不该再持续下去了！纠正此事，应是您院长任上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

近代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在国学大师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文中颂扬：“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他颂扬的实际上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崇尚的品格，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郑板桥有诗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尓东西南北风。”赵洪钧就有这样一副傲骨，这样一种坚持。他没有因为一些人对他的严重不公而倒下，依旧在最底层做中医，为贫苦百姓服务；他不改初衷，继续青灯黄卷的中医研究生涯，又出版了九种中医专著。这实在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光荣啊！

我们能理解，当年由于“文革”结束时间不长，极左思潮仍然占上风，学术氛围尚未达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境界。有的老中医专家，对中西医结合学派的观点有些情绪，对学术标准未能准确地把握。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如果现在还延续过去的错误，不是本着实事求是，从学术水平角度审视赵洪钧的毕业论文，致使他的冤案不能平反，那就有点天理难容了。

对于当年不授予赵洪钧学位的决定，我们并非追究责任，也不是针对哪一个人。而是希望对赵洪钧同学及其论文的不公平结论，予以纠正，给予科学的评价。

虽然已经事过三十多年，但是，此事对年逾七十的赵洪钧的身心、事业和生活的打击，还没有停止。我们党和政府对待冤假错案的原则和态度就是：有错必纠、有冤就平。衷心希望，此事能得到院长您的重视与协调，让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对此事进行复议。复议时应排除政治标签和意气用事等非学术因素影响，给予该学位论文实事求是的学术评价，早日授予其应得的学位。以上诉求如能落实，相信一定会成为科学院和中医界一段可圈可点、有历史意义的佳话。

赵洪钧的申诉书及相关资料同时呈上，并请不吝指正。

此致

敬礼

写信人：

张洪林（本院针灸研究所，研究员）

曾升平（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

郑金生（本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

李瑞午（本院针灸研究所研究员）

叶祖光（本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

傅  芳（本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

史载祥（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

马伯英（英国皇家医学会终身院士）

于留荣（南方医科大学教授）

邬家林（四川省中医药学校教授）

董泉珍（本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

李佩文（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

李映欧（本院西苑医院研究员）

朱  荃（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沈德惠（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

王  奎（本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

郎振为（首都医科大学佑安医院教授）

盛维忠（本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注：盛维忠是我们的下届研究生2016年12月23日

联络人：张洪林

这封信最核心最有分量的实质内容是“洪钧同学的毕业暨学位论文是《近代中西医论争史》。此书于1983、1989、2012年三次出版发行，至今誉满天下。它在国内外获得的赞誉、发挥的作用以及体现的学术价值，与当年因非学术因素影响而未能被授予学位，形成极大的不和谐。与之映衬的是，我们国家研究中医的最高学术机构的权威专家们的格局。这种不和谐，及其对咱们科学院的声誉等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不该再持续下去了！”“几十年过去了，如果现在还在延续过去的错误，不是本着实事求是从学术水平角度审视赵洪钧的毕业论文，致他的冤案不能平反，那就有点天理难容了。”这两段话的言外之意，有点政治敏感度的人都能理解。作为在科学院参与科研工作几十年的人，我在感情上当然不希望有损科学院社会声誉的事情发生。

不过，我去科学院送信的那天还有点小插曲儿。记得退休前，职工们要见院领导说事情挺容易。当年陈绍武院长和刘益清副院长在办公室门上贴个告示“不用敲门直接进来”，真是挺亲民和感觉暖暖的。这次送信，我就希望能直接面见院长格外做些铺垫介绍。然而，时代发展到现在，亲身体会到原来的观念没有与时俱进。院办负责人告诉我，由于张伯礼院士还兼任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特别忙，要求见院长，需要有院办认为必要的事情并且要提前预约。听了我陈述的理由后，他们说我把信件通过邮局寄来就可以了。我想，按他们的工作程序，信件寄去后，先由院办人员初步审核，只有他们认为重要的信件才能呈送院长。我很担心这个35年前发生的非常过时事情，不能通过他们的初审。于是，我没按照院办领导的送客令转身离去，而是厚起脸皮以多种方式反复强调此事的成败利害与科学院声誉的关系等，最终感动了上帝。他们保证一定会将申诉书和联名信送给院长。在院办领导负责任的积极帮助下，事情很快得以运转起来。这期间，郑金生、叶祖光、马伯英等多位老同学也在与张伯礼院长接触时吁请院长关注并解决此事。看到我们研究生同学们不为自己私事找他，而是不遗余力为洪钧兄呐喊，张院长深受感动，当即表态一定秉公处理。

我们这些同学们由衷感谢富有高度责任心的张伯礼院长，钦佩他的心胸与担当。他没有推诿，而是立即批示到研究生院要求查找35年前的档案，了解实情向其汇报。这中间研究生院宋春生常务副院长也多次电话与我沟通情况。终于，洪钧兄收到了2017年3月3日研究生院的文件如下：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文件

中科研【2017】8号

关于赵洪钧同志学位问题的复函

赵洪钧同志：

您好！

收到《关于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学位问题的申诉书》和张洪林等校友的联名信后，中国中医科学院领导高度重视，指示我院调查核实有关情况。现将初步调查处理意见函告如下：

赵洪钧（原名赵红军）同志系中医研究院1978级研究生，医学史专业，导师为医史文献研究室马堪温研究员，毕业论文题目为《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经核实，赵洪钧同志于1981年和1983年向中医研究院提交了学位申请表，并通过了硕士毕业论文答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办法》，赵洪钧同志符合硕士学位要求的基本条件，拟报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赵洪钧同志硕士学位。

我们热忱欢迎赵洪钧同志参加中国中医科学院2017年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热请邀请赵洪钧同志在4月中旬，为我院师生做中西医论争史专题学术讲座，往返交通和食宿费用由我院承担，敬请俯允！

联系人：赵家有  王乐

联系电话：010—64089475 010—64089478

通信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00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年3月3日（盖有公章）

中国中医科学院终于在2017年6月28日补授洪钧兄学位证书。

洪钧兄学位失而复得的故事，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了。看看洪钧兄的人生经历，学位问题对他的命运有不小的影响。长期的心理压抑，加之未能及时获得高级职称，导致他51岁时愤而辞去教职，至今没有公职，没有单位，没有工资，没有福利，没有资助。重获学位对改变他的现状起不了多少实质作用，只能了却他心中的一个恶性悬念，发散出一些淤积的恶气，帮助他心态阳光一些。我们这些老同学们，为能在这个事件中作为亲人般的整体发挥了作用甚感欣慰。我相信，发生在洪钧兄身上的这段特殊经历，以及他在困境中，依然在界内展示出卓尔不群学术才华，接连撰写出多部有重要学术意义著作，体现的不屈不挠顽强精神，必将载入杏林史册。

以下略述我对经络问题的浅见。

02

我对经络学说的认识

洪钧兄让我写一篇评论经络实质的序言，是因为他看到了我以前写过的一篇涉及经络实质与主流认识不同的文章。我对经络实质的认识，经历了最初深信不疑，再到逐渐质疑，最后深度怀疑乃至某种程度的否定过程。

考入吉林医科大学学习西医前，我已经自学了中医及针灸疗法。时遇“文革”，高中生的我闲闷在家里百无聊赖，不知该如何打发时光。顺手从故乡名老中医父亲的书堆里拿本书随便翻翻。那是本针灸学讲义。看着，看着，我来了兴趣，觉得针灸挺有意思，并且对照书本寻找自己手脚的穴位。这样还感觉不过瘾，索性从父亲那里要来针灸针，比量着在身体上扎起来，体会着不同穴位产生的痠、麻、胀、电击、抽筋等不同“得气”感觉（循经感传）。这样当作玩地学练过几天后，发生了决定我人生发展方向的一件事情。

一位堪称莫逆之交的高中同班同学来家里看我。他当时牙疼厉害，吃了消炎、止痛药物不见效果。我开玩笑地对他说，我这些天正看针灸书，书上说针灸能治牙疼，你敢不敢试试。他也是痛苦极了，没有一点儿犹豫就让我给他试试。我当时真的是叫现学现卖，一边问他牙疼部位一边翻书，对照书上讲的下牙疼该用的合谷穴位，按照书上介绍的取穴方法，笨拙地将毫针扎了进去，然后生硬地进行提插捻转。只听他一声喊叫，说像电击一样麻的感觉从手部传到了肩部，而且他的牙齿竟然不疼了！这个意想不到的效果震惊了我们俩。他震惊的是，消炎、镇痛药都不起作用的痛苦被我现学现卖的人给解除了；我震惊的是，一根如此不起眼小小的毫针怎么能立即产生这么巨大的止痛作用!这个闪电般的震撼当即激发我，做出了影响后来直到今天的第一个重大的决定：潜下心来好好学习针灸，将行医治病作为自己未来的职业。并且从那天开始，不是把看针灸书当作打发寂寞的消遣，而是天天宅在家里从早到晚，争分夺秒遨游在中医知识的海洋里。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68年底知青下乡，两年多的时间，我系统学习了中医基础理论、诊断方法、临床疾病治疗和中药学等。当时背诵的脉诀和药性赋等至今还能朗朗上口。边学习边给左邻右舍和朋友们进行常见病治疗实践。这个初学中医的经历，使我对中医的经络学说全盘接受和深信不疑。

1968年我作为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到了农村。在那里，我学习的中医知识，尤其是在田间地头都可以方便使用的针灸疗法有了用武之地。我完全按照脏腑经络理论，来辨证循经取穴治好了太多农民的疾病——包括一些难以理解的疑难病症。例如楞是仅用针灸方法选取肝、胆、脾、胃经络穴位，使一位已经卧床待死的肝硬化病人的腹水消退，食欲恢复，直至能下地行走，又存活了多年。我所在的生产队大队长突发“习惯性腰扭伤”，痛得咬牙切齿不敢翻身，急忙派人找我前去治疗。我循经仅取患侧足太阳膀胱经委中一个穴位针刺，“得气”反应如电击直到脚底，起针后当即腰疼消失，活动自如。更有甚者，公社二把手的宝贝儿子患脑震荡后遗症，中西药物治疗一直不见效果，天天痛苦不堪。他让我们大队长找我前去针灸试试。没想到这孩子是所谓的“经络敏感人”。针刺其手脚末端穴位，“得气”反应均能循着肢体麻到头部，并且立即头清眼亮，痛苦消失。所有这些实实在在的神奇疗效，都让我不仅对针灸疗效，而且也对经络理论深信不疑。

我下乡几年，为众多农民以及各级领导进行有效治疗的突出表现，深深感动了上苍。1972年，我极其难得地以那个年代专有的“可教育好子女”身份（我父亲那时是错划右派），被各级组织政审合格，考入了吉林医科大学医疗系学习西医。大学期间学的很多知识我都习惯与中医的理论和疗效进行联系。学习解剖学时，在尸体上仔细寻找，看能否发现血管、神经以外的特殊经络结构。学习神经生理时思考“得气”的循经感传与神经中枢的感觉有否有关系。这个阶段，随着现代医学知识的增加，我对经络理论的认识逐渐出现了一些困惑和质疑。

1978年，伴随科学春天到来，国家恢复了研究生制度。我立即抓住这个难得机会，根据自己的针灸经历和对针灸的热爱，以及所具备的中西医两门学科基础的优势，报名考入了国家研究中医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针灸研究所生理研究室，开始了用现代科学方法以实验室实验为主的，对经络实质和针灸机制的专业科研工作。在这个得天独厚的学术环境里，随着科研方法知识以及专业文献学习的日益增多，我对经络实质的质疑也越来越多。例如，电子显微镜都可以看到细胞内结构了，却看不到经络结构，难道真有这个未知的经络实体存在吗？科学规范要求，科研可以在已获知的实验结果基础上提出假说，以此为目标设计新的实验进行探索，但是，不许以没有经验基础的、想象的东西作为目标去设计实验，而经络实质研究中，这种先入为主认定经络一定是客观存在的设计课题比比皆是。如果有质疑者，就被认为是民族虚无主义，就是大逆不道。研究方法更是可笑：使用电针在兔子或者大白鼠肢体探索经络实质时，一开通电源，电场刺激的就是作用于整条肢体甚至是整个动物全身了，怎么可能证明反应的仅是针刺处单一穴位或单一经络呢？这实在有点自欺欺人了！

特别重要的是，对一些已有的实验和临床事实，只要你不是闭起眼睛故意视而不见，经过基本逻辑分析，就足以认定以循经感传为主要依据的经络实质，不可能是独立于已知神经结构和功能以外的独立存在。例如：

01

截肢患者，按说患者肢体被截去，“肢体上”的经络结构也随之不存在了，但是针刺这个肢体与躯干相连部位穴位，仍能出现向手或脚已被截掉不存在肢体的循经感传，有人称这种现象为“幻经络”。试问，经络已经被截掉了，怎么还有循经感传出现？这个循经感传的实质是什么？众所周知，现代生理学早已证明，感觉产生的部位在大脑皮层的感觉区。这只能是针刺激发的神经冲动在已知中枢感觉区的已知功能反应。

02

有人在先天缺肢体人的肢体盲端针刺，受试者也会出现从其出生就不存在的“肢体”的循经感传。受试者根本没有肢体和经络存在过的体验，却出现肢体循经感传。试问，这个循经感传的实质是什么？这也只能是针刺激发的神经冲动，在已知中枢感觉区的已知功能反应。

03

再如脊髓麻醉，麻醉前针刺其下肢时，循经感传存在；腰麻后，按理说，麻醉的仅是腰部椎管内的神经，下肢的三阴三阳经络都正常存在，但是此时针刺下肢穴位，循经感传却不存在了。换言之，腰部脊髓麻醉区域内的经络不起作用了。如果存在未知结构或未知功能的经络，它们此时为什么渎职了？而在麻药失效后再针刺，循经感传又恢复了。试问，这个循经感传的实质是什么？结论也只能是与麻醉部位已知的脊髓神经结构和已知的传导功能直接相关。

04

再如截瘫患者，损伤的仅是相关部位脊髓的神经传导路径，没有损伤下肢经络，但是这时，别说循经感传了，下肢什么感觉都消失了。试问，这提示所谓循经感传的实质是什么？结论依然只能是与相关部位已知脊髓神经结构和其已知传导功能直接相关。

05

有的临床病例，患者只是脑皮质轻微病变，与其相应的对侧肢体经络没有任何病变，然而患者对侧肢体却不断出现循经感传；病变消失后，对侧肢体的循经感传也消失不再出现。试问，这个循经感传的实质是什么？应该不必再浪费文字了吧！

06

再如针麻开颅术时，因患者意识清醒，刺激患者大脑皮层，患者出现对侧肢体的循经感传。试问，仅刺激已知结构大脑、没有刺激肢体经络却在肢体上出现循经感传，这个事实还有必要用什么未知结构或未知功能的虚无理论来解释吗？

从以上事实让我们看到，相关部位已知的神经结构和功能正常，循经感传才正常出现；反之，相关已知神经结构和功能不正常，循经感传也立即直接受到影响表现为出现或消失。这个有明确因果关系的逻辑事实，不可辩驳地告诉我们，证明存在经络实质的最重要依据循经感传是与已知神经系统结构为唯一物质基础的功能存在，仅此而已。那种先入为主认定，经络是人体已知结构的未知功能，或者是未知结构的未知功能，这种观点不仅不符合科学规范，而且也不符合基本的逻辑认识。

洪钧兄在其经络论述中查阅列举了几乎无以复加的历史文献。我完全赞同他在文献基础上得出的诸多独到见解判断。例如：

“经络学说是在相当有限的解剖知识基础上，主要靠阴阳、五行、天人相应思想推演出来的体系。其中，天人相应思想的影响尤其明显。”

“经络的本意虽然是血管，最后形成的经络分布体系却是出自天人相应的推理。”

那种一年有12月，人有12经，以及一日有12个时辰，人有12脏腑经络子午流注开合值班等说法，都是典型的天人相应推理。

洪钧兄认为“经络学说主要不是为满足针灸实践的理论需要，也不是针灸实践发现的经验事实积累的结果。它主要是为了说明人体怎样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即人体各器官、部分之间通过什么互相联系、互通信息、交流物质。这是经络学说的意义所在。”犹如中医的阴阳、五行、元气等理论也都是从古代哲学理论里边拿来用以帮助解释人体生命活动，都是依据甚至不依据部分医疗实践的经验，推理思辨取类比象自圆其说出的认识或解释。

至于临床治疗效果，洪钧兄认为：“不引进神经、内分泌、体液调节理论，不能解释针刺治病原理”。“除去治疗时的积极暗示和患者主动的心理调节以外，已知针灸效应是以神经—内分泌—体液调节作用为主，还有其他环节”，我也完全赞同。

总结一下，我热爱针灸疗法，对针灸疗法的临床疗效充满了敬意。那是数千年来，积累出来的宝贵经验和财富。对其疗效的现代科学机制探讨，应该通过神经—内分泌—体液调节机制深入研究促进传统疗法早日与现代医学接轨。

对于经络理论，可以像认识阴阳五行等中医理论一样，那是古代先贤们在他们那个时代，对人体生命活动最现代最聪明的思辨和解释。

对于以循经感传为依据的经络实质认识，应该谦虚地回归到已知的现代医学内，通过已知结构的已知功能来寻找并不难找的答案。

几十年来，国家对经络实质的研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遗憾的是，至今没有真正值得自豪的研究成果。那种以单纯的民族自豪感为基础，先入为主地非理性的科研浪费现象，不该再持续下去了！

张洪林2019年3月2日于京华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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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棠
中西医两种思维方法无法结合。以西医的思维方法研究中医，夲身就是对中医的否定。源于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让人信心满满，站到西医的立场上，中医哪儿哪儿都不行。自己把自己搅晕了。

Ning Chen
关于经络的科学我们已经在《中国针灸》2016第六期已经提出，是目前最接近经络本质的科学解释。

mdnatu
古代中医学和现代医学，内容应该是对等的，只是描述他的语言，前者是古代语言，后者是现代语言，而已。因为对象的人体近2000年没有太大的变化或进化。

宋福堂（颈肩腰腿，骨盆修复）
你写求嫩多，想说明什么，只要人家扎一针，能让患者减轻或治愈。不是好是吗？怪不得现在卫生部下令，以后不让针灸。都让西医治S了，

张万山18050692888
中医是培植再生，西医是裁剪嫁接，各有气候，各有用处，有点意思请关注我，张万山1805869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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