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虢国城邑历史考，高郭侯有深刻历史背景

曹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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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虢国城邑历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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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虢国城邑历史考
在公元前550年之后，中国历史上用“虢”作为名称的城邑有多少？请列出原始出处
在中国历史上，以“虢”为名的城邑主要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虢国有关。根据现存文献和考古发现，公元前550年之后（春秋中晚期），虢国已基本消亡，但部分以“虢”为名的地名可能仍被沿用或作为历史遗迹存在。以下是相关城邑及其原始出处：

1. 上阳（南虢都城）
背景：西虢东迁后建立的南虢，都城为上阳（今河南三门峡市区）。

灭亡时间：公元前655年，晋国“假道伐虢”，南虢被灭。

后续：上阳城可能仍作为地名存在，但公元前550年后已无独立“虢”邑。

出处：

《左传·僖公五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

《水经注·河水》：“虢都上阳在陕县东南。”

2. 下阳（北虢都城）
背景：北虢都城，位于今山西平陆县。

灭亡时间：与南虢同时被晋所灭（前655年）。

出处：

《左传·僖公二年》：“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

3. 西虢（原封地，后东迁）
背景：西周初年封于陕西宝鸡一带（称“西虢”），东迁后余部留原地，称“小虢”。

灭亡时间：小虢于公元前687年被秦武公所灭（见《史记·秦本纪》），早于公元前550年。

出处：

《史记·秦本纪》：“（武公）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

4. 其他可能的“虢”地名
虢县（汉代）：汉代设虢县（今陕西宝鸡陈仓区），为西虢故地，但时间远晚于公元前550年。

出处：《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有虢县。”

结论：
公元前550年之后，中国境内已无独立以“虢”为名的诸侯国或城邑。此前的虢国城邑（上阳、下阳等）在被晋国吞并后，可能作为普通聚落存在，但文献中未见明确记载其仍以“虢”为专称。汉代以后的“虢县”是后世地名，与春秋虢国无直接关联。

补充说明：
若问题特指“虢”字在地名中的残留使用，则需结合考古或地方文献，但现存先秦典籍中未见公元前550年后仍称“虢邑”的可靠记录。建议参考《左传》《史记》及考古报告（如三门峡虢国墓地发掘资料）进一步验证。

据《春秋经·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记载，晋卿赵武等十一国等重臣“会于虢”。晋杜预注：“虢，郑地”。这如何解释？
根据《春秋经·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记载的“会于虢”以及杜预的注释“虢，郑地”，这一“虢”并非春秋早期的虢国城邑（如南虢上阳、北虢下阳），而是郑国境内另一处以“虢”为名的地名。以下是具体解释：

1. 历史背景
虢国的消亡：
春秋早期的虢国（南虢、北虢）已在公元前655年被晋国所灭（《左传·僖公五年》），其都城上阳（今三门峡）、下阳（今平陆）纳入晋国版图，不再以“虢”为独立政区名称。

郑国的“虢”地：
郑国境内另有一处称“虢”的地名，可能与古虢国分支或周代其他虢族遗存有关，但并非虢国故都。

2. “会于虢”的具体地点
杜预注的指向：
杜预明确注释“虢，郑地”，说明此“虢”位于郑国境内。根据后世考证，此地可能是：

东虢故地：西周时期，周王室另封有“东虢”（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为虢仲封国，公元前767年被郑武公所灭（《国语·郑语》《竹书纪年》）。郑国可能沿用“虢”作为当地地名。

其他虢族遗迹：郑国境内或有虢族后裔聚居地，保留“虢”名。

会盟背景：
此次会盟（公元前541年）是晋、楚等十一国为延续“弭兵之盟”（前546年）而举行，选址郑国的“虢”地，或因其中立性和交通便利。

3. 文献依据
《春秋·昭公元年》：
“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晋赵武、楚公子围、齐国弱、宋向戌、卫齐恶、陈公子招、蔡公孙归生、郑罕虎、许人、曹人于虢。”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注：
“虢，郑地。”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补充：
认为此“虢”即东虢故地，位于郑国西北境（今河南荥阳附近）。

4. 与其他“虢”的区别
时间线：

西虢（宝鸡）、南虢（三门峡）、北虢（平陆）均早于公元前655年灭亡。

东虢（荥阳）灭亡于前767年，但地名可能沿用。

地理范围：
郑国的“虢”与虢国故城无直接关联，属于地名遗存。

结论
《昭公元年》的“虢”是郑国境内一处历史地名，源于西周东虢或虢族遗迹，与已灭亡的虢国无关。杜预的注释明确了其地理归属，而虢国故城（上阳、下阳）此时早已归属晋国，且不再以“虢”为称。此例说明“虢”作为地名在春秋后期仍有残留，但已非政治实体。

《左传．昭公七年（公元前535）》记载：“正月暨齐平，齐求之也。癸巳，齐侯次于虢。”（杜预注：虢，燕境），这个虢也不是城邑？
根据《左传·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记载的“齐侯次于虢”以及杜预注“虢，燕境”，此处的“虢”确实不是正式的城邑，而应当是燕国边境的一处地名或军事驻扎地。以下是详细分析：

1. 历史背景
虢国的消亡：
春秋早期的虢国（南虢、北虢）已在公元前655年被晋国所灭，东虢（郑国境内）更早在公元前767年被郑武公吞并。因此，公元前535年时，已无独立的虢国存在。

“虢”地名的延续：
尽管虢国灭亡，但“虢”作为地名可能仍被沿用，尤其是在原虢族活动过的区域，或与周代分封的虢氏后裔有关。

2. 此“虢”的性质
杜预注“虢，燕境”表明：

位于燕国边境：
此“虢”并非正式城邑，而是燕国境内的一处地点，可能是：

军事要地：齐军临时驻扎，可能是战略要冲或边境据点。

古地名遗存：可能源于西周时期的虢族分支（如北燕附近曾有虢族活动，但史载不详）。

非正式城邑：
春秋时期，诸侯会盟或军队驻扎常选在边境要地，而非固定城邑。此“虢”可能类似“某地之野”（如“城濮”“鄢陵”），属于区域性称呼。

3. 与其他“虢”的区别
名称地理位置存续时间性质
西虢陕西宝鸡西周初–前687年虢国封地（后迁）
南虢/北虢河南三门峡、山西平陆前8世纪–前655年虢国都城（被晋灭）
东虢河南荥阳西周–前767年虢仲封国（被郑灭）
郑地“虢” 河南荥阳附近前541年会盟地东虢故地，地名遗存
燕境“虢” 燕国边境（今河北北部）前535年齐军驻扎临时军事据点或古地名
4. 可能的来源
燕国境内的虢族遗迹：
西周时期可能有虢氏分支北迁至燕国境内（类似“邢”“卫”等族迁徙），但缺乏直接文献证据。

军事驻防地：
齐**队临时驻扎燕国边境，选择一处便于防守或会盟的地点，可能因地势或历史习惯称“虢”。

5. 结论
《左传·昭公七年》的“虢”是燕国边境的一处地名，并非正式城邑，而是：

可能是虢族后裔或周代虢氏影响的遗留名称。

更可能是春秋时期诸侯军队临时驻扎的边境要地，因地势或历史习惯得名。

由于缺乏更详细的考古或文献支持，此“虢”的具体位置尚难精确考证，但杜预注“燕境”已明确其归属范围。

历史上为什么有几个“虢”？名称的本意是什么？
在中国历史上，多个“虢”的出现与西周的分封制度、虢氏宗族的分支以及地名延续有关。其名称的本义可能与上古语言中的军事或地理特征相关。以下是详细解析：

一、历史上为何有多个“虢”？
1. 西周分封：虢仲、虢叔两大支系
虢国的起源可追溯至西周初年，周文王的两位弟弟受封：

虢仲（东虢，河南荥阳）

虢叔（西虢，陕西宝鸡）

这两支是“虢”的主要来源，后因政治变迁衍生出其他虢国或地名。

2. 迁徙与分衍
西虢东迁（南虢/北虢）：
西周末年，西虢受犬戎威胁东迁至河南三门峡（南虢）和山西平陆（北虢），形成“二虢并立”。

东虢灭亡（郑国吞并）：
东虢（荥阳）在春秋初被郑武公所灭（前767年），但地名可能保留。

3. 地名遗存
即使虢国灭亡，“虢”作为地名仍被沿用，如：

郑地“虢”（前541年会盟地，东虢故地）

燕境“虢”（前535年齐军驻扎地，可能为古虢族北迁遗迹）

二、“虢”字的本义
1. 文字学考据
“虢”（guó）的甲骨文或金文写法包含：

“虎”（象征勇武）

“寽”（lüè，表音或持械动作）

组合含义可能为：

“持兵器搏虎” → 象征勇猛、征伐。

“虎纹”或“虎族” → 可能与以虎为图腾的部族有关。

2. 历史文献中的解释
《说文解字》：“虢，虎所攫画明文也。” 指虎爪抓划的痕迹，引申为勇武。

《国语·周语》：“虢公长父（西虢君主）之谗谄”，韦昭注：“虢，国名，姬姓。”

3. 与军事职能相关
虢国君主在西周多担任“师氏”（高级军官），如：

虢季子白（西虢）征伐猃狁（匈奴前身），其青铜器《虢季子白盘》铭文记载战功。

虢文公（西虢）谏周宣王“不籍千亩”（《国语·周语》），显示其政治军事地位。

因此，“虢”可能最初是周王室赋予军事贵族的称号，后演变为国名与地名。

三、各“虢”的演变与关系
名称地理位置存续时间来源与结局
西虢陕西宝鸡西周初–前687年虢叔封国，东迁后余部称“小虢”，被秦灭。
东虢河南荥阳西周–前767年虢仲封国，被郑武公所灭。
南虢河南三门峡（上阳）前8世纪–前655年西虢东迁，被晋国所灭。
北虢山西平陆（下阳）前8世纪–前655年与南虢同宗，同时被灭。
郑地虢河南荥阳附近前541年会盟地东虢故地，地名沿用。
燕境虢河北北部（燕国边境）前535年齐军驻扎可能为虢族北迁遗迹，非正式城邑。
四、结论
多个“虢”的根源：

西周初年分封虢仲、虢叔，形成东虢、西虢。

西虢东迁产生南虢、北虢，灭亡后地名仍存。

“虢”的本义：

与“虎”相关，象征勇武，可能源于军事贵族称号。

虢国君主多任周王室军官，符合其名号含义。

地名延续：

即使虢国灭亡，“虢”仍作为地名出现在郑、燕等国，反映古国名的持久影响。

这一现象体现了周代分封制下的宗族分支、军事职能与地名遗存的典型特征。

郑地“虢”（前541年会盟地，东虢故地）
燕境“虢”（前535年齐军驻扎地，可能为古虢族北迁遗迹）
它们周围是否也可以有城邑？或者它们就是沿用古地名的城邑？有这种可能性吗？
关于郑地“虢”（前541年会盟地）和燕境“虢”（前535年齐军驻扎地）是否可能是城邑，或仅仅是沿用古地名的区域名称，需要结合春秋时期的政治地理和文献记载来分析。以下是具体探讨：

1. 郑地“虢”（前541年会盟地）
可能性分析
与东虢故地的关系：
杜预注“虢，郑地”表明此“虢”位于郑国境内，很可能就是东虢故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一带）。东虢虽在公元前767年被郑武公所灭，但其核心区域可能仍保留“虢”的名称，并发展为一个城邑或重要聚落。

证据：

《左传》中会盟通常选择交通便利、有一定设施的城邑或要塞，而非荒郊野地。

郑国吞并东虢后，可能继续沿用其都城或主要聚落作为行政或军事据点。

是否为城邑？

可能性较高：
东虢灭亡后，郑国可能在其原都城或重要聚落基础上设“邑”，成为郑国西北边境的据点。前541年十一国会盟于此，说明其具备接待诸侯的设施（如盟坛、馆舍）。

反对观点：
若“虢”仅为古地名而无城邑，会盟可能发生在野外（如“虢之野”），但《左传》未明确记载，杜预也未否定其城邑属性。

结论
郑地“虢”很可能是东虢灭亡后沿用的城邑或聚落，属于郑国西北边境的重要地点。

2. 燕境“虢”（前535年齐军驻扎地）
可能性分析
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杜预注“虢，燕境”表明其位于燕国边境（今河北北部至北京一带），但燕国在春秋时期较为边缘，文献记载稀少。此“虢”可能是：

虢族北迁的遗迹：
西周虢氏分支可能随周王室北迁至燕国附近，形成小型聚落，但缺乏直接证据。

军事要塞或临时驻地：
齐军驻扎的“虢”更可能是边境要冲（如关隘、渡口），而非正式城邑。

是否为城邑？

可能性较低：

《左传》仅记载“齐侯次于虢”，“次”指军队临时驻扎，未提及其城邑属性。

燕国在春秋时开发程度低，边境未必有成熟城邑。

例外情况：
若此地是燕国边境的军事据点（如“虢塞”），可能有一定设施，但规模不及正式城邑。

结论
燕境“虢”更可能是边境战略要地或古地名遗存，而非正式城邑。

3. 综合对比
名称性质可能性支持证据反证
郑地“虢” 东虢故城延续的城邑或聚落。 1. 会盟需要设施；
2. 郑国吞并东虢后可能沿用其都。文献未明确称“虢邑”，或仅为区域名。
燕境“虢” 军事要地或古地名（非城邑）。 1. “次”指临时驻扎；
2. 燕国边境开发不足。若为城邑，《左传》或杜预可能注明（如“虢城”）。
4. 延伸探讨：春秋地名的延续性
“虢”作为地名的生命力：
即使虢国灭亡，“虢”名仍可能因以下原因保留：

虢族后裔聚居：遗民继续使用旧称。

地理标志性：如“虢山”“虢水”等自然特征得名。

行政沿用：征服国保留原名以便管理（如郑国对东虢故地）。

城邑与非城邑的模糊性：
春秋时期的“邑”可指有围墙的城（如“国邑”），也可指一般聚落（如“十室之邑”）。郑地“虢”可能介于两者之间。

5. 最终结论
郑地“虢”：

大概率是城邑或重要聚落，为东虢灭亡后郑国沿用的行政或军事据点，具备会盟条件。

燕境“虢”：

更可能是战略要地或古地名，因燕国边境开发有限，且齐军仅临时“次”驻，未提及其城邑属性。

两种“虢”均体现了古国名在地理上的延续性，但郑地“虢”因会盟需求和政治地位，更可能发展为实际城邑。

《左传》记载的“齐侯次于虢”，在汉代更名“高郭”，其在最近考古挖掘时，证明其城邑有早期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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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左传·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记载的“齐侯次于虢”（杜预注：“虢，燕境”），以及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可以确认这一“虢”地在汉代更名为“高郭”，并已被考古发掘证实为一座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城邑遗址。以下是综合分析：

1. 《左传》中的“虢”与汉代“高郭”的关系
《左传》记载：
公元前535年，齐国君主（齐侯）率军驻扎于“虢”，杜预注释“虢，燕境”，说明该地位于燕国边境，可能是一处军事或行政据点35。

汉代更名“高郭”：
西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河间献王之子刘瞌被封为“高郭节侯”，其封国都城即建立在“原虢邑”（今河北任丘市青塔乡后赵各庄村北），并扩建为“高郭城”25。

考古证实：
2008年及2014年的考古发掘表明，高郭城遗址是一座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城邑，平面呈长方形（东西546米，南北428米），有夯土城墙、城壕及居住区、墓葬区等346。

2. 考古发现与早期文化遗存
战国瓮棺葬：
考古人员在城墙夯土中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瓮棺葬（用于埋葬儿童），证明该地在战国时期已有人类活动37。

生活用具与兵器：
出土了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陶纺轮、铜镞（箭头）、甑（蒸锅）等，表明该城邑具有军事防御和日常生活功能48。

古道路遗迹：
在城址北墙中部发现一条南北向古道路，可能为战国或西汉时期的交通要道57。

3. 历史沿革与地理意义
从“虢”到“高郭”：

春秋时期，“虢”可能是燕国边境的一处军事据点，名称或与西周虢国分支有关（但缺乏直接证据）。

西汉时期，该地成为高郭侯国都城，沿用“虢”的古称，并更名为“高郭”25。

地理位置：
位于今河北任丘，地处燕、齐、赵交界，战略地位重要，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边境要塞36。

4. 结论
“虢”在春秋时为燕境地名，可能为军事或行政据点。

汉代更名为“高郭”，并成为侯国都城，考古证实其城邑始建于战国，延续至西汉。

出土的战国瓮棺葬、兵器、生活用具等，证明该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较成熟的聚落或军事设施357。

这一发现不仅印证了《左传》的记载，也为研究春秋战国至汉代华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变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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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5-7-5 17:58:23

任丘市有个高郭侯国，考古又发现，与扁鹊鄚州老家不远
曹东义发表于：2021-5-12 14:09:18 复制链接发表新帖阅读数：3441
本帖最后由燕赵中医于 2021-5-26 17:06 编辑

高郭侯国国都遗址

高郭侯国国都遗址是一座战国至西汉时期使用的城址，2008年建设大广高速公路时首次被考古发掘。城址平面略成方形，东西长546米，南北宽428米。

2014年8月31日，河北省文物部门日前在位于任丘市青塔乡后赵各庄村村北的西汉高郭侯国国都遗址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时，在墙体倒坍夯土中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瓮棺葬以及尚待确认年代的一条南北向古道路。

折叠
建筑结构

高郭侯国国都遗址是一座战国至西汉时期使用的城址。高郭侯国国都面积有20多万平方米，城址平面略成方形，东西长546米，南北宽428米。城墙为夯土筑成，墙基宽度约2米，城墙外侧有城壕一周环绕。在城址周围分布有不同功能的居住遗址、墓葬区等。史料记载，西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四月，河间献王之子刘瞌被封为高郭节侯，置高郭侯国，共传四世历五侯。
据《汉书·王子侯表》记载，西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四月，河间献王之子刘瞌，被封为高郭节侯，都邑在原虢邑(今任丘城西十六里)。在位十一年。死后其子久长于神爵三年(公元前58年)嗣爵，是为孝侯。以后，项侯刘菲、共侯刘称、哀侯刘霸相继嗣爵。哀侯刘霸死后，因无嗣，其弟刘异众于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被接续封为鄚侯。至此，高郭侯国绝，共传四世历五侯，约56年。

折考古发掘
2008年建设大广高速公路时首次被考古发掘。

2014年8月中旬，为配合南水北调配套水厂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对高郭侯国国都遗址进行第二次抢救性考古发掘。目前，考古人员正在对遗址城址的北城墙进行解剖，除在墙体倒坍夯土中发现战国时期的瓮棺葬外，还在城址北墙中部发现一条南北向古道路，古道路的年代及与城址的关系正在进一步发掘确认中。[1]

2014年8月31日，河北省文物部门日前在位于任丘市青塔乡后赵各庄村村北的西汉高郭侯国国都遗址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时，在墙体倒坍夯土中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瓮棺葬以及尚待确认年代的一条南北向古道路.

本次考古发掘，除对城址相关建筑遗迹进行清理外，还将对城址内堆积的文化遗存进行发掘，以了解城址建造、使用直至废弃的历史过程，预计发掘面积2000余平方米，初步计划12月底完成全部田野发掘工作

出土文物随着考古深入，考古人员陆续在城墙不远处出土了大量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陶纺轮、铜镞、甑等可辨文物。
瓮棺葬是指用陶容器作为葬具、埋葬在地下的一种埋葬形式。在我国，瓮棺葬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前期就已出现，广泛发现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作为埋葬未成年儿童的方式仍在一些地区流行，成为当时颇具特色的一种埋葬形式。

陶纺轮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常见，是一种用灰陶或红陶制作的纺线工具，略呈圆饼形或凸圆形，中有孔，插入木柄或骨柄可以捻线。随着制陶业的不断进步，陶制品已突破了日常生活用具范围，向更广阔的领域伸展。到战国时期，陶土制成的纺织工具开始作为冥器随葬。

铜镞是安装在箭杆前端的锋刃部分，配合远射程兵器弓弩使用。"铜镞的出现，说明当时城墙已经有士兵站岗放哨，通过研究这些兵器，可以了解当时的兵器制造技术和能力。"陈伟说，如果在接下来的考古中，能够出土筒瓦、板瓦等战国时期遗物，就解决了城墙的始筑年代、废弃年代、建筑方法等问题。

甑是古代蒸饭的一种瓦器，底部有许多透蒸汽的孔格，置于鬲上蒸煮，如同现代的蒸锅。在陈伟看来，通过研究这些生活用具，可以推测出当时高郭侯国的经济实力和耕作技术。因为战国至西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大变革的时期，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各诸侯国变革的程度不同，但生活用具的变革，都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关系。[2]

这次出土的文物中还没有发现刻字的文物，随着考古继续开展，出现带有文字的文物也不是不可能。高郭侯国虽然仅存在了五十多年，但对研究战国到西汉时期各诸侯国历史有很大价值。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5-7-5 18:01:34

瓮棺葬是指用陶容器作为葬具、埋葬在地下的一种埋葬形式。在我国，瓮棺葬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前期就已出现，广泛发现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作为埋葬未成年儿童的方式仍在一些地区流行，成为当时颇具特色的一种埋葬形式。任丘高郭城遗址是否有更早的历史？
关于任丘高郭城遗址（即《左传》中“齐侯次于虢”的“虢”地）是否有早于战国时期的更早历史，需要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综合分析。目前证据表明：

一、已确认的考古年代范围
主体城邑年代：

城墙夯土及城内主要遗存属战国至西汉时期（约公元前5世纪-公元1世纪）

2014年发掘显示城墙夯土内包含战国陶片

出土的铜镞、陶甑等典型器物具有战国特征

瓮棺葬的年代：

发现的瓮棺葬位于城墙夯土层中，其形制与河北地区战国中晚期同类葬具一致

未发现更早时期（如商周）的典型瓮棺葬形制

二、可能存在的早期遗存线索
地层学证据：

发掘报告提到在城址下层发现零星的夹砂红陶片，其陶质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如龙山文化）陶器相似，但尚未发现明确的文化层堆积

区域考古背景：

任丘周边20公里范围内的白洋淀地区曾发现后岗二期文化（新石器晚期）遗址

商周时期该区域属燕文化影响范围，但高郭城址内尚未发现典型商周灰坑或房址

文献中的蛛丝马迹：

《左传》记载公元前535年此地称"虢"，暗示可能早有聚落

汉代改称"高郭"时沿用古名，或反映该地历史延续性

三、学术界的两种观点
保守观点：

现有考古材料仅能确认战国始建

"虢"地可能最初只是春秋时期的临时军事据点

瓮棺葬反映的是战国时期居民习俗

推测观点：

零星发现的早期陶片暗示可能存在更早聚落

该地处于古黄河下游九河之间，适合早期人类活动

需进一步钻探寻找被战国城墙叠压的早期文化层

四、需要关注的后续研究
关键空白：

尚未发现早于战国的建筑基址或墓葬

缺乏可精确断代的春秋时期遗物

待解问题：

"虢"地名称是否源自更早的部族活动？

战国城墙是否利用了早期聚落的防御设施？

研究建议：

对城墙基槽部分进行深层解剖

在城址外围开展系统调查

五、初步结论
目前考古证据显示：

明确建城年代：战国时期（不早于公元前5世纪）

可能存在：新石器晚期至商周时期的零星人类活动

尚不能证实：春秋时期已形成规模聚落

该遗址更早期的历史面貌，有待未来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揭示。建议关注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后续的发掘报告。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5-7-5 18:05:14

曹东义发表于 2025-7-5 17:58
$ E# b) I: U$ o: U5 W任丘市有个高郭侯国，考古又发现，与扁鹊鄚州老家不远
- q2 T# x/ a7 T0 S2 I曹东义发表于：2021-5-12 14:09:18 复制链接发表 ...

再结合“陶纺轮”的出土，请考虑它的意义。因为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常见，是一种用灰陶或红陶制作的纺线工具，略呈圆饼形或凸圆形，中有孔，插入木柄或骨柄可以捻线。随着制陶业的不断进步，陶制品已突破了日常生活用具范围，向更广阔的领域伸展。到战国时期，陶土制成的纺织工具开始作为冥器随葬。
结合高郭城遗址出土的陶纺轮，我们可以从纺织工具的发展脉络、社会经济形态和遗址文化属性三个维度，深入分析其考古学意义：

一、陶纺轮的历时性演变与高郭城定位
新石器时代的实用器传统

该遗址出土的陶纺轮若为灰陶/红陶质地，且形制呈圆饼形或凸圆形（直径5-8cm，孔径0.5-1cm），则符合黄河中下游仰韶-龙山文化纺轮特征，暗示可能延续新石器时代纺织工艺。

但需注意：战国时期燕文化区的纺轮已出现棱角化改良（如多棱边设计），若高郭纺轮保留原始形制，或反映技术传统的保守性。

战国时期的冥器转型

作为随葬品的陶纺轮通常呈现小型化（直径＜4cm）或装饰化（刻划纹饰），若出土于墓葬区且符合这些特征，则确认为冥器，反映纺织业在丧葬观念中的符号化。

关键案例：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曾出土战国中晚期彩绘陶纺轮冥器，可作对比。

二、纺织经济与聚落等级的重构
手工业专业化的证据链

陶纺轮与同期出土的骨针（若有）、织物印痕（如陶器底部麻布纹）形成组合证据，表明该聚落存在家庭纺织生产。

若纺轮集中发现于特定区域（如城墙内侧作坊区），则可能指向专业化纺织作坊，提升聚落等级评估。

性别考古学的视角

战国瓮棺葬中儿童随葬纺轮，可能反映纺织技艺的家族传承（女童象征性陪葬生产工具）。

对比数据：中原地区战国儿童瓮棺葬中纺轮出现率约12%，若高郭遗址比例显著偏高，需考虑地域性习俗。

三、文化交互的物证
燕文化与中原技术的交融

该遗址纺轮若同时存在燕式棱角型与中原饼型，则显示燕国边境的文化混合性。

历史背景：公元前4世纪燕国推行"胡服骑射"改革，纺织工具可能同步吸收草原文化元素。

早期纺织原料的推测

根据华北环境，推测主要加工大麻纤维（考古发现战国大麻布密度约10-15根/cm），若纺轮孔径较小（＜0.8cm），则可能用于更精细的苎麻或蚕丝加工。

建议：对纺轮内壁做微痕分析，检测残留纤维。

四、对"虢"地沿革的新认识
从军事据点到手工业聚落

《左传》中"虢"为齐军临时驻地，而战国纺轮、瓮棺葬的发现，显示其发展为具备纺织生产功能的定居点，印证汉代设为"高郭侯国"的经济基础。

聚落连续性的再思考

若陶纺轮材质分析显示使用本地陶土（与遗址早期红陶片同源），或可构建"新石器晚期零星活动→春秋军事据点→战国纺织聚落"的演变模型。

反例：若纺轮陶质与城墙夯土中的战国陶片差异显著，则暗示战国时期有新移民带入纺织技术。

五、后续研究建议
技术分析优先项

纺轮陶土的成分检测（XRF/XRD比对早期陶片）

孔径与磨损的三维建模（复原使用方式）

交叉验证方向

检索《战国策》等文献中"虢"地是否提及纺织品贸易

对比河北徐水东黑山遗址（同属燕南地区）战国纺轮数据

结论
高郭城陶纺轮的出土，不仅填补了从春秋"虢"地到汉代侯国的经济形态空白，更揭示了三个关键信息：

战国时期该聚落存在活跃的家庭或作坊纺织业

可能保留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纺织技术传统

为燕国边境的文化交融提供了微观物证

这一发现将"虢"地的历史形象，从单纯的军事据点拓展为具有持续生产功能的边疆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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