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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了解的“赵洪钧学位事件”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曹东义 最近，不断有朋友发给我一个署名“赵洪钧”先生关于其学位被晚授的有关链接和评论，让我了解了一些过去所不知道的事情。经过初步分析，可以看出其中，有伤害，有委屈，有利益，有陷阱，有误解，是一个很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 由于我是赵洪钧先生的校友，都毕业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又都曾工作于河北中医学院系统，互相认识，并且我读过赵先生的几本书，受益匪浅；更由于我2005年5月拜师邓铁涛先生，比较深刻地了解邓老的为人与处世方式、方法，而他老人家已经离开了这个他所热爱的世界。他说自己“生是中医人，死是中医魂。” 因此，我觉得自己也应该就所了解的部分情况，稍加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因为，赵洪钧先生的硕士论文被“晚授学位”，已经是一个中医界影响比较大的“事件”，闭口不谈，并不能“明哲保身”，也不利于放眼未来。 因此，不揣浅陋，略述如下，如有不妥，请赵先生以及海内同道批评指正。 一、学位被晚授事件回顾 赵洪钧先生《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从选题到写作，乃至后来遇到各种责难和不利处境，是从1978年10月，他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首届研究生之后而发生的。赵先生完成第一年集体授课之后，从设在西苑医院的研究生部进入位于东直门总部的医史所，又做了两三个月的野外考察。此后开始分配导师并考虑毕业论文选题。 赵先生是从军医大学毕业，学西医出身，并且有过9年在威县医院临床工作经历，喜欢中医，自学过张锡纯先生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其研究方向定位为中西医比较医学史，选定的导师是马堪温先生。 马堪温先生195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在北京医学院任医学史助教。1954年跟随著名医史学家李涛教授，到前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的中国医药研究所医学史研究室工作。1960年至1962年参加了北京中医学院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遂长期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作医史文献研究工作。马先生作为指导老师，在选题方面给了赵洪钧先生充分的自由，对其选题提出了指导意见，认为近代中西医问题十分复杂，难度相当大，并且离毕业只有18个月，要考虑是否能够完成。还有，这个题目相当敏感，要考虑到研究此题目的后果。 导师马先生的这些担心，也曾经使赵洪钧有些动摇，但其最后怀着对未知领域的强烈求知欲和挑战难题的信心，选择了这个难度较大的课题。赵洪钧先生说：“至于课题的敏感性应该和它的社会意义成正比，既然自己选择了治学，就要把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总之，就这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由于时间如此紧迫，他只能边查资料边撰写文稿，平均每天不少于1500字，因为多数节目至少要写4稿。最后，终于在答辩前两周誊写完全稿，是他妻子代为抄写的。赵先生说：“全文近25万字，至少写过4稿。一个1.3万字的摘要，写了11稿。一本现在看来有许多不足的东西，终于在18个月中完成了。” 赵洪钧先生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邓铁涛教授，在答辩的时候，各位专家根据个人的理解，提出了质疑和询问。邓铁涛教授只提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近代中西医之争？”赵洪钧先生的回答宗旨是一句话：近代中西医之争不是阶级斗争！答辩委员会表决通过了赵洪钧先生的硕士毕业论文。他于1981年暑期毕业后，分配到河北中医学院医史教研室，担任教学工作。当年，中医研究院研究生毕业之后，不是立即发放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尤其是学位证书，需要召开全院学术委员会（是一个常设的学术组织）会议之后，获得学位委员会通过之后，教育处才发放“学位证书”。因此，大家都是毕业后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学位证书。 二、赵先生对学位被晚授事件原因的推测 赵洪钧先生毕业后，虽然有毕业证书，却迟迟没有能够获得学位证书。这是为什么？他自己没有细说，其中只言片语透露了某些信息。 2006年5月16日，赵洪钧先生在网上发表了《赵洪钧致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公开信》，其中说：“1982至1984年，大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两次就拙文《近代中西医论争史》评定学位。学位评定对‘研究院’或‘科学院’来说是很严肃的事，有关资料还应该作为档案保存着。关于此事，我只收到1985年1月29日大院教育处来信及该处整理的‘关于《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学位评定修改意见’。学位对我来说早已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尽管20多年来没有下文，自从我回复了1985年‘冷处理’的信并对‘修改意见’做了解释，没有问过此事。如果不是有人直至最近，还在借拙作诬蔑我同时诬蔑中医，我很希望大家都把此事忘却。然而，最近发现，当年造谣诬蔑我、同时也在诬蔑中医的人是邓铁涛教授。他还在继续组织人造谣诬蔑。事关中医的大是大非和我的名誉，不得不写这封公开信。” 赵先生认定邓铁涛先生“造谣污蔑”、“继续组织人造谣污蔑”的线索哪里来的？ 原来是徐志伟等编，2004年，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的《邓铁涛学术思想研究》［IV］第416～432页。文章题目是：“邓铁涛学术思想研究50年——代跋”。 其中有些文字，刺痛了赵先生，他这样节引了这段文字：“20世纪80年代初，一本名叫《论争史》（简称）的书在医学界流传，困惑了很多青年人，中国中医研究院也拿不准如何评判它，信函请邓老解答。邓老是从近代社会走过来的人，对近代中医历史感同身受。他说：我是以震惊的心情读完这个（《论争史》）结束语的，把中医和妓女、鸦片等同为社会问题。统观全书，有一条明显的脉络，即认定‘中西汇通’是近代中医学术界的主流，以此论证今天的‘中西医结合’。……邓老尤其不能容忍有人把娼妓、鸦片、中医三者并列为近代社会问题……邓老信函的上述内容，回复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使大家达成共识。20年已过去，笔者重翻这封信再拜读一遍，佩服邓老看人看事物的眼光”（422页） 赵先生怒不可遏地说：“邓教授借以造谣诬蔑的那段原文如下：‘近代中国医事卫生争论中，除了这个最复杂的中西医问题，还有一个鸦片问题，一个娼妓问题。前一个闹了近百年，后一个闹了四、五十年，医学界吵得不可开交，各有各的高见，结果于事无补。新社会一经确立，鸦片、娼妓立即荡涤无余，所以这完全是社会问题。中西医问题是否从此彻底解决了呢？显然不是。彻底解决的只是那种不正常的对立情绪。那种情绪是旧时代中各种社会因素——特别是当政者的思想造成的。’（《论争史》1983年内部版，318页）这段话的意思不够清楚么？这是‘把娼妓、鸦片、中医三者并列’么？当初答辩时，作为主任委员的他为什么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呢？” 从赵先生的引文不难看出，他认定“造谣污蔑”“把娼妓、鸦片、中医三者并列”的这段文字，平心而论，其在行文之中有不够恰当、准确的地方，指出来，或者进行批评，也不能说这就是“造谣污蔑”。至于这是否为不授予其学位的原因？需要更多的证据，而不应该把它作为唯一的理由。 三、曹东义对有关事件的分析 按照时间顺序来分析，1981年7月前后，在邓铁涛先生主持的答辩会上，通过了赵洪钧先生的论文。其后，在邓铁涛先生没有出席评定其学位会议的时候，没有顺利通过。原因在哪里？赵先生没有仔细说他和教育处的交涉细节，只有很简略的一些文字。 赵先生说：“1982至1984年，大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两次就拙文《近代中西医论争史》评定学位。----我只收到1985年1月29日大院教育处来信及该处整理的‘关于《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学位评定修改意见’。” 一般说来，答辩委员会通过的毕业论文，都应该顺理成章被学位委员会授予学位；不授予学位，不仅对研究生本人有影响，而且对答辩委员会的结论也是一个考验。 也就是说，赵先生的毕业论文不被学位委员会认可，那就要“追责”答辩委员会。你们是怎么通过答辩的？为什么没有让他不通过？为什么不让他修改后再通过？你们这一关放水了？ 作为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邓铁涛先生有责任回答教育处的质询。难道，他能说当年我们稀里糊涂通过了他的论文？难道他能说这篇论文毫无价值，只有负面的教训？ 我虽然没能见到邓铁涛先生的回函，但是，我敢断言，他老人家不会这样说。 客观地评价其优点，指出其中的不足，提出改进的建议，这是我日后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成果评定专家经常做的事情。 学位委员会也不是只为一个人设立的，希望获得学位的人，都必须经过这道坎。谁希望自己单位培养的研究生不被授予学位？ “1982至1984年，大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两次就拙文《近代中西医论争史》评定学位。”这说明学位委员会也不是草率、简单从事。他们提出的修改建议、意见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这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发生在1982年，这与邓铁涛先生无关。 赵先生的认识，也许不够准确。他说：“当年我未能获得学位，还与我曾经给大院中层以上的领导做过一次报告有关。那是在1982年5月份，医史文献研究室升格为研究所庆典之后的第三天。报告的题目是：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三支力量的方针？请我作报告是因为，当时的大院书记王恩厚同志，在医史所庆典上知道我是研究中西医关系的。他请我根据近代中西医关系的研究，对三支力量的方针，畅所欲言地讲讲自己看法。我相信，那次报告给当时的大院，输入了一些正能量。这是一个学者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所以我至今对那次报告无怨无悔。今天（2017年4月20日）的报告也是希望给大家输入一些正能量。” 赵先生自以为属于“正能量”的报告，可能语出不凡，有战略高度，有深刻的思想。 但是，关于三支力量的方针，未必有统一的认识，现在也没完全解决中医的发展道路问题。比如怎样看待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中医科学化？如何评价余云岫、王清任？《医林改错》的成就是解剖，还是继承创新了中医的气血理论？我记得赵先生说，即使没有西医传进来，中医也要走向解剖的发展道路。这是评价标准的问题，也是发展道路的大问题。其实，我们现在仍然处于中医指导理论不被承认的时期，中医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不被当做科学语言，谈论中医学术成就必须按照西医的病名“规范技术、研究方药”，这仍然是余云岫“废医存药”的做法，是中医的“末法时期”。 退一步说，即使是正确的认识，未必会有好的结果。 毛泽东当年的正确主张被人误解，五七年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迫害老干部，扁鹊之死，文挚遇害，华佗不得志，郭可明先生的遭遇，这样的悲剧绝非个案。 另外，赵先生说的一段话，虽然有性格，但是这也许是他“任性不改”，不能被授予学位的一个原因。他说：“我认为，做到随时直面学者的良心，才有可能具备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主要是怀疑、争论、创新和实验精神，要敢于对任何成说和权威见解提出怀疑，永远不满意现状。即便是你的直接师长的见解，只要你认为不对，也要提出质疑，只不过言辞委婉一些。即便最后证明自己错了，也要争论。故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不是固执己见，即最后要服从真理，服从实践检验。没有这种精神，不可能做出重大成果。古今中外所有贡献较大的科学家，没有一个是长于附炎趋势、赶时髦的，也没有一个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 历史不能假设，发生过的事情不会再来。毕竟，经过赵先生的努力，大家也见证了他的学术水平，迟到的学位证书发下来了。这与伽利略被教会“平反”，比文革后拨乱反正，虽然不同，但是，都是事后弥补。 逝者已远，是个伟人；生者尚存，拥有未来。 2017年4月20日在中医科学院所作学术报告时，赵洪钧先生说“《论争史》在本院曾经受到一些责难。我本人因此成为中西医结合研究生班中，唯一当年没有获得硕士学位的人。不过，即便是在当时，我也没有因此感到沮丧。因为我自觉完全对得起学者的良心。特别是，在我做完毕业答辩的当时，就有师友认为，拙作完全当得起博士学位。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近来本院决定补授我硕士学位，还命我就中西医论争史作报告，就是对我当年的工作给予正式的、充分的肯定。因此我更加觉得不枉此生。谨在此对大院现任领导表示真诚的感谢！” 我们祝愿赵先生，是金子总会发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的曲折和磨难，不会埋没有价值的学术。赵先生说：“我感到欣慰的是，《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出版后，得到许多师友以及同道的赞许，而且很快在国外反应较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已经三次出版，1983年的内部版送给中医研究院的就有200册。” 有朋友们的鼓励，有自己对于学术的自信，就能做出不一样的成就。 最后，请允许我们借用赵先生自己的一段话，结束这篇难以完成的文章：“其实，虽然《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已经出版三次，至今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使我惭愧。比如部分文献的出处不规范。书后没有索引。特别是我对废止中医思潮的源流考证也不足。希望在座的师友，今后继续批评指正。” 此事复杂，难知，也难说。知我，罪我，赞我，批我，一任读者诸君明鉴。 201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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