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从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开始，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中医药理论体系，中医药学成为世界上惟一拥有5000年连续历史、独立于西医的医学。有“简便验廉”的优势特色，这是老祖宗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月8日，广东省第一例危重症患者彭某ECMO撤机成功。这是中、西医结合营救危重症患者的典范，中医全程参与并在其中立下汗马功劳，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各记者对该事件的报道却让人真正的寒了心。媒体全屏满篇只歌颂以西医为代表的钟南山院士，对中医的全程参与以及作用，只字不提，我们甚至看不到半点中医的痕迹。

　　众所周知，西医尚无特效药，难道危重患者彭某这种情况也是自限性好的吗？能否把患者彭某整个治疗的过程列出来？

　　在某些记者的报道里，称钟南山院士认为中药需要实验室验证，现在不能放心使用中药！只字不提钟南山院士感慨中西药在实验室及临床表现的差异，只字不提钟南山院士对中医的肯定，这难道不是在给钟南山院士“栽赃”吗？

　　钟南山院士从来没有说过“中药在实验室中要验证”，钟院士只说过：“中药在临床已经常用了”，“我是很重视中药在实验室对新冠病毒作用的情况”。

　　媒体们只记得一味地造神，看看钟南山院士自己怎么说的？

　　钟南山院士在广东省政府新闻办疫情防控第二十四场新闻发布会上说：西药在实验室对新冠病毒有效，但是相当多西药在进入人体后无效，中药则不一样，连花清瘟胶囊等中药已经在新冠肺炎临床治疗已经常用，中药的使用后显示能减少病毒进入细胞，减轻炎症症状，这可以给中药使用提供一些证据。我很重视中药的作用，一旦有证据，中药是可以放心用的。

　　而这些，到底是谁在遮蔽中医药的光芒？

　　2006年有人发表《告别中医中药》，并引发了号称“万人签名”的取消中医、取消中药的反中医思潮；有人说阴阳五行是最大的伪科学，诬称“中华文化百分之九十都是糟粕，看看中医就知道了”；有的说需要的不是发展中医，而是“废医验药”；各种“中医黑”泛滥于网络，中医的名誉受到极大抹黑和污损。

　　然而纵观中国历史，其实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也是一部战“疫”史，每一次瘟疫到来，中医都不曾缺席。

　　中国人对瘟疫并不陌生。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及灭虫的记载。古代中医常常用“大疫”、“天行”、“时疫”等表示疾病的流行,认为灾疫多与天运及地域环境有关,因此,古人在记录疫情时往往同时记下其自然、社会背景情况。

　　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朝就有了疫情的文字记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明确记有多种传染病病名，如疟、疥、蛊等，并且还有“疾年”的记载。据《中国疫病史鉴》统计，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

　　两汉时期是古代记录中瘟疫最多的时期，两千多年前的医著《黄帝内经》中有关于疫病的记载，“医圣”张仲景的从医契机便是东汉末年被称为“伤寒”的瘟疫横行，其著写的《伤寒杂病论》救人无数，为后世治疗“伤寒”确立了范式，时至今日依然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的“清肺排毒汤”，就是由该书中多个经典方剂优化组合而成。

　　明清时代温病流行，于是中医又产生了温病学派，以吴又可、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王孟英等为代表的温病学家用中医防治瘟疫，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中医研究瘟疫的首本专著是明代吴又可的《温疫论》。明代末年瘟疫暴发，吴又可首次提出“疠气”致病学说，不仅开辟了中国传染病学研究先河，还是世界医治传染病学上的创举。今天看来，吴又可所说的“疠气”，无疑就是“致病微生物”。

　　在与瘟疫的角力中，中医的贡献造福全人类，尤以天花防治最突出。宋代天花在我国流行，从那时起，中医就开始采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清代康熙年间，朝廷设立“种痘局”，专门给百姓普及种痘，可以说是全球最早的官方免疫机构。这种方法后来被其他国家仿效，并启发了英国医生琴纳于1796年发明牛痘接种术。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梅毒肆虐，一些患者因得不到有效治疗，成为危害人民身体健康最重要的疾病之一，许多人被夺去了生命。河北承德盛子章的可贵奉献，就是将治梅祖传秘方《清血搜毒丸》、《三仙丹》、《嗽口灵》无偿献给了祖国的灭毒事业，在全国灭梅工作中，收到了显著效果。经他亲自治疗和指导治愈的患者就达5万余人。1958年盛子章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被卫生部授予金项奖章，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先锋的名医。

　　1954年盛夏，乙型脑膜炎暴发流行。当时罹难人数很多，死亡率竟高达50﹪左右。乙脑是当时全国重点防控的22种传染病之一，在西医没有特效疗法的情况下，近代著名中医温病学家郭可明先生及其中医专家团队，应招走上了抗击“乙脑”一线。他们运用中医温病学理论，重用生石膏，方选白虎汤、清瘟败毒饮配以安宫牛黄丸、针灸等清热透邪之法，探索形成了中医治疗“乙脑”的石家庄经验并向全国推广，还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中医治疗“乙脑”的石家庄经验有力地说明，中医不但善治“慢性病”而且善治“急症”；在重大疫情和卫生突发事件中，中医是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

　　2003年“非典”暴发，当时87岁的邓铁涛被任命为中医专家组组长，他所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收治73例非典病人，取得病人“零转院”“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的三零成绩。

　　再到2020年，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共调用4900余名中医药人员驰援湖北，约占援鄂医护人员总数的13%，其中包括3名院士及几百名专家。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分类开展救治。轻症治疗和恢复期治疗中医药早期介入，重症、危重症实行中西医结合，制定了相应的治疗规范和技术方案。目前已筛选出的“三药三方”包括：金花清感颗粒、莲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

　　这次的实践再次充分证明，中医药学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屡经考验，历久弥新，值得珍惜，它依然好使、管用，并且经济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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