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一项重大卫生政策进行议题设计与制定？创新药物、医疗器械批量上市，医疗机构如何鉴别其有效性和成本效果？近两年，在国家医保药物目录调整、创新药物遴选、国家高值医用耗材谈判中，越来越多的卫生技术评估结果正被写入国家政策，卫生技术评估应用逐渐进入“爆发”期。

　　“2014年年底，广东省广州市医保统筹基金支付门诊特定项目费用新范围新标准细则出台，明确了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对乙肝的报销额，分别由之前的150元和100元提升到600元和420元。这会对老百姓产生什么影响？就需要第三方来介入评估。”中山大学药学院医药经济研究所所长宣建伟说，由该研究所做的评估结果显示，政策运行以来，乙肝病人的自付部分降低，辅助用药降低，而抗病毒干预治疗用药和病人的药物依从性都大大提高。“因此我们建议政府部门不但要延续这一政策，而且要进一步提高支付标准，并将更多产品纳入报销范畴。”

　　“‘十二五’期间，国家卫生计生委曾委托我们对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规划配置进行评估，明确最大限度承受能力下全国到底需要多少台达芬奇手术机器人。通过快速评估，我们给出的答案是30台，现在，全国公立医院总共配备了39台。”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卫生政策评价与技术评估研究室主任赵琨介绍，我国对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应用评估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即对机构合理使用情况进行评估，目前得到的基本结论是适应证掌握较乱，存在过度使用问题。“详细的评估报告和建议已经递交给上级部门，相信会为制定调整相关政策、规范促进行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企业在实施卫生资源配置、政策制定和事中事后评价、遴选利用适宜技术及药物时，开始依赖第三方评估提供的策略。赵琨介绍，今年9月，国家启动开展高值医用耗材价格谈判时，明确要求申报谈判的企业要提供卫生技术评估报告，这意味着卫生技术评估作为决策证据已走上了机制化道路。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卫生技术评估作为一种政策分析工具，逐步获得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政府的立法授权，并成为创新技术、药品、设备进入临床、医保和卫生决策前的强势把关人。我国卫生技术评估从20世纪90年代起步，但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这样的情况近几年正悄然转变。在越来越多的决策中，需要进行循证研究，确定优先领域，识别最具成本效果的干预措施。医疗卫生领域新产品、新技术层出不穷，带来的医疗费用上涨、设备配置失衡、药物使用过度、伦理与法律等问题，也迫切需要对卫生技术成本、效益、价值、伦理开展评估。“尤其2015年，国家取消新技术准入审批，这就更需要完善卫生技术评估体系，为新技术新产品临床准入、医保准入、价格制定、资源配置、操作规范及标准制定提供证据。”湖北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姚云说。

　　近日举办的中国卫生政策与技术评估研究网络国际会议第二届年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监察专员刘登峰透露，正在草拟的《基本医疗卫生法》将卫生技术评估纳入立法草案，即将颁布的《综合监督监管指导意见》也提及应用卫生技术评估开展医疗服务行业行为监管和技术管理。他说，由科教司牵头组织的《关于推动卫生技术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正在起草制定中，将对建立健全卫生技术评估组织和评估队伍，建立卫生技术评估选题机制、评估流程、方法体系、评估结果公开发布机制和推动卫生技术评估成果转化应用等，做出制度安排。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随着卫生技术评估从学界的“自选动作”向政府和行业的“必选动作”转变，迫切需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技术评估体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突破多项瓶颈。

　　对于一些机构将卫生技术评估局限在课题研究层面的现状，赵琨说：“我们是卫生技术评估服务的‘生产商’，服务对象是临床医生、政策决策者、企业和社会。因此，应以‘有用性’作为评估议题和方向选择的准则，避免与应用环节脱节。”

　　建设稳定的评估机构和队伍，被多位专家提及。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卫介绍，去年年底，该中心发起成立了中国卫生政策与技术评估研究网络，该网络已涵盖包括国内相关领域的34所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教学医院。此外，湖北省卫生技术评估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技术评估中心等各地评估机构也正在组建中。

　　“健康要融入所有政策，而卫生技术评估要融入所有健康政策。但是我国卫生技术评估机构和队伍建设水平，与国情、国力和需求还不相称。”中国人民大学医改中心主任王虎峰说。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凌放建议，要通过整合、引进和实习生培养等形式，补充现有研究人力不足的问题，同时逐步形成不同专业发展领域的框架，推进各研究方向纵深发展。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代涛提出，要坚持注重多方参与，要同医保、医政、科教、物价等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合作，努力争取更多政策支持和政府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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