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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论中西医不同的疾病观
曹东义 发表于:2020-12-27 17:21:57 复制链接 发表新帖
阅读数:4480
论中西医不同的疾病观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中医学院扁鹊文化研究院
中西医学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都有很丰富的内容,需要多年学习才能深入了解,因此,比较中西医的学术特点很不容易。我们很难在具体细节上互相比较,而必须“大道从简”看其主要的学术特征。
一、西医“以有为本”,中医“以无为本”
中西医的知识虽然很多,归结起来,无非是“怎样看”与“怎样做”,前者是世界观(道),后者是方法论(术)。
西医按照“结构决定功能”的学术原理,从解剖说生理,按照病灶推测病因,并且逐渐深入到微观领域,是一条“破碎化”的研究方向。它的起点是结构(有,属于明物质),是“以有为本”。
西医认为没有物质结构(有)为依据的各种诊治方法,都属于不能采信“虚假”。因此,不能接受“治未病”以及阴阳五行指导下的很多中医理念。
中医按照“天地自然生成”学术原理,研究生命的健康与疾病关系,认为天地万物与人,都是自然整体生成的,是从“无”而来,这个“无”不是没有,而是看不到、摸不着,约等于“暗物质”。经过生长壮老已,万物之“有”还要复归于无,因此中医是“以无为本”的学术体系。
中医重视人与天地万物、社会家庭之间的密切联系,强调疾病与健康之间没有截然分开的界限,随时处于不断转化的状态,“病起于过用”,“阳盛则阴病,阴盛则阳病。”
二、西医依靠“构成论”,中医依靠“生成论”
西医研究人体生理、病理,都是从结构之“有”出发,根据结构推求生理功能和病理因素,逐渐发现天地万物与人的关系,发现不了不承认。因此,西医的整体观念,是皮肤之内是一个整体,超越了皮肤之外,它们与人体的关系是“或然”关系,不是必然的联系。
中医研究人体,从天地阴阳“自然生成”开始,“生”和“成”有不同的含义。“生而未必成,成必须符合道”。说人体离不开环境,如同农民种地,离开天地万物,就不能周而复始地生长壮老已。因此,能否“生成”,必须看内在有没有“生命力”;具有生命潜质,不一定能“生”,更不一定能“成”;“成”一定符合“道”。也就是能否长成,必须看“环境”是否允许。
由此可见,研究构成,可以不看环境,只说皮肤之内的整体;研究生成,必须把人体与环境一起考虑。说生成,离不开环境。
构成的视野比较小,而生成的视野必须宽阔。
用一个植物为例子,从构成的角度看,根、茎、叶、花、果各有标准,毫不含糊;从生成的角度说,所有的根、茎、叶、花、果都来源于一个种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旦离开了这个整体,就变成了异物。而且,谈生成,离不开环境,离开环境只能说构成,而不能说生成。
人体也是这样,眼耳鼻舌身,各有不同结构,也有不同的功能,这似乎没有错,但是,它们都不能离开身体,一旦离开了生命整体,虽然其结构依然完整,但是其功能就完全无从谈起了,甚至很快就会腐败变质。
由此来看,生成的生命有结构,从生成谈生命,可以包容构成,而构成不能代替、包容生成。
三、西医强调疾病的排他性、永久性
西医从构成之“有”出发,强调证据,注重排他性,因此,格外看重疾病“诊断标准”,不能“确诊”,就没有可以治疗的目标。
但是,生命变动不居,疾病也很复杂,从致病因素启动到病理结构形成,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比如癌症病灶虽然由一个癌细胞突变开始,但是到确诊癌症之间,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冠心病的粥样斑块,到底多大才可以确诊为冠心病?这也很不容易做到精准无误。
因此,具有排他性的诊断证据,很可贵,但是很多不符合标准的疾病被“漏诊”、“误诊”在所难免。“关口前移”的初衷,被终身服药的毒副作用遮盖,也不是罕见的个案。
西医强调医学外力的干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因此,就如国医大师陆广莘先生所说“努力找病,除恶务尽”。由此,出现了三个世纪难题:慢病高发难治、费用高昂难付、化学制药滥用成灾。
四、中医强调疾病的可转化、暂时性
中医从疾病生成之“无”出发,“有无相生”,界限不明,一般不需要排他性的“确诊”。
突出的痛苦就是病,也不论它是症状,还是体征,只要能够消除它,就起到了医疗帮助的目的,完成了医生的责任。
中医强调“治未病”的健康管理,格外注重内在因素,也有非常多的方法,可以养生健身,也可以用来治疗疾病。
开发内在卫生资源,让每个人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这是中医学不懈努力的方向,而且一直奋斗了几千年。《内经》说“病为本,工为标”,医学、医生只是健康的帮助,而病人才是健康的主人。
五、中医有独特的治疗思想
(一)“杂合以治”不是靶点给药,不是对抗治疗
在中医的经典《素问·异法方宜论》之中,黄帝与他的师父岐伯讨论医学问题,他问:“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
这个问题很高明,的确是中医治病技术的特色,也很不容易回答。
在这个提问之中,首先是很多医生,都面对的是同一个“病”,为什么会有“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法?这么多技术手段,为什么不是“唯一正确”,却都不仅是有效,而且能“治愈”,这是为什么?这真是几千年中医临床治病特色的真实写照,都是名医,有的主张寒凉,有的主张温补;有的使用内服,有的使用外治;有的用药,有的不用药?
岐伯的回答,充满智慧,有耐人寻味,他说:“地势使然也。”当然,地势不仅是方位的区别,还有时空的差异。并且提出“杂合以治”的治疗方略,千方百计,只为你健康,但是,绝对不是西医追求的“器官、靶点”的治疗。
岐伯说:“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
(二)辨证论治富含着“活法巧治”的智慧
辨证论治这个词语虽然出现的比较晚,但是它的神髓早就化生于张仲景的“随证治之”。这个学说背后的深刻原因,是立足于疾病状态的不断变化,外感病有六经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别,内伤病也因为饮食起居情志变化而起伏,随着日月阴阳运转而不同。辨证论治不是“分型治疗”,辨证的过程,就是运用医学理论的过程,“候之所始,道之所生”。
论治的过程,也是医患交流,调动既往知识、经验的过程,不是在西医病名底下,分型对号,一直不变的分型治疗。
证是随时可以变化的,有规律可循,立足于“以无为本”,疾病的“有”,来源于“无”;病人找医生,就是因为不在“无病”,有了痛苦,希望借助于医生消除痛苦;医生的立一个病证,就是为了消除这个病证,而不是为了诊断清楚它是什么。
有病的原因,多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虚处留邪,久瘀成毒,影响气血运行,脏腑功能发挥,就出现了各种病证。“扶正祛邪”,以人为本,千方百计,活法巧治,是中医智慧的体现。
无论是内服外用,饮食起居,各种治疗方法,只要有利于患者恢复健康,都可以发挥作用,不局限于某种方法,更不必“终身服药”。
(三)施治于外,神应于中,是中医的独门绝技
中医根据《河图》《洛书》的“生成”原理,认为天地万物都是自然生成的,有表里,有内外,有生有成,每一个生命,都随着天地时空的变化而改变。
因此,生命是一个整体,自然生成,内在的脏腑,与外在的皮脉筋骨肉,四肢百骸,五官九窍息息相关,与天地四时阴阳的消长密不可分,一旦人体由有序转为无序,气血运行,升降出入背离了常态,就会产生疾病。
治疗疾病,无需深入体内切割,更不需要靶点一一对应,在体表使用恰当的方法,在远离脏腑的四肢针刺拔罐、艾灸按摩,膏药贴敷,都有利于人体恢复有序,重返健康,即使是癌症、类风湿、各种增生,也可以通过这些“不起眼”的“内病外治”,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西方医学重视结构,忽略人体内在卫生资源的巨大作用,把健康的主宰依附于外力的干预,因此,不当检查、过度治疗,在所难免。由于西方医学没有“内外相关”的思想体系,不能在外边解决内里的问题,所以才需要“手术”解决,因此,“外科手术”,绝大多数不是外治,而是“内病内治”指导下的具体体现。
很多所谓必须“终身服用”的化学制剂,是大自然的异物,也是生命的异物,生产的时候污染环境,吃进去污染身体。
看上去好似垃圾的草根树皮,经过神农尝百草,变成了低碳环保的治疗药物。化毒为药,变废为宝,需要借助中医的大智慧,否则,用化学成分看中药,用分子靶点说中医,就会走上否定中医的错误路上去。
(四)身心同调是中医的特色
中医认为,五脏是五神脏,“形神一体”,不可分离,而不是把精神归结为大脑皮层。因此,中医治五脏,就是治精神。
《素问·举痛论》说:“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
气机郁结,所产生的病证很多,心病需要心药医。
喜伤心,悲伤肺,怒伤肝,优思伤脾,惊恐伤肾,也就是说六淫太过,伤人四肢,皮毛肌肉血脉筋骨,而七情太过直接伤脏腑。所以,中医治疗不能“唯物质论”,不能只说化学成分的无知对抗,而必须注重患者精神的调理。
(五)药食并用,寓药于食
中药的起源,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很多中药的发现,与古人寻找食物有关系。
中医对于药食同源的应用,历史很悠久,经验很多,方法十分丰富。《神农本草经》的三品分类,就是用上品药,如人参、甘草、地黄、大枣等“主养命以应天,无毒,久服不伤人”;中品药,如百合、当归、龙眼、黄连、麻黄、白芷、黄芩等“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下品药,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
《神农本草经》的告诫,来自于长期的实践观察,是千百人、千万人的经验积累,值得我们重视。
上品无毒的药物养命,久服轻身益气延年,对于适合的人,可以和食品一样,或者加在食品里,长期服用,有益而无害。
中品养性,有毒无毒,可以调理身体,不可久服。
下品有毒,用来治疗疾病,需要辨证论治,不应该随意食用。
西药大多属于人工合成的化学制品,需要作用于细胞的“分子靶点”,它们大多属于大自然的异物,也是人体的异物,因此,生产的时候难免污染环境;吃进身体,难免污染身体,绝对不应该当做食物来对待。
(六)医养结合,养重于治
生命不能创造,只能保养。因此养生是每个人一生的课题,不得病比治病重要,让人不得病的措施,不是经常体检,也不是依靠“医保”,而是挖掘“内在的卫生资源”,向内求,维护人体的正气,“不妄作劳”,“心安而不惧”,“德全不危”,有饮食起居养生,有顺时养生,有运动养生等,中医有很多方法。
养生不是吃药,有的时候吃药辅助一下,不能把吃药作为养生不可缺少的东西。一个人可以经常“被帮助”,但是不能经常“被拯救”。中医是我来帮助你的医学。
养生的重要法则,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是“主明下安,以此养生则寿”,养心为上。
如果只相信大仪器,高精密仪器,经常“从头到脚”检查,就会误入医学丛林,吃尽“过度检查、过度医疗”的苦头。
我们正处于“被医保”的时代,不要为了“报销费用”而“享受医疗”,要养生保健才能维护健康。养生保健不是“营养说了算”,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而不是迷信偏方。
总之,中医善于“道术并重”的医学体系,“重术轻道,衰落难逃”;在面对西医的时候,如果只是“求同存异”,就容易“丢了自己”。
只有坚持“道术并重”,与西医“求异存同”,彰显中医个性,才能逐渐走向复兴。
2020、12、27
上述问题,我在2007年出版的《回归中医》之中,有所论述。再次发表出来,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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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发表于 2020-12-27 17:22:29 | 阅读全部
#在这里快速回复上述问题,我在2007年出版的《回归中医》之中,有所论述。再次发表出来,供大家参考#

点评

5、背弃传统就只能跟着老鼠跑 中医药在经过一次一次现代科学的验证、考验、试验、实验之后,并没有被揭密,也没有被同化、取消,中医依然还是中医。这是为什么?原因就是中医与西医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有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20-12-27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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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发表于 2020-12-27 17:22:51 | 阅读全部
曹东义 发表于 2020-12-27 17:22
* g8 x& }2 Y" \- e- z#在这里快速回复上述问题,我在2007年出版的《回归中医》之中,有所论述。再次发表出来,供大家参考#

3 W5 B' Z- o' H; \5、背弃传统就只能跟着老鼠跑2 U/ c) Q# t/ M0 ^& R
中医药在经过一次一次现代科学的验证、考验、试验、实验之后,并没有被揭密,也没有被同化、取消,中医依然还是中医。这是为什么?原因就是中医与西医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理法方药的传统,安全有效地解决了许多常见病和疑难杂症的治疗。一旦失去了的传统,中医就将陷于很尴尬的境地,甚至必须跟着老鼠跑,走先实验室后临床的道路。+ v, A& [2 w8 g- u/ M9 ~, p
传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依据3 i6 H" u; V4 |" B$ u$ M
预防非典时,大家都喝过汤药,西医就说这是“添乱、添堵、添麻烦”。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你连SARS病毒还没见过,那么根据什么开的这个方子呢?有人就说了,这个方子有“抗病毒”的作用、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这种说法用的是西医的理论,那西医就要问,你抗的是什么病毒?如何抗病毒?你要说清楚,否则就不要开口。西医对自己是这样要求的,对中医也必然这样要求,所以谈不上歧视中医。“提高免疫力”面临同样的追问。所以,失去了传统的中医,就只能跟着老鼠跑了。* @" |* ?8 W! d6 I1 R& T/ I
西医一种抗病毒的药也没有,但是却把SARS“治愈”了。怎么“治愈”的?靠的是人体自身的抵抗力。过去一直强调“唯一物质”,认为只要有一种东西能够把病毒杀灭了,就能治好病,其他的都是次要问题。这次治SARS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一种抗SARS病毒的药都没有,是怎么治好病的?过去都说中医夸大自己的疗效,利用人的自然恢复能力,这次西医也可以自问一下:激素能杀灭病毒吗?吸氧能够治好SARS吗?在SARS肺炎的严重阶段,肺间质水肿,肺泡中有大量的渗出物,实际上氧气弥散不到肺的毛细血管中,吸氧起不了多大作用,用呼吸机正压通气反而吹破了不少肺泡。但这些问题却讳莫如深,一说就是不合时宜。那么,中医治疗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的传统理论,背弃了它,就只能跟着老鼠跑。& A  k$ ^: y# P
石家庄、北京在五十年代治疗乙脑,江苏、江西八十年代初治疗流行性出血热,按照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先生的话说,是“疗效世界第一”。中医治疗病毒性疾病的疗效确实非常好,但是,“疗效世界第一”既没有被西医认可,也没有被世人了解,更没有成为中医界的信心。相反中医的地位几十年来直线下滑,如果没有邓铁涛先生等人向中央高层呼吁,中医与SARS几乎就失之交臂,连参与的资格都险些没有。大陆和香港、台湾、新加坡治疗SARS的情况对比表明,中医药介入越早、越充分,疗效就越好,副作用也小,花钱也少,死亡率也低,后遗症也要少得多。广州治疗SARS,用中医药的,花钱最多的是五千元,西医动辄几万、十几万,最高的达到一百多万。因此,即使仅从医疗经济学上来说,中医药的地位都不应忽视。但中医为什么滑坡了?不怨西医歧视,也不怨现代科学要求苛刻,而怨中医自己失去了传统,没有阐明中医的学科特征和优势。没有了传统,不能高扬起自己的旗帜,就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跑,历史的经验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7 v3 r. M4 c2 n. `  X4 L* f& T今后靠什么提高我们的疗效?中医不应该是从实验室里面筛选药物,而是应该靠几千年来积累的历代名家的丰富经验,还要把所有符合体系的新成果都纳入进来。比如治疗SARS,伤寒、温病互相论争,各守一派,这只能让瘟神偷着乐。在现代的背景下,我们应当把外感热病学说统一起来,使伤寒与温病学家一起围坐在桌子旁边,共同研究,拿出最好的治疗方案。
# Z1 n! K- D$ I' `3 ^! N现今,“辨证论治”被当作中医的临床特色,已经广为人知;“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被作为中西医结合的最佳模式,也为人们所接受。由于中医的传统“病名”多数属于症状、证候,而不够“实证”“具体”,在法律上也不能作为“科学诊断”的依据而难被采信,因此,在临床上中医的病名已经越来越被淡化,大有成为摆设的趋势。好象只要一提“辨病”,就是指西医辨病,纯中医的“辨病”只存在于《中医内科教材》之中。这样以来,中医的诊断、治疗,就纳入了西医的范围,成了西医治疗的补充措施,中医自然处于从属地位。而在西医的旗帜之下,是不可能发展中医的学术的。扬旗击鼓,张扬个性,进取之道;偃旗息鼓,遁于无形,求生之术。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只是中医技术上的求生存之策,长此以往,将失自我之旗鼓,进退失据,全军岂能不迷茫?
/ @2 X2 G# q) W- y# o自古以来,中医就有辨别疾病的独特学术,把人体的不健康状态称为“疾”或者叫做“病”,一般说来,“疾”的病情比较轻浅,而“病”的病情比较深重。除此之外,“疾”字有快速的含义,“病”字有担忧的意象。在更多的场合,疾与病是不分彼此,可以互相换用的同义词。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对于外感病,其辨治方法是用“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等来表述,也就是说,伤寒是病,太阳病、阳明病也是病,而桂枝证、柴胡证都是证,而不能称为桂枝病、柴胡病。张仲景对于杂病也是用“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并治”、“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并治”等进行命名。一病而有许多证,用病统证。后世沿用张仲景的方法,也是在一种病名之下,广列治方,实际上就是在病的指导下,进一步区分不同证候进行治疗。
6 m% ]! U: l) Z, a2 s2 ~+ q4 K/ U4 ?温病学家在温病的总名之下,划分卫分、气分、营分、血分病,病下再进一步细分证型论治。我们说气分不是证而是病,就是因为气分之中包含着许多证型,而不是只有白虎汤证或者承气汤证。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在外感热病的诊治之中尤为重要。- g# b2 s& Y# G& p4 \5 T. U& ^- w
中医的病名不重病灶重状态
, X# T; v6 f1 l; A0 L/ D& P, [, f' y尽管中医的病名之中的中风、胸痹、痹证、积聚、瘰疬等等,可以接近于西医的某些病名,好象有确凿的病灶,已经可以属于“实证”的理想病名了。其实不然,中医对疾病的命名,都是侧重于状态,疮疡、痰核等有形之物,也是着重病理物质的凝集,而不描述其内部的具体结构,而是从总体上把握这种疾病。如果把符合西医病名作为中医诊断的标准,中医就只能属于从属地位,因为中医的四诊发现不了、证实不了这些“实证”的病名,要拿出“过硬”的证据,只有求助于西医的仪器检查。' K# u& P! w0 H1 O( l
古人所说的中医病名,没有仪器检查证实,因此人们对于古人的经验也多是半信半疑。那么,古代中医的诊断都不可信吗?传统的诊断与现代的认识,就必须割裂吗?
# B2 ?) k" l" j* q# n& q. ], ^笔者认为,患者的症状,比如头痛、发热、呕吐、腹泻、腹痛、心悸、咳嗽等等,虽然都属于症状,但它都是病人自己主观意识能感知的,或者是医生能够通过四诊而不必使用仪器就可观察到的现象。这种患病现象的获得,凭借的是人的感官,是“动物进化的最高成果”,是任何机器所无法替代的,也是任何灵长类动物所不具备的。我们为什么不接受、不信任、不利用人类的这一最高进化成果得出的结论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太过于相信仪器,太迷信精细科学了。
( }5 j9 Q5 j8 w3 v7 Q: a8 s西医的诊断都很精确吗?以现代科学所达到的精细程度来看,几乎所有的西医病名所代表的疾病本质都是很不精确、准确的,既不能说明过去如何患了疾病,也不能准确地预测疾病的预后,只能是目前状态下如何使用西药、如何进行手术的一种引导方式,是一个粗浅的说明。比如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样一个病名,既有部位的描述,也有主要特征的勾勒,好象十分精细,比中医的胸痹证不知“准确”、“进步”了多少倍。实际上,这个西医诊断十分粗糙,它不能说明得病初期的分子机制、细胞受损程度,更不能见证始动因素是如何损伤了血管内皮,也无法准确地说出来目前有多少细胞缺损,粥样斑快之中有多少分子的特异物质,身体的各个器官、系统、组织因此一处损害已经造成的影响和将要发生的后继反应什么时间出现、其准确的后果是什么;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几乎相同的损害”,有的人十分痛苦,有的人却安然不知,有的人发生严重的冠脉事件,有的人却多少年变化不大,甚至有的人病变逐渐减轻,症状完全消失,“客观检查”显著改善。这个诊断也不能让人们十分准确地判断出是用西药的哪一种治疗更好,或者是否选择“微创”介入支架、搭桥、移植,这些都需要循证医学的证据重新论定。) l7 {4 t3 Z$ _' I6 V
中医的胸痹一病,虽然有比较笼统的嫌疑,但它却是指导中医认识本病的病因病机,指导辨证用药的导向仪。靠着这个病名,古今的中医学家可以“对话”,可以借鉴古人的经验,也可以积累今人的认识,使认识不断深入,疗效不断提高。冠心病的诊断再精细,能与中药对上号吗?能说哪一味中药、或者哪一味中药的哪一种成分完全可以解决冠心病吗?4 z) Z* e/ ^$ w8 P9 r( g
再说中医的“头痛”一病,虽然只是一个西医认为什么也说明不了的症状,但任何高明的仪器也测不出这个“头痛”的指标,任何动物也不会告诉你发生了头痛,更不能自己说明这个头痛的详细部位、头痛的程度到底如何,只有高度进化了的人类,具有聪明、智慧的人类才有这个本领。中医治疗头痛的时候,也不论头痛是继发于脑血管畸形,还是脑肿瘤、脑囊虫病、头痛性癫痫、脑的炎症、全身的炎症,还是原发的神经性头痛。只要头痛存在,也不需要仪器检查,中医就可以用长期积累的理论与经验,根据“比较简单”的四诊所见,就可以开具汤药,或者使用针灸、按摩、拔罐、穴贴等等进行治疗,往往可以取得不同程度的疗效,甚至永久性地治愈了头痛。
: E7 b5 s5 n2 G7 `7 T( I病人认可中医的疗效,患者喜欢简捷的措施,虽然没有“客观指标”,没有仪器认定,难道这不是治疗的成效吗?不是对患者的帮助吗?“呕吐”一病,不管出现于西医的何种疾病之中、之后,只要有呕吐作为主要证候,经过中医治疗呕吐消失了,“呕吐”一病也就治愈了。存在的其他症状再上升为主要证候,比如“腹痛”显现为主证,中医再根据“腹痛”一病的四诊所见,治愈腹痛及其伴随症状,也不用管西医的原发病是什么。其中并不存在所谓“误诊”,因为“误诊”一说,完全是用西医的标准要求中医,是用“实证”误解“状态”。
8 _: x" ^3 T, V坚持中医病证结合才能卓然自立/ V% z/ b+ W9 Y# ]5 b8 q, a; H
中医认为人体从健康到疾病,是一个失去平衡的过程。治疗这种平衡失调,就可以恢复人体固有平衡,是再一次回到健康。也就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因此中医学对疾病的描述,注重状态而不细究疾病的具体形质。- U! Q  w) j' _7 R+ P) r* s, [
人体患病时的反应,必然是整个身体失调的综合反应,而不是具体形质决定特定的身体反应。比如脑瘤的头痛与脑血管畸形的头痛为什么会相似?同一种西医病为什么有的患者头痛而有的患者不痛?一样的症状为什么病灶并不一样?显然,病灶不能完全决定症状,症状之后有更深刻细致的原因。症状之后有复杂而多变的物理化学因素,纠正这种症状也不一定需要彻底消除病灶。' J2 L" d0 i0 {. [
作为主证的中医病名和作为整个状态的中医证候,都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出现的复杂微观世界的整体反应,它与西医所说的综合征不同。西医的综合征与西医的病灶一样,追求的都是相对固定的形态或者状态,可变的因素不能太多,太多了就无法标准化,就无法诊断和排除诊断。西医认为,只要病灶还在,症状有与无、轻与重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临床上经常是血压虽然降下来了,头痛头晕仍然存在;肿瘤虽然切除了,而生活质量未必提高;虽然病人自己觉得十分痛苦,检查可能都无阳性发现。
) j0 c5 D' C1 s实证疾病观有它可取的地方,而不是唯一能反应人体健康与否的金标准。中医的病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更有利于中医辨证治疗,更有利于使用具有复杂化学成分的中药。
8 _; K0 ?  F+ F( N( \* I8 A2 p" l中医病名作为独立的一级名称使用,与在西医诊断之下辨证论治,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用中医的病名指导中医辨证,就可以完全摆脱以西医标准评价、改造中医的尴尬。有无独立的评价体系,是中医药是否具有独立学科地位的标志。以完全独立的中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才是摆脱实证束缚、恢复传统的正确措施。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医药的发展充满生机。
* |( U1 E8 R, l6、冲出西医病名围城中医才能卓然自立5 m* H( @0 a# g  v6 K
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是中西医结合的理想模式,也是在现代条件下中医临床工作中常见的做法,取得了不少应用成果。尽管如此、尽管笔者既不反对西医,也不反对中西医结合,然而为了中医自身学术的振兴,就必须把中医的辨证论治从西医的病名束缚下解脱出来。不如此,弊端很多。西医日益强大,中医学术却日见萎缩,其原因何在?大家不妨放胆言之,笔者试述如下。4 p. g7 h9 b8 b/ Z) O4 G. ?% C
在西医的病名之下中医易成聋瞽( S- v: N% p1 ~6 h, e  q2 ?+ F
在西方科学的强大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学术天文、算学、地理等纷纷谢幕,中医学虽然没有倒下,也有过主动或被动“放弃理论”、“废医存药”的主张。阴阳五行学说,曾经被梁启超等人当作中国的耻辱,不少中医学人也欲将其废止。& ]2 T7 ^1 z* E0 K; V/ x
上世纪20年代,汪企张在《新医与社会》138期中的“想和旧医赌一赌”一文说:“请旧医界将这温热温毒放在我们身上,煽动一动肝风,叫他内外交攻起来,发出头痛、项痛、拘挛、神昏等各种症状,证明本证(当时汪氏‘科学地’称为‘流行性疼症’)是温热温毒病原。一面由我们新医界将我们培养的流行性脑脊膜炎菌,用法叫它侵入你们的体内,看它是不是发出同样的症状,这才叫真凭实据。”! M! k1 N) b% ~  g3 h" v
曾经担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汤尔和说:“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更不要说是‘冶病’。为什么呢?若使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话。我们就问他中医所必须知道的事情:如问心肝脾肺肾的位置?相火是什么东西?中医有几种解释法?王勋臣(王清任)看不懂的一层破膜是什么?甚至于问他寸关尺的部位,恐怕他也不见得清楚。这种‘数祖忘典’的朋友,如何可以把生命交给他制裁!”
6 Z& O  {- h( r9 v在解放初期的《北京中医》杂志上,某著名中医学家曾经撰文说:“五脏六腑之分,全无意义,予以废除,亦无碍于中医之发展。”他对中医的呼吸理论、脉搏机制也完全按西医的解剖生理为是非标准进行批判。笔者在这里翻开这些陈年旧帐,并不是要追究谁的历史责任,而是用以揭示当年中医学没落到了什么地步,只是为中医学感到悲哀!因为从王清任《医林改错》用解剖实证的方式,作为评判中医脏腑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开始,就为后世否定中医的脏腑理论留下了伏笔。" B6 k5 b8 w# C9 r# q
以西医病名诊断的病灶,中医四诊很难发现,辨证治疗之后是否有效,靠四诊也不能评定,而只有依靠西医的“客观检查”。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学就好象盲人射箭,既看不见目标,也无法自己评价效果,只好不断地问人家:“我射的方向对吗?我射中了吗?”失去向导的项羽,终于被人误导到了沼泽地:“左!左!深陷大泽而不知”。章次公先生曾经不无忧虑地说:“欲求融合,必求我之卓然自立。”所谓“求融合”者,未融合也,身在围城之外,欲进入城中、融入城中也。而今天,中医已身在城中,已融合在西医的病名之下,失去自己之旗鼓。“自立”已不能,如何谈“卓然”?
' r: g% t$ E$ C# ?) Q4 y+ N朱良春先生50年前就指出:“辨证是绝对的,辨病是相对的”。因为,仅辨病而不辨证,就会走上“对号入座”的狭路,把活泼的辨证变成僵死的教条,势必会毁掉中医。朱良春先生不幸而言中,现在基本上是用“辨证型”取代了“辨证候”,由活泼变成死板,治病活法一变而成守型死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纳入和排除标准”,才能“防止偏倚”,才能符合西医的“可重复”。一病之下分几个证型,已经蔚然成风,几乎牢不可破。中医自古就认为,病和证都是随时变化的,“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一剂知,停后服”。药随证变,岂能“一盲到底”?!
3 e/ C/ t( o/ I5 I/ d4 H* h, {  `邓铁涛教授最近撰文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他说:“最近有文章拟将辨证论治改为辨病论治,我认为不妥,且无此必要。”“辨证论治可以概括辨病论治,辨病论治不可以概括辨证论治。‘辨病论治’论者,可能是想引进西医之说以改进中医,因为西医对疾病的诊断至关重要。不知如此以来便把中医之精华丢掉了。”邓教授主张,可以深入到微观世界进行辨证论治,把西医的某些内容纳入进中医的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中来。这种“衷中纳西、衷中容西”的思想,已经超过了“衷中参西”,是辨证论治思想的发展。
) @3 h; Z7 m$ @( x& {9 o- ?形态疾病观已经落后于状态疾病观7 G7 V' I5 m: T2 s; f' C+ D% o+ a$ T( y
现代科学深入到微观领域,病灶形态诊断的观念已经陈旧,只是一个初浅的分类,说明不了太多的微观内容。比如,陈可冀院士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的粥样斑块,是易损的还是非易损的,是一个病理诊断,临床上各种检查很难检查出来。易损斑块所构成的“纤维帽”破裂之后,容易发生冠脉事件,而比较稳定的斑块,或许多少年与患者和平共处。也就是说,稳定的斑块,就是身体里的一块死疤,不治疗它也无大碍;易损斑块,就像身体里的定时炸弹,将息不慎就会爆炸。现在已经观察到炎症因子、氧自由基、血压、血脂、血黏度,甚至病人的精神状况、自然界的天气都会影响冠脉事件的发生。也就是说,改变其中的任何环节,都会影响冠脉事件的发生,其治疗情况因此变得十分复杂。
+ M9 _0 \2 S" d( |2 }' \中医学非常善于解决复杂的临床现象,可以再加上饮食、睡眠、年龄、性别、居住环境、地理方位等等,影响的因素越多,越容易辨证,越容易取得疗效。因为,中医治病是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而不是仅仅盯住病灶,在斑块消失之前,也许消除了胸闷,也许改善了患者的睡眠,增加了患者的体力,促进了患者的食欲,稳定了患者的情绪,所谓千头万绪、方方面面,一切都是为了患者向健康的方面转化,而且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式地帮助患者。这都是因为,中药在吸收的时候,已经不是草根树皮,而是完全彻底的“分子水平”的药物。
" }8 w; U: L8 ~; ~肾炎和IgA肾病发生的时候,免疫复合物的沉积作为早期的引发因素,此后紧接着就发生一系列的免疫损伤:致炎因子、炎症细胞、血管活性物质释放、代谢产物与自由基损伤、血凝物质沉积、血流动力学改变、纤维化形成等等,都是一系列的此起彼伏、错杂交互的变化。  z; v  E1 \$ v  ?( z. e0 U
没有这些微观领域的变化,肾的损害不会发展,人体的健康也不会受到威胁;这些变化的平息、好转,也决不是透吸、切除、移植所能解决的。肾炎、肾病这种病灶式的笼统名称,已经不能反应微观世界的复杂变化。对于“无证可辨”的蛋白尿、镜下血尿,广安门医院的戴希文教授、东直门医院的吕仁和教授以及全国的中医肾病专家,都是凭借四诊所见结合微观检查而辨证论治,不是只守一方一药对付病灶。. X3 M! n6 T1 G: D8 e: T7 j' x
协和医院郭赛珊教授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从整体、细胞、亚细胞及分子水平的治疗糖尿病的情况,证实具有降低血糖作用的单味中药70余种,复方30余首。按中药作用分类,降糖中药涉及解表、清热、祛风湿、燥湿、化湿、利湿、理气、活血、止咳、平喘、化痰、熄风、补气、补血、补阳、补阴、消导及收涩药等14类;降糖中药的化学成分涉及萜类、黄酮类、多糖类、甾类、胰岛素、肽、氨基酸类、硫键化合物、不饱和脂肪酸以及生物碱等8类化学物质。这许多中药可能的作用机制也有11个方面:刺激胰岛素释放、促进糖利用、改善胰岛素抵抗、拮抗升血糖激素、延缓糖吸收、改善多元醇代谢、抑制蛋白非酶糖基化、减轻氧化应激、降低高凝状态、改善脂代谢、调节细胞因子。6 [/ ^+ ?5 o! S1 G2 Y3 ?
这些复杂的药物、复杂的成分、复杂的作用过程,却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一个处方里“兼容并包”,样样具有。中药的无数个“微作用”,形成一个巨大合力,使病人逐渐回到健康状态。因此,我们使用中药治疗糖尿病,完全可以不把精力仅仅盯在一时的血糖高低上,也不用担心由于早期干预而形成的患者“既不消、也不渴”的“无证可辨”新情况。
3 h& l% }" U9 q/ s' j2 v微观世界的复杂性,使那些仅仅依靠病灶实证的疾病观,遇到了空前的挑战:病灶如果脱离了“翻江倒海”似的微观变化,还能说明什么?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在极为复杂的微观领域,如何说清楚某一物质的“决定作用”?各种复杂机制如何影响了临床现象?昨天的病情与今天的变化是由哪些微观因素导致的?能说清楚吗?说清楚了之后,是按某种成分而“精选中药”,还是依据“比较简单”的辨证论治进行治疗?难道经过了50多年的摸索,我们仍然一脸的茫然?!
: A6 O1 @8 F- v$ Y/ s: L冲出围城能发现西医发现不了的疾病4 U6 I% x0 D6 ^
现代医学从解剖实证开始,一步一步向微观领域挺进,从器官到组织、到细胞,都是一路顺风。没想到进入到分子水平的亚细胞领域,实证的病灶形状不见了,却出现了说不清的分子、原子、离子。它们彼此依存、影响、交换、流动;它们可以形成病灶,也可以消除病灶;可以影响整体,也可以仅在局部聚集。其形成病灶的时候,可触可见;其散于微渺的时候,几乎无影无踪,无抓无挠,因此有了“亚健康”的称呼。. T9 Q2 K, i. t4 L8 J# j5 I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布数据说,世界上有20%的人群患有各种疾病,只有5%的人是健康的,而75%的人群属于亚临床状态,也就是“亚健康”。亚健康其实是一个含糊的名称,它把众多的自觉身心不适,又无法找到病理证实的人群,含糊其词地称为“亚健康”。严格地说,这些亚健康的人们,都离开了健康的状态,体内一定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化学的,或者物理的变化,只是这些变化细微而复杂,还没有形成“病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实证”的程度。然而,每年全世界有1000多万人死于亚健康、“过劳死”;几十亿人身心不适,甚至是痛苦不堪,却被现代医学当作“没病”,而必须等到有了病灶、需要手术切除、需要器官移植等严重不健康状态时,才能被纳入西医的救治对象,才能得到医疗的帮助,这样的现代医学的“实证观”,突显出其认识论上的不足。由于病灶所能说明的疾病本质如此之少,甚至使我们可以放言:“病灶”的形态疾病观已经陈旧不堪,就像哥伦布的木船、八国联军的火枪,已经不那么先进、可怕了。! ^( P) L; `/ x+ X& J: K$ N
几乎所有的亚健康人,他们的证候都可以被有经验的中医辨别出是患有什么病证,并且经过治疗,亚健康比“病人”更容易转变为健康状态,这一切使我们不能不说中医学具有更精确、更灵敏的长处。因为,“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中医学的四诊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完全依靠患者的主观感觉的基础上,这是充分重视生物进化“最高成果”——意识的表现。人们患病时的证候,就是复杂微观领域失调之后,在总体、整体上的集中反映,这是任何动物、机器所不能告诉医生的感觉。中医学重视人体的自我感觉,不轻易将现象视为假象,不把实证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是认为病人所表现的症状就足以反映疾病的本质。, {2 b7 V: S" l8 p
过去现代医学过分看重了“特异性治疗”,总希望靠介入、对抗的外力“拯救患者”,而不是紧紧依靠病人的自组织、自适应、自调节、自修复能力恢复健康。比如炎症的抗菌消炎被视为最理想的治疗措施,而炎症过程中对神经体液、循环呼吸、消化吸收、肝脏的各种代谢、肾脏的水电解质平衡、激素代谢、细胞因子表达、基因蛋白调控等因素的影响,都毫无例外地被当作次要因素而很少考虑,仿佛只要有了特效的抗菌、抗病毒药物,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其他的影响都是可以忽略不计、无关大局的点缀。SARS疫情的流行过程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在没有任何有效抗SARS病毒西药的情况下,现代医学竟然“治愈”了几千名SARS患者!靠什么?靠人体的自我恢复能力,靠人体的抗病能力。3 ~/ c( P5 q: P+ n
人体在受到疾病的损害而自行修复的时候,需要各色各样的、大量的相关物质做材料,中医药的扶正祛邪、调整人体阴阳气血等药物所含的丰富的化学物质,无疑都是现代医学的单一化学制剂所不可比拟的。中药多层次、多靶点的调节作用,也必定是提供符合人体自我修复时所需要物质的过程。这种多种化学物质“无私奉献”、润物无声的调节作用,正是其善于在微观领域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所在。# o' b: B$ C- n* U
7、中医是善于改变微观的医学
/ u( R8 {7 C! U/ d+ [( d2 R  V流动的物质维系着生命( m2 Z0 l. e+ ~
中医学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分而三才立,人与自然息息相关,不断交换物质。对人的五脏六腑,虽然以器官命名,但并不描述其内部的具体结构,而是超越脏腑具体的形质,用流动的精微物质揭示生命的本质。《素问•五脏别论》云:“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器者生化之宇”。所以,脏腑除了化生基本物质之外,主要是物质流动与储存的器皿。脏腑的气血阴阳、营卫津液都是对精微物质的概括。司外揣内的脏象,也不是猜测体内脏腑的结构正常与否,而是猜测其中的精气是否充满,脏腑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平衡。中医的治疗,也不是为了影响或者改变脏腑的内部结构,而是为了恢复其所产生、储存的精微物质,恢复脏腑之间阴阳气血的平衡。. [4 X+ q- l6 f7 o
人与外界交换物质的过程,或者体内物质的流动趋向,其基本运动形式是升降出入。《素问•六微旨大论》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气、水液、食物都构成精微物质的来源,它们在体内的运动转化形式,都是升降出入。0 l) @. M5 s% X6 x2 O' h. V1 C! I- I
体内精微物质流动不息,循环不止,既是人体生命指征正常的标志,也是体内基本物质发挥生理功能的必不可少的形式。精微物质流动过快、过缓,都是病态。气血津液、饮食水液,一有停滞就成为病气或者是致病的邪气。中医学既有破气解郁的治疗方法,也有理气行气的方法;虽有破瘀逐瘀的方法,应用更多的却是活血化瘀;逐饮、祛痰、攻积虽可一用,但最常用的是化气行水、温阳化饮、淡渗利水、化痰解瘀、消食导滞。中医治病,不是介入、对抗、切除、移植,而是通过治疗进行转化,化害为利,变废为宝,使停滞的水饮、痰浊、瘀血、食积流动起来,参加到生命的物质代谢之中,就完成了这种质的转化与质变。中医的治疗大多是“环保”型的,无论对于环境还是人体,都不够成污染和危害。
* B6 h# C1 `* C8 H- L现代医学对于气体交换、血液循环的认识,与中医基本相同,人体靠着这种不停的运动,为细胞的代谢运输营养和运走代谢产物,人体的神经内分泌调节、免疫监视、细胞因子的产生、表达等等,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物质的流动。只不过现代医学强调的是介入,追求特异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变化、切除病变组织、改造或移植不良的器官,与中医的求和协、求平衡思路不同,方法各异。; M/ X, O/ b* Q6 c( G
生理病理的精确度不可穷尽
6 f* \6 E" A1 \; U" u: c以现代科学所能达到的精度而言,人体生理和病理的精确度是不可穷尽的,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人体的体重精确到多少微克,或将人体的身高精确到多少微米。肌体组织之中有一个炎症细胞也不等于患了炎症,没有找到或偶然在组织中找到一个突变的细胞,也不能据此即确诊为是否患有癌症。我们不可能精确地指出病人在那一秒之中“发病”,也不可能在手术中一个正常细胞也不损害地切除肿瘤,更不可能在临床上使用的抗菌素一分子不多一分子不少地杀灭细菌。同一个药厂的同一个车间,其生产的不同批次的青霉素,需要分别做皮试,这说明尽管青霉素的化学结构十分清楚,也知道控制质量的重要性,但每一批次的药物却有需要重新皮试的差别。我们在化学试剂商店购买的各种“单质”化合物,都标示着“分析纯”的标签,除了所含的主要成分之外,都毫无例外的、不可避免的含有许多“不相干的”化学物质,不是人们不想“纯洁”,实在是“金无足赤”无法做到“仅此一种,别无杂质”。$ d( ?6 X' V" C9 b- g7 `  l
人每天都进食许多谷肉果菜,而不是靠各种“药片”提供纯净的营养;不能也没有必要按每天多少微克的精确度补充各种食物营养。通过了解碘、铁、钙、钾、锌、硒等无机元素的缺乏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使我们认识到体内含量较少的物质,也往往具有某些重要作用。而这些微量元素的摄取,并不需要我们精打细算地予以补充。
8 b' r% D% W5 P, S9 h0 t9 \  D每一味中草药都富含着几十种以上的成分,如果对每一味中药都定性定量分析之后再应用,那将是难以做到的。西汉枚乘《上书谏吴王》云:“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比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因此,不必要的精细不仅是一种浪费,而且以极细微的单位称量宏观的物体,更易造成误差。7 V5 R9 s: o, T! _0 W
不同器官的细胞,携带着相同的基因,干细胞的不同分化,是多个基因不同调控的结果。肺泡和支气管上皮细胞有多种,再加上肺间质之中的细胞共有十几种之多,使肺脏除了呼吸功能之外,还具有免疫调节、内分泌代谢、水电解质平衡、心脏血流调节等一系列的功能,肺脏的疾病可以影响全身,身体其他部位的疾病也可以影响肺脏,它已经不能用单一的解剖概念来解释了。其他的实质脏器也与此相似,心的非循环功能、肾的非排尿功能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有更多的发现。以器官解剖来评价王清任“越改越错”,已经“过时了”。) k# ?$ T) X) B4 s6 ~2 v. ~
不同组织器官的细胞,都与环境交换物质,进行代谢。组蛋白与非组蛋白对于基因开合的影响,细胞膜不同蛋白分子的结构状态,膜蛋白表面的多糖分子的复杂结构,以及这些复杂结构的同分异构的功能状态,已经远远超过了细胞因子分泌与表达的复杂性。可以说,生命科学刚刚脱离了器官解剖的婴儿时节,远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发达状态。再过一千年,回过头来看今天的器官移植、支架、切除、化疗, 也许“幼稚”、“不科学”的结论早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9 {7 D( @- ]( D8 X)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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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jibpch 发表于 2020-12-27 18:05:49 | 阅读全部
”求异存同”,和《本能论》中西医结合的”牛吃草”表述相似,但似更为理性和中道。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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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发表于 2021-1-16 15:39:37 | 阅读全部
李玲:中医药抗疫成功,背后是文化的力量 中国中医  2020-06-17 本公众号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官方微信,如果您还未关注,请点击上方蓝色“中国中医”进行关注 内容来源:经济参考报 记者: 李保金 图片 国务院医改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李玲日前在“中医药抗疫与传承创新发展研讨会”上表示,此次抗疫是反思现代医学、助力中医药现代化的一个机遇。她强调,中国未来深化医改,一定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的优势。 “这次中医药抗疫成功,背后是文化的力量。”李玲认为,中医药事业是打开中华文化宝库的钥匙,中医因人施治、辨证施治,这才符合生命科学规律。 李玲表示,中医药讲究天人合一、平衡。不是要把病毒细菌灭掉,而是扶正祛邪,只要能保持人体平衡,邪不压正,就能保证健康。另外中医药源于自然,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成本低是其突出优势,在经济上是可持续的。 她表示,“从这次抗疫中,我们应该很好地提炼中医药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要借机进一步探索中医药现代化之路。” “中医药的现代化就是要把中医的‘道’,即我们中华文明的‘道’,和现代科学技术如大数据、智能化、信息化等结合起来,一定会帮助中医药实现更大突破。这不仅能提高中国人民的健康福祉,还能够解决人类现在面临的健康危机。”李玲进一步指出。 “这次抗疫中中医药发挥的独特作用与价值,提醒我们在未来深化医改中,一定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李玲指出,中医药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疾病治疗上,更重要的是,中医“治未病”的理念和方法体系,实际是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 “如果我们能在日常生活中遵循中医理论的指导,衣食住行、饮食起居中都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能显著减少疾病的发生,就能少得病、少得大病甚至不生病,即使生病也能较快、以较低的成本恢复健康,省下来的钱就可以去做其他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这样社会才能可持续健康发展。”李玲说。 李玲认为,下一步,我们应该趁势而为,推进中医药的发展,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的优势。要从中医药发展的体制机制等方面加快改革,以进一步释放中医药的优势,为中国人民打造世界一流的健康服务体系。   编辑:王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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