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间金栋先生详细论述巫医、道医、儒医、中医
【原创】巫医、道医、儒医、中医学小识2024-03-04 11:15·河间金栋【原创】巫医、道医、儒医、中医学小识河北省河间市人民医院主任中医师 金栋
1、巫医
金栋按：中国医学之演进，始而巫，继而巫和医混合，再进而巫和医分立。以巫术治病，为世界各民族在文化低级时代之普遍现象（陈邦贤《中国医学史》）。
（1）巫（师）
从中国最早记载的成熟文字甲骨文来看，巫是天地之神，即神祇也（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其后“被视为能与鬼神交往，并驱使为之服役”（《辞海》）之使者，而且能“以舞降神者也”（《说文·巫部》）。那么，何人能担当此任？
据先秦典籍《国语》记载，能胜任巫师之职者，必须聪明睿智、博学多才、品德端正、忠于王上者，即“智”“圣”“明”“聪”及“齐肃衷中”“精爽不贰”集于一人之身的。如
《国语·郑语》说：“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惟如此，才能与“鬼神交往”。在殷商时期，其地位之高或仅次于王上。
据儒家经典《周礼》《礼记》等记载，巫师多与“祝宗卜史”四类古代官职有关。
李零《中国方术正考》说：“祝、宗掌祭祀神祖，有相应的仪文祀典；而卜掌占卜，史掌天文历法、记录史事和官爵册命，也有相应的占卜记录和史册谱牒。”而此四类官职皆与天神有关，正是巫师之职责所在。亦即“‘巫’是与‘祝宗卜史’类似的神媒，合称都叫‘巫’”（李零《中国方术续考》）。即皆是神职官员。其中女巫称“巫”，男巫名“巫”与“觋”。此时其地位在“祝宗卜史”之下，即王上→祝宗卜史→巫。春秋战国以后地位逐渐下落，即王上→祝宗卜史→官僚阶层、士大夫→巫、工匠、商贾等。
（2）巫术
所谓巫术，指运用超自然的力量并通过特定仪法、技法或法术控制客体的神秘手段。巫术由巫师操作施行。
高国藩《中国巫术通史》认为，中国巫术运用反抗、模仿、交感、蛊道四种巫术方式，实现运用超自然力来控制和改造客观世界。最常见的有九种，即佛教巫术、道教巫术、驱鬼巫术、杂神巫术、神判巫术、政治巫术、厌胜巫术、妇女巫术与蛊道巫术。其中驱鬼巫术、妇女巫术与医疗有关，而医疗之巫术即祝由之术。
（3）祝由
中医经典①《素问·移精变气论》说：“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
②《灵枢·贼风》说：“猝然而病者，其故何也？惟有因鬼神之事乎？……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歧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
明·张介宾《类经》说：“祝由者，即符咒禁禳之法，用符咒以治病。”
所谓祝由，是古代巫师为求生存以祝祷、符咒治病的巫术。（《中国巫术通史》）
因鬼神有善恶之分，故对善神（鬼），巫师向其祈祷、求福祝愿、祈求保佑；对恶鬼则用诅咒、谩骂、鞭挞、驱赶等手段。
符咒，乃符箓与咒语之合称。
符是指用朱笔或墨笔画的一种图形或线条，以屈曲笔画为主，点线合用，字画相兼。而道符在制作过程中及所用的原材料多是中药。道符又称桃符，即用桃木制成，具有消毒防疾之功、避邪之效。而道符书写的颜料常用的是朱砂，具有镇心安神、清热解毒之功效。道符书写的黄纸是专用姜黄染色制成的专用符纸。制作时还经常加入一些名贵中药如虎骨、珍珠、麝香等。因符纸中包含有多种中药成分，用于治病自然就很灵验了。另外再送符过程中，多是用药汤送符，如《肘后备急方·救卒客忤死方第三》有“扁鹊治忤，有救卒符，并服盐汤法”等记载。
咒是指口中诵念的带有一定节律的口诀，即咒语、咒词。巫师用诅咒、禁咒、谩骂、鞭挞、驱赶等法术，以驱除恶鬼或将蛊毒排除体外。
孙思邈《千金翼方·禁经》两卷，专门讲如何念咒治病。
（4）巫毉（医）
所谓巫毉（医），指“古代用巫术为人治病的人……即用符咒、驱神、祈祷等方法，结合药物、手术为人治病。是一种原始的治病方法。起源甚早，世界各地几乎都曾流行。到春秋战国时期，巫和医逐渐分开。”（《辞海》）故有“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史记·扁仓传》）之一说。
《管子·权修》说：“上恃龟筮，好用巫毉，则鬼神骤祟。”
《论语·子路》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毉。’”
以上“巫毉”乃一词。
古人认为，病患乃鬼神作祟，而巫觋通天达地，乃聪颖饱学之士，具有交通鬼神、沟通天人之功，故其可通过驱神送神、念咒画符、祈祷求福等巫术为人治病。所以最早之巫师亦系最早之医者，从而有“毉，从巫”之说。
“早期的巫师为人治病，既用巫术又用药物，他们对两种方法究竟有什么不同并无清晰的认识。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医学逐渐从巫术的束缚下独立出来，这时才会出现与巫觋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治病救人的技术人才，即主要用医学方法治疗疾病的医师。大概从西周开始，巫和医已有明显的区分。春秋时期各国都设有专职医师，其中秦国医生在列国中尤被推重。《周礼》描写的医师和巫师也是各司其职分工明确的。”（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
古代圣王或是众巫之长，巫师有通晓医术者，乃巫之余技而已！见《山海经》《说文》。故有医源于古代圣王（太昊伏羲氏、神农炎帝氏、轩辕黄帝氏）、源于巫之说。
2、道医
金栋按：何谓道医？《辞源》《辞海》《中华道教大辞典》《道教大辞典》《中医大辞典》等大型权威性工具书未见载录。
愚见，以医学而言，道医乃“道教医学”之简称；以医者而言，为“道士医”之简称，即道士在修道时兼修医术，以愈己疗疾解除近患而已！因“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故有道医之称。
据相关文献史料，道医前身是方士医，方士医前身是巫医，即巫医→方士医→道医。
盖建民《道教医学》说：“由巫医到方士医，再由方士医到道医，这便是道教医学前期孕育和演化的三部曲。”
何为道教？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它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沿袭方仙道、黄老道的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于东汉中后期逐渐形成，相信人经过一定修炼有可能长生不死，成为神仙。将老子及其《道德经》加以宗教化，称老子为教主，尊为神明；奉《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对它做了宗教性的阐释（卿希泰《简明中国道教史》）。道教的正式诞生，在东汉顺帝、桓帝之际。早期道教派别分为五斗米道（张陵所创）和太平道（张角所创）。
道教，是在原始宗教演变过程中，将各种巫术、禁忌、方技术数、鬼神祭祀、民俗信仰、神话传说等综合起来，以融汇道家和神仙家的黄老学说为旗帜和理论支柱，杂取儒家、墨家、阴阳家、五行家、医家、方技家、养生家等诸学派的修炼理论、伦理观念和宗教信仰成份，在劝世度人、长生成仙，进而追求与道合一的目标下神学化、方术化为多层次的宗教体系（《中华道教大辞典》）。
道家哲学是道教的思想渊源，但道家不是道教。先秦道家是以老子和庄子等为代表的哲学派别，而道教乃是东汉中后期形成的一种宗教。修道成仙思想是道教之核心，通过修道能够使人返老还童，延年益寿。
道教吸收儒家的学说，首先吸收儒家学说中纲常伦理思想，从此构成了它的宗教道德观主体。先秦儒家思想，至西汉经董仲舒之手，便改变了原来面目。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宗天神学以及随之而起的谶纬神学，均为道教所直接吸收，成为道教的重要思想渊源。汉代之《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也被道教所吸收。从方术仪式方面来看，道教符箓、内丹、外丹术皆与《易》学密切相关。战国秦汉时期之神仙思想和神仙方术，也被道教所吸收。此等神仙方士，宣扬长生成仙信仰，把黄帝作为长生成仙的楷模而倍加推崇，俨然奉之为祖师。并提出了主要以寻求仙人和不死之药以及祠灶祭神等多种修炼成仙的方术，其突出特点是倡导化丹砂为黄金的炼丹术。方仙道、黄老道，都是道教之胚胎，尚未正式成为宗教组织，行其术者谓之方士，尚未被称为道士，至两汉之际，方士始被称为道士。
何谓道教医学？盖建民《道教医学》说：“道教医学是一种宗教医学，作为宗教与科学互动的产物，它是道教徒围绕其宗教信仰、教义和目的，为了解决其生与死这类宗教基本问题，在与传统医学相互交融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医学体系，也是一门带有鲜明道教色彩的中华传统医学流派。”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说：“道教为追求长生成仙，继承和汲取了中国传统医学的成果，在内修外养过程中，积累的医药学知识和技术。它包括服食、外丹、内丹、导引以及带有巫医色彩的仙丹灵药和符咒等，与中国的传统医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医学和药物学的精华，为中国医药学的组成部分。”
道教医学是包括带有巫医色彩的仙丹灵药和符咒等的医学，而道教医学为人治病的方法，其中包括巫术（祝由术）。此法目前虽未登大雅之堂，或谓之旁门左道，高校教材亦不载录，但民间确有此法，且间或有效。何也？主要系道教符咒治病术中暗含有很深之医药学底蕴。符咒，乃道教符箓与咒语之合称（见上“巫医”之祝由术）。
又，有人误认为中医起源于道教，非是。据医学史料，中医起源有多种说法，如中医起源于圣王（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有熊氏）、起源于巫（毉，从巫）、起源于医学本能与医学实践等多种说法，各有其理。
3、儒医——儒医乃中医之正宗！
金栋按：何谓儒医？
愚见，中医最高或核心理论体系源于儒家思想者，谓之“儒医”！《辞海》以“儒生而行医者”谓之“儒医”，只是一说矣。有人认为中医源于巫、源于易（卜筮）、源于道（玄）等，殊不知，实非如此。儒医乃中医之正宗！
以编纂成书于汉代的今通行本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黄帝素问》+《灵枢》）《难经》而言，阴阳五行理论是其最高理论体系推演之工具。试问，无论是巫，还是易、道等，能通帅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最高理论体系之工具而推演的《内经》《难经》全书吗？
《内经》《难经》为什么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最高理论体系推演之工具？因为《内》《难》编纂成书的年代，正是阴阳五行理论极盛时代——两汉，且是统治哲学，该书自然受其影响。
据史料，五行是汉代的思想律、统治哲学且被神话，而先秦道家、阴阳家之天道阴阳观，至汉亦被汉儒五行化了，故汉代的五行理论实则阴阳五行理论。当时各种学术思想无不浸淫阴阳五行理论。如
①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说：“汉代人的思想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
又说：“汉儒生在以阴阳五行为信条的社会里，便没有不受阴阳五行说的浸润的，阴阳五行即是他们的思想的规律。”（《古史辨自序》）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说：“及至秦汉，阴阳家之言，几完全混入儒家。西汉经师，皆采阴阳家之言以说经。所谓今文家之经学，此其特色也。”
又说：“欲明西汉人之思想，须先略知阴阳家之学说。欲略知阴阳家之学说，须先略明阴阳家思想中之宇宙间架。阴阳家以五行、四方、四时、五音、十二月、十二律、天干、地支及数目等互相配合，以立一宇宙间架。又以阴阳流行于其间，使此间架活动变化，而生万物。……此时之时代精神，此时人之思想，董仲舒可充分代表之。”
③梁启超《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说：“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所谓五行，其语甚希见，其义极平淡。且此二事从未尝并为一谈，诸经及孔、老、墨、孟、荀、韩诸大哲，皆未尝齿及。然则造此邪说以惑世诬民者谁耶？其始盖起于燕齐方士，而其建设之传播之宜负罪责者三人焉，曰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要之，两汉所谓今文家经说，其能脱阴阳五行臭味者，什无二三，大率自仲舒启之。……汉儒阴阳五行之学，开于仲舒而成于向、歆父子。”
又说：“《黄帝内经素问》，此书为最古之医学书，殆出汉人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五行理论作为汉代官家统治哲学，源于西汉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见《春秋繁露》。《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而大倡五行理论，后其理论大显。其《贤良对策》见《汉书·董仲舒传》，后被汉武帝采纳从而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施政纲领。
赵洪钧《内经时代》说：“《内经》理论体系中，有以下四个自然哲学理论。即：①阴阳学说②五行学说③天人相应学说④气和气化学说。”
以上四个自然哲学理论，都早被汉代儒家全面吸收而且是两汉的主流思想。汉儒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正是他促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局面。董氏的代表作《春秋繁露》就充斥着阴阳、五行、天人相应和气化思想。正如近代人梁启超所说：“两汉所谓今文家经说，其能脱阴阳五行臭味者十无二三，大率自仲舒启之。”（《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所以，可以毫无疑义地断言：《内经》理论体系受董仲舒思想的影响最大，因而带有典型而深刻的汉代儒家思想烙印。（赵洪钧著、金栋补注《正说内经》）
俗话说“一个儒生半个医”、“儒生学医，笼中抓鸡”，可谓“医学实在易”（陈修园语）。世传宋代儒臣范仲淹曾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此即指“儒医”。所谓儒医，《辞海》说：“旧指儒生而行医者。《宋会要辑稿》：‘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
据医学史料，“儒医”一词始于宋代。“儒医”是对古代中医的最高评价。他们不仅以丰富的学术著作立起了医学理论的一座又一座丰碑，而且以丰富的儒学修养构建了渊博的中医药文化传统。可以说没有儒医的参与，就没有中医药文化。
儒医当读哪些书？
据《宋会要辑稿·崇儒》，宋代医学设三科，即方脉科、针科、疡科，各习七书。其中《黄帝素问》《难经》《巢氏病源》《补注本草》《千金方》这五书是三科必习者，而内方脉科加习王叔和《脉经》、张仲景《伤寒论》，针科加习皇甫谧《针灸甲乙经》、《龙本论》，疡科加习《针灸甲乙经》《千金翼方》。《灵枢》与《金匮要略》因残缺，宋代未予校正，后未被正式列入所习之书目。
而上述这些古典医籍，亦正是目前中医所习读者。所以说儒医乃中医之正宗！
附1：五脏配五行源于儒家祭礼
金栋按：人体五脏配五行，其次序和配法是肝、心、脾、肺、肾之五脏配木、火、土、金、水之五行（相生序），是目前成熟定型说法，源于汉代今文经家之学，一直指导中医临床说理，并诊治疾病。为何这样相配？中医经典《内经》《难经》未见有说。有人认为中医源于巫、源于道、源于易等，而五脏配五行是中医基础理论体系之核心，然而巫、道、易等皆未有相关说法，可见此等渊源之说，是多么之苍白乏力！
据赵洪钧《内经时代》对儒经《尚书》《礼记》等考证，五脏配五行，源于儒家祭礼；用五行目的是“使祭脏规范化、理论化”，并说“这种学说竟然由祭脏五行化的儒家学说中来”，虽感意外却很有见地。
汉代，由于《尚书》有今、古文经之分，故五脏配五行理论亦有两套配法。一是古文经家之学，按儒家祭礼牺牲之脏解剖位置而来；二是今文经家之学，附会五行之体性而来。
据《礼记·月令》五时牺牲祭脏，即春（木）祭脾、夏（火）祭肺、季夏（土）祭心、秋（金）祭肝、冬（水）祭肾，“此等直据牲之五藏所在，而当春、夏、秋、冬之位耳”（孔颖达《礼记正义》），亦正与人体五脏解剖位置相合——左脾右肝、上肺下肾、中间心。此乃古文经家之学。许慎《五经异义·五脏所属》说：“古《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许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肾’，与《古尚书》同。”
郑玄驳之：“《月令》祭四时之位，乃其五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后而肾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不得同五行之义。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
宋·司马光《太玄集注·玄数》说：“肺极上以覆肾，极下以潜心，（心）居中央以象君德，而左脾右肝承之，以位五行。《月令》春祭先脾，夏祭先肺，中央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肾，此玄符也。是故肺藏气者火也，肾藏精者水也，心藏神者土也，脾藏思者木也，肝藏血者金也。其为体（性）也，则脾土、肺金、心火、肝木、肾水。”
今文经家之学与《内经》之医学，以五脏配五行之体性。许慎《五经异义》说：“今《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所谓体性，即《尚书·洪范》所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龙伯坚《黄帝内经集解·素问》说：“五脏和五行的配合……在古代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今文尚书》欧阳说，这一配合是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一种是《古文尚书》说，这一配合是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肾水。这两种说法，古代医家都采用过。《周礼·秋官司寇·大司寇》‘以肺石达穷民’句下，贾公彦疏引《阴阳疗疾法》说：‘肺属南方火。’可见著《阴阳疗疾法》的这一位医学家采用的和《古文尚书》说相同。“《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所说也都与《古文尚书》说相同。但是《黄帝内经》采用的却和《今文尚书》欧阳说相同。西汉是今文家最兴盛的时代，所以今文说占了上风，古文说后来在医学上完全淹没了。“郑玄说：‘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这是说，现在医学上五脏和五行的配合和《今文尚书》说相同，然后才能治愈疾病，否则不死即会变厉害……古文说所讲五脏与五行配合的位置，是根据祭祀的时候所宰杀的动物的向南的五脏实际位置排列的，所以脾在左，肝在右，肺在上，肾在下，心在中……今文说所讲的五脏与五行配合的位置，则是根据理想的。”
所谓理想位置，指五脏附会五行之体性。如
《素问·金匮真言论》：“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南方赤色，入通于心”“中央黄色，入通于脾”“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北方黑色，入通于肾”。
《阴阳应象大论》：“东方生风，风生木……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脏为肝”“南方生热，热生火……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脏为心”“中央生湿，湿生土……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脏为脾”“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脏为肾”。
《六节脏象论》：“心者……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为阳中之少阴，通于秋气”“肾者……为阴中之太阴，通于冬气”“肝者……此为阴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
《灵枢·九针十二原》：“阳中之少阴，肺也”“阳中之太阳，心也”“阴中之少阳，肝也”“阴中之至阴，脾也”“阴中之太阴，肾也”。
要之，肝是木脏，为阴中之少阳，通于春气，方位在东，其色青；心是火脏，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方位在南，其色赤；脾是土脏，为阴中之至阴，通于土气，方位在中央，其色黄；肺是金脏，为阳中之少阴，通于秋气，方位在西，其色白；肾是水脏，为阴中之太阴，通于冬气，方位在北，其色黑。
由于中医不重解剖重关系，故保留了目前配法。
附2：医家之七情源于儒家思想
⾦栋按：医家之七情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以中医病因学⽽⾔，七情致病属内因，故⼜名内伤七情。然“七情”⼆字及“七字”相连，不见于中医经典如《内经》《难经》。赵洪钧《内经时代》说：“中医讲内伤七情，在《内经》中是没有根据的。《内经》只讲五情或六情。”《内经》之表述如下：
《素问·阴阳应象⼤论》说：“⼈有五脏化五⽓，以⽣喜、怒、悲、忧、恐”，肝“在志为怒”，⼼“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
《天元纪⼤论》说：“⼈有五脏化五⽓，以⽣喜、怒、思、忧、恐。”
《⽟机真藏论》说：“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有⼤病矣。因⽽喜，⼤虚，则肾⽓乘矣，怒则肝⽓乘矣，悲则肺⽓乘矣，恐则脾⽓乘矣，忧则⼼⽓乘矣，此其道也。”
《宣明五⽓》篇说：“五精所并：精⽓并于⼼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
《灵枢·九针》说：“五并：精⽓并肝则忧，并⼼则喜，并肺则悲，并肾则恐，并脾则畏。”
以上讲五情，《阴阳应象⼤论》把怒、喜、思、悲、恐配肝、⼼、脾、肺、肾为成熟定型之说。
《素问·举痛论》说：“怒则⽓上，喜则⽓缓，悲则⽓消，恐则⽓下，惊则⽓乱，思则⽓结。”（七情少忧）
《灵枢·本神》说：“⼼怵惕思虑则伤神”，“脾愁忧⽽不解则伤意”，“肝悲哀动中则伤魂”，“肺喜乐⽆极则伤魄”，“肾盛怒⽽不⽌则伤志”。（七情少恐）
以上讲六情。总之，《内经》⽆七情之说。
在古籍⽂献中，明确提出“⼈七情”者，见于儒经《礼记·礼运》及《孔⼦家语·礼运》，说：“何谓⼈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能……故圣⼈之所以治⼈七情。”
所谓⼈情，即⼈之感情、⼈之常情、⼈之性情、⼈之情欲，俗⾔“⼈有七情六欲”者也！对此先秦⼤儒荀⼦《荀子·正名》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
王博《中国儒学史·先秦卷》解释说：“在性、情和欲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性是与⽣俱来者，所谓天之就也。其呈现在经验的世界，就是情和欲。所谓性之质的质，有形质的意思。如果说性还是隐⽽不彰的话，情则是性的有形化。这与‘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的说法是⼀致的。这种论性的性情结构，其实是儒家的⽼传统。……如果细致地阅读《中庸》的话，性与情的联系也是显然的，从‘天命之谓性’开始，稍后谈到的就是‘喜怒哀乐’的问题。……顺情⽽下的是就是欲，所谓‘欲者情之应也’。”
《荀⼦·正名》“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天论》“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情”与《左传·昭公⼆⼗五年》有“喜、怒、哀、乐、好、恶”之六情相同，与汉儒官典《⽩虎通·卷⼋·性情》“六情者，何谓也？喜、怒、哀、乐、爱、恶六情”⼀字之异。《礼记·中庸》有“喜、怒、哀、乐”四情，《礼运》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
据上，⽆论是四情、六情、七情（六欲）者等，皆是⼈之感情、⼈之常情也，乃儒家思想，受圣⼈孔⼦之教也！
医家之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与儒家之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不同，此乃医家受儒家思想之启发稍加修改⽽成（赵洪钧著、⾦栋补注《正说内经》）。赵洪钧先⽣说：“《灵枢》《素问》中从⽆七情说，此说受儒家影响。《礼记·礼运》说：‘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能。’医家参考此说，提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说。后⼈将惊恐合⼀，忧悲合⼀，以便与五脏相配。”（《中西医结合⼆⼗讲》）《内经》时代以后，医家之七情显⽽儒家之七情隐矣！故⼈们常说之七情，多指医家之七情。
医家七情为了附会五⾏五脏说，将惊恐合⼀，忧悲合⼀⽽变成五志，即怒、喜、思、悲（忧）、恐（惊）以配肝、⼼、脾、肺、肾，成为情志附会五脏成熟定型之说法，从⽽指导中医临床。
有⼈认为“医源于巫”、“医源于易”、“医源于道”等，读《内经》则会发现，儒家思想弥漫充斥其中，⽽其诸等渊源之说，相对于儒家思想⽽⾔，显得多么苍⽩乏⼒！
宋时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世传宋朝著名儒⾂范仲淹语）之说，且宋时官家修医书校正误，使中医典籍传承⾄今。受此影响宋时儒⾂、儒⽣习医成为时尚，且有“⼀个儒⽣半个医”之说，故⾄宋时医者有“儒医”雅称，地位明显提⾼。
附3：为人子者 不可不知医！——《儒门事亲》
金栋按：古人认为，医者有上、中、下之分，上医是治国的（医国），中医是治人的（医人），下医才是治病的（医病）。如唐代大医、逸士者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一·诊候第四》云：“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所谓病，就是人之“疾苦”、“苦难”、“痛苦”，“人之所苦也”（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病同因别论》），无论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佛说“人生是苦海”，故需要以慈悲之怀普渡芸芸众生，真乃苍生大医！
古人认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所以，作为儿女们应该知晓、懂得医学之事，上，可以疗尊长之疾苦；中，可以保自己之康健；下，可以医晚辈之微恙。引用医圣张仲景的话则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此乃忠孝之道也！
金元四大家有个名医叫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乃攻邪派之开山。曾与麻知几、常仲明讨论医学，共同撰著《儒门事亲》，此书名何义呢？即“名书之义，盖以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药品酒食，非孝不能备也。故曰：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明·邵辅《重刊儒门事亲·序》）。而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医家类二》说：“其曰‘儒门事亲’者，以为惟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也。”
时至今日，看病之难、看病之贵，已成普遍现象，故“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以疗近疾、救近祸，或可缓解看病之难、之贵，并以慈悲感恩之心，遵守古之孝道也！
附4：医学乃方术狭技之“小道”也！
金栋按：在汉代或以前，医学属于“方技”之学（见《汉志·方技略》），即方术狭技耳！故被权高位重之显贵者小看、轻视，且不入流。有如汉末三国神医华佗“恥以医见业”（范晔《后汉书·方技列传》）、“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九·方技传》）之说，后竟被曹操杀之。近读李伯聪《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一书，对此“医乃小道”有说，分析透彻，摘引如下：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医学被视为“小道”，儒家轻自然、斥技艺、鄙弃小道的陈腐观念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扁鹊、仓公立传，不但表明了他的进步思想，而且也表现出一位史学家的见识，为后世留下了很宝贵的医史资料。可是，曾国藩却指责《扁鹊仓公列传》是“累牍不休”，他说：“为良医立传，无所不可，要以略著大指，明小道之不可废，与《日者》《龟策》诸传相附，摭一二事以为类足矣。繁称奚为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扁鹊仓公列传》）
班固著《汉书》，其记汉初史实往往转录《史记》的相应史文。……班固的《汉书》是断代史，其记汉代史实，理应比《史记》全面而具体。可是《汉书》中移录了《史记》中那么多文字，甚至“如上如云”一字不易地照抄，而超出了笑话，而《史记》中洋洋数千言的《仓公列传》却被班固大笔一挥，彻底删去不载。其原因何在呢？不难看出，这是因为在班固眼中，司马迁之“是非颇谬于圣人”，医学是“小道”、“末技”，怎能登大雅之堂？仓公虽以医名世，但医为小道，仍没有“资格”侧身于《汉书》之中。
汉末的著明医家华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因为业医和世儒的社会地位有天渊之殊（这也是韩愈在《师说》一文中所说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这也是无怪乎张仲景这一中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后汉书》中竟然无传了。宋代高宝衡、林亿等，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认为《素问》是“三皇遗文”，“惜乎唐令列之医学，付之执技之流，而荐绅先生（按：荐绅，即“搢绅”，指做官的人）罕言之”，这就使“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以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为已幸矣”。医生既然被贬为“至下至浅之人”，其在封建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也就可见“一斑”了。
元代著名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一》中说：“六籍虽厄于（焚书）煨烬而得之口耳相传、屋壁所藏者，犹足以垂世立教数千载如一日也。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有一卷流传于后世者，以此见圣贤经传终古不休，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恶而为之兴废也。”依照这种观点，简直竟是医史资料亡得“合理”，医书不亡，儒理不容了！必须强调指出，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这种鄙弃医学，斥医学为“小道”的传统观点，不但严重地阻碍了医学的发展，并且直接导致了许多医史资料的散佚、失传。
殊不知，至宋代由于医学被封建社会统治者所重视而改观。如宋代设立“校正医书局”，使中医经典得以保存传承，功德无量，善莫大焉！据史料，宋儒于经传之外，亦多读医书、习医籍，与朝廷重视医学、兴建医学有关，且“儒医”一词始于宋代。所谓儒医，《辞海》说：“旧指儒生而行医者。《宋会要辑稿》：‘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世传宋代儒臣范仲淹曾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即指“儒医”。
俗话说“一个儒生半个医”、“儒生学医，笼中抓鸡”，可谓“医学实在易”（陈修园语）。“儒医”是对古代中医的最高评价。他们不仅以丰富的学术著作立起了医学理论的一座又一座丰碑，而且以丰富的儒学修养构建了渊博的中医药文化传统。可以说没有儒医的参与，就没有中医药文化。
4、中医学
金栋按：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风格和诊疗特点的医学体系。
中医学包括基础理论、临床诊治、预防养生三大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了中医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中医学，汉代谓之“方技”之学，《汉志·方技略》记载有“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医学文献，乃“生生之具”，属生命医学，即治病愈疾，使生命生存延续之医学工具、技术与方法！其中“医经”“经方”是“方技”——中医学之主体。医经多论道（重在基础理论、预防养生），经方则崇术（要在临床诊治），中医学是道、术结合的医学科学技术。
所谓“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剂和之所宜。至剂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黄帝学派之《素问》《灵枢》、扁鹊学派之《难经》是也！
所谓“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神农之《本草经》、伊尹之《汤液经》、张仲景（王叔和）之《伤寒论》《金匮要略》是也！
据《汉志·方技略》记载，西汉以前，医经有“黄帝”“扁鹊”“白氏”三个医学学派之分，其中“扁鹊学派”是中国第一个医学学派，故有“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史记·太史公自序》）之说。西汉以后三家大部分医学内容融合为一，见于今本《黄帝内经》，而《难经》《中藏经》则扁鹊学派之余绪耳！西晋以后，经太医令王叔和“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等医经理论，“撰次”经方之《伤寒论》，使医经与经方融合，传承至今。
“中医学”三字是近代医学之产物，以区别于“西洋医学”“现代医学”而名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说：“‘中医’之名立，迄今不逾百年，所以冠以‘中’字者，以别于‘洋’与‘西’也。慎思之，明辨之，斯名之出，无奈耳，或亦时人不甘泯没而特标其犹存之举也。”（《中医古籍整理丛书·许序·内经运气病释》）
中医学之“中”，即中国之“中”! 目前，“中国”二字，乃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简称，即“中国华夏”之义。
在汉代，中医学属于“方技”之学，即医学、医疗技术，乃“生生之具”——治病愈疾、使生命生存延续之医疗工具、技术与方法；属古代科学技术之一，既非玄学，亦非巫术。汉代学者则不认为中医学是玄学、巫术，读读班固《汉志》便可知方技之学与道（玄）学、易（巫术）学本不是一家!以现代而言中医学，既非现代意义上之科学，亦非伪科学!
西医未入之前，华夏子孙之疾苦、之寿命、之康健，全赖于斯，即中华医术、中医学之术！只不过，西医闯入渗透后，经其验证，此术非科学一词所能释之。因其确有实效，亦所不能否定之，故至今延续。以西医律之，此术确实落伍，理论体系或有谬误，阴阳五行屡遭诟病，生理解剖是其缺陷，非先进可言，非科学可言，且临床每多误诊、误治。殊不知，此术对于许多病证而言，如辨证准确，确实有效，且能补西医之不足、之短板、之缺陷，否则早已被淘汰。
要之，中医学是一项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实用性很强的医学、医疗技术，属古代科学技术之一。既非现代意义上之科学，亦非玄学、巫术及伪科学。自古至今，此术愈人无数、愈病无数，否则早被淘汰矣！
以今而言中医学，今本《黄帝内经》《难经》属《汉志》之“医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属《汉志》之“经方”，这四部中医经典编纂成书皆在东汉（或以后）时期，其问世标志着中医学完整理论体系之形成（唐宋以后之运气学说除外）。此后凡尊崇此中医学经典行医治病愈疾者，皆属正宗中医学之传承。
又，什么理论体系是中医学基础理论之最高或核心呢？“就中医论中医——本质上是就《内经》论中医，只能说明阴阳五行是中医的核心理论。稍微修整一下也只能说阴阳五行统帅下的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学说是核心。”（赵洪钧《内经时代》）即“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学说”是中医学基础理论之核心理论体系。
阴阳五行理论是推演中医学“以五脏为中心”核心理论体系之工具。而五脏附会五行推演人体之生理与病理，且以五行为纽带构架了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整体观，源于汉代儒家思想。而五脏配五行则源于儒家祭礼。
人体五脏配五行，其顺序和配法是肝、心、脾、肺、肾之五脏配木、火、土、金、水之五行，是目前成熟定型说法，源于儒家今文经家之学，一直指导中医学临床说理，并诊治疾病。为何这样相配？中医经典《内经》《难经》未见有说。有人认为中医学源于巫、源于道（玄）、源于易等，而五脏附会五行理论是中医学基础理论体系之核心，然巫、道、易等皆未有相关说法，可见此等渊源之说，是多么之苍白乏力！
附：参考书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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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金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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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术为何叫“跳大神”？ 金栋按：何为巫术？以字面而言，即由巫师所行使的各种法术。《汉语大词典》认为是“利用虚构的‘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某种愿望的法术。是原始社会的一种信仰，也和后世天文、历算、宗教的起源有关”，《辞海》认为“幻想依靠‘超自然力’对客体加强影响或控制的活动。是原始社会的信仰和后世天文、历算、医术、宗教的起源”。 所谓巫（师），从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来看，其是天地之神，即神祇也（徐中舒《甲骨文字典》），且“被视为能与鬼神交往，并驱使为之服役”（《辞海》）的使者。据《说文》“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即巫师多为女性，且有以舞降伏鬼神的魔力与法术。 据儒家典籍如《周礼》等记载，“巫”多与“祝、宗、卜、史”四类古代官职有关。李零《中国方术正考》说：“祝、宗掌祭祀神祖，有相应的仪文祀典；而卜掌占卜，史掌天文历法、记录史事和官爵册命，也有相应的占卜记录和史册谱牒。”而此四类官职皆与天神有关，正是“巫”的职责所在。亦即“‘巫’是与‘祝宗卜史’类似的神媒，合称都叫‘巫’。”（李零《中国方术续考》）即皆是神职官员。其中女巫称“巫”，男巫名“觋”。 为何巫为女性的专职？因为女性多能歌善舞，而当舞起来时，甚至有近似疯狂者。北方草原地区的“胡巫”中有一种名叫“萨满巫”者，其“巫”的本义即激动不安和疯狂。“萨满多选自身体残疾、精神错乱和大病不死许愿当巫的人，其中尤以女性为多。神经过敏、疯疯癫癫和富于献身精神是这种人的特点。其降神手段是‘舞’，也就是俗话说的‘跳大神’。他们往往集医、卜、星、相众术于一身，用以满足民间的各种需要”（《中国方术续考》）。 李零《中国方术续考》据《墨子·非乐》（引《汤之官刑》）《国语·楚语下》《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荀子·王制》《荀子·正论》《鹖冠子·环流》《说文解字·卷五上》《周礼·春官·神仕》等古代典籍认为，“‘巫’是以‘狂’为特点。他们以舞降神，多为女性，多为残疾人，多有癫狂的精神状态，多被视为智能超常，这同萨满十分相似。” 又，即便非残疾的人行使“巫术”时，为了迷惑当事者、家属或围观者，有效仿残疾人之步伐并起舞而行使“巫术”者，同时口中念念有词，或咒语，或颂词等。如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有“禹步”（模仿夏禹便枯之步——禹生便枯之疾，步不相过，人曰禹步）和咒语同时行使者。模仿“禹步”的“巫师”“巫婆”“神汉”“大仙”们等，行走时一窜一跳，一上一下，左右摇晃，类似“跳大神”。此概所以巫术又名“跳大神”之来源！ 另，因“毉”字有从巫之说，故有人误认为中国传统医学（中医）与民间巫术（跳大神）无二。殊不知，此谬也！乃因“巫所以交鬼神，医所以寄死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故明·徐春甫说：“夫医之为道，始于神农，阐于黄帝，按某病用某药，著有《内经素问》，所谓圣人坟典之书，以援民命，安可与巫觋之流同日而语耶？……击鼓舞趋，祈禳疾病曰巫医（以巫而替医，故曰巫医也），是则巫觋之徒。”（《古今医统大全·巫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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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司马光《太玄集注·玄数》说：“肺极上以覆肾，极下以潜心，（心）居中央以象君德，而左脾右肝承之，以位五行。“
我以为上述文字断句有可商榷之处，似应该如下断句：
宋·司马光《太玄集注·玄数》说：“肺极上以覆，肾极下以潜，心居中央以象君德，而左脾右肝承之，以位五行。” 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有“禹步”（模仿夏禹便枯之步——禹生便枯之疾，步不相过，人曰禹步）和咒语同时行使者。模仿“禹步”的“巫师”“巫婆”“神汉”“大仙”们等，行走时一窜一跳，一上一下，左右摇晃，类似“跳大神”。
这也是对于大禹治水，因劳累而腿伤跛行的一种亵渎。
俗巫认为大禹之所以能治水，是因为他是一个瘸子，而他父亲所以不能治水，就是大禹的父亲腿不瘸，是个正常人。
因此“巫步禹”，实在是一个历史性的误会，也是对大禹治水经验的歪曲。
这和“医多卢”一样，是造假的“伪医”多出于卢，而不是医学家多出于卢。
有关考证，我们有另一篇文章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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