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国医大师余瀛鳌，关爱河北中医育后人
怀念国医大师余瀛鳌，关爱河北中医育后人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文化研究院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余瀛鳌先生，2023年11月2日13点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消息传来，不胜悲痛，我通过重温余老对我个人和河北省中医界的关爱，深切感到这位长者的离世，不仅是全国中医界的巨大损失，也是河北中医界难以再遇的机缘。 誉满杏林，泽被燕赵 《中国中医药报》曾经介绍国医大师余瀛鳌先生的突出贡献，说“他抢救整理的中医药珍善古籍名著约有千余种，其中编纂医著100余种，发表论文300余篇，还担任了200余种临床医著整理出版的主审专家。这些书籍成为当代抢救发掘中医药文献精华的代表性著作。”这些学术著作，也是燕赵中医后学得以进步的重要参考。余老“成功开创了中医临床文献学科，构建了中医临床文献学的学术内涵、研究方法与研究范畴。他编撰了大量中医临床文献，倡导传统理论与现代方法并重互补，文献研究与临床实践融合互证。”这些研究方法的开拓，为燕赵医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开辟了道路。余老在“辨病”“辨证”方面，提出了“通治方”的创新思路。采用“主方主证”与“通治”治疗方法，先后创制了针对肝病、肾病、癫痫等66种疾病的75首通治效方。余老也为河北中医界培养了很多相关人才，河北省首届名中医潘树和先生，当年虽然是承德市中医院的业务院长，但是为了提高业务水平，就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所原所长孟庆云先生介绍可以去跟师的专家。孟先生经过考虑，认为可以带名中医跟诊的老师不好找，就介绍他跟师当时的首都名医余瀛鳌先生，由此成就了他们的师徒缘。2021年，70岁潘树和先生出版《中医临床辨治实录》，余瀛鳌先生题词鼓励说：“在辨证、辨病施治中，循法守度，不违经旨；但对若干疑难重症，又能遵循现实而予以变通、创用新方。”2005年余老受邀参加邢台市在内丘县举办的首届扁鹊文化节，发表重要学术观点。2018年潘树和先生代表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张仲景学术思想研究专委会，邀请余老在承德为200多位后学讲课，深受大家尊敬。我38年前作为余瀛鳌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不仅读学位期间得到余老的悉心栽培，毕业后的学术研究也得到了很多指导。余老教育后学如润物细雨，既诲人不倦，又不让人感到居高临下。他对我的影响，身教重于言教，很多往事，已经在潜移默化之中，成了我为人做事的准则。往事在心，年深日久，有些细节已经逐渐模糊，但是留下来的片段内容，重阅一遍仍然让我激动不已。请允许我把一些经历分享给中医同道，以此让大家一起感受余老的大家风范。 初入高等学府，仰望余老日理万机 我1985年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成了余瀛鳌先生的研究生，当时他和医史文献研究所的几位老师，都在大白楼西头的五楼办公，走廊两侧都是顶天立地的玻璃书柜，每个屋子里都堆着很多书籍，并且这里还有一个图书资料室，藏书很丰富，“充栋”绝非夸张，“汗牛”也需要多头牛拉车。人到这里，就感到很压抑，对于自己学识的自信，也会大打折扣。我们这一届研究生招生名额6个，只有两个人达到复试分数线，我排第一，被通知复试的时候颇为自得，信心满满，但是当师兄随手打开一本线装书，让我读一下序言的时候，看着竖排版的老古书，繁体字，没标点，一下子汗流浃背了，磕磕绊绊读了几句，还出现了几个错字，就被叫停了。复试小组的人，虽然没有评论，我却知道了自己的水平，也深切体会到“下马威”是什么滋味。因此，在西苑医院研究生部报到后，不久就联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与几名同学“旁听”进修《古汉语》、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前后断续听选修课两年左右，这是余老为我与北大牵起来的一段缘分。入学一年后，到了东直门大白楼的研究生宿舍，有很多研究生住在一起，互相之间逐渐熟悉起来，当时的挑灯夜读是常事，晚上加餐在茶缸子里用热水器煮鸡蛋，或者用做过实验的兔子在电炉子上煮着吃，尽管有违纪律，却也时有所闻，师兄师姐还经常在狭隘的走廊里随着留声机的音乐翩然起舞，这种生活至今令人难忘。 余老严格审稿不厌其烦改错字 我们虽然与老师都在大白楼，属于楼上楼下，但是并不能经常到老师的办公室里去，他经常深埋于各种书籍之中，担负着很多繁重的校订书籍、修改文稿、撰写论著的事情之中。余老对我提出了很多必读书和浏览参考书之外，几乎是“无为而治”的教育，对于我选什么课题，如何完成课题研究，完全不加干涉，而是海深凭鱼跃。我先选了《肘后方》，探索其历史上的“文献构成”，写了文稿交给余老审阅，老师在我的文稿上逐字逐句批改。后来《中西医斗争史》的作者赵洪钧先生到北京查阅文献，与我们座谈，就提出不能一辈子做这样的小课题，就像狗熊掰棒子一样随手扔了，实在可惜了，他建议我做中医“明清文献考”，因为日本人已经有了《宋以前医籍考》《中国医籍考》。这样的大课题对于我来说，虽然很有诱惑，但是短时间内确实难于完成。因此，我把《中医古籍图书目录》反复研究，觉得宋金元时期的伤寒专著只有20多部，可以综合起来做一篇学术论文，因此，就决定做这件事。由此开始了我的访书、读书，有些书属于孤本，就只能去特藏的图书馆，比如元代尚从善的《伤寒纪玄妙用集》，只有杭州孤山的图书馆有这本书，我就专门去查阅了一个星期，拍了微缩胶片，带回北京研究。 毕业答辩有风险各位大家高抬手 我写的毕业论文《宋金元伤寒学术源流探要》，有几万字，写在毕业大稿纸上，交给余老审阅，他逐字逐句批阅，我再抄写一遍送过去。很快就得到了余老的批改，又有很多错误之处，我用一个星期再抄一遍送上去；拿回来的时候，又有很多修改。如此往返，我没体会老师的烦恼，却觉得抄写太浪费时间了，就贴纸条，“加在某页、某行”，余老看后对我也不作批评，仍然“听之任之”。总算可以“打印论文”了，答辩委员会的专家请谁？这是余老决定的，他聘请了伤寒专家刘渡舟教授，温病专家赵绍琴先生，文献大家耿鉴庭先生，还有本所的医史专家李经纬先生等，并且与几位同学一起答辩。我们的答辩会在小会议室举行，我第一个报告论文，很多师兄为我捏着一把汗，因为我的论文提出了很多别人不曾说、或者不敢说的内容，比如“辛温解表难用”“广义温病取代广义伤寒”等，在伤寒与温病关系十分复杂，先后斗争了几百年之后，我当着伤寒“第一把交椅”的刘渡舟先生，温病首席大专家赵绍琴先生提出这些问题，他们会怎样评价？这是大家很担心的事情，论文通不过，或有很大争议，就难以毕业，这对于一个研究生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结果。我宣读完论文摘要，主持答辩的刘渡舟先生让各位答辩委员发表质疑意见，专家们很长时间默然无语。作为答辩主席的刘渡舟先生首先发了言，按说一般的答辩会，都是答辩主席最后总结发言。他说：“既然大家都在考虑，那我就先说说。”刘渡舟先生“避重就轻”，肯定了我对《伤寒例》的看法，声称“从曹同志的论文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过去我们都按照方有执、喻嘉言的观点，认为《伤寒例》是王叔和的作品，曹同志说不是这样，而是原出于张仲景，又混入了后人的部分文字，它是《内经》理论与六经病篇的理论桥梁，是《伤寒论》的总论。这个观点很有意义。”也许刘渡舟先生知道这个所赵洪钧没有获得硕士学位，在中医界震动很大，所以他不挑毛病，而是专门把文章的亮点找出来，高抬贵手，让小们的“逃命去吧”。余老似乎并没有觉得我的论文有多么不合适，所以他一直泰然自若坐在那里，平静地走过了这场答辩会。事后师兄才告诉我：“曹东义，你真胆大，竟然敢写这样的观点！”他们事前并不知道我的论文写了什么，听了我的介绍，看了我的论文，才觉得其中的突兀之处，因此，很多同学要我的文章，说是“学习”一下。 支持研究扁鹊 奠定日后方向 我毕业之后回到河北，接受了一项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扁鹊秦越人生平事迹研究”，这期间得到余老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他说：“扁鹊（秦越人）是我国先秦时期最有代表牲的医学家，也可以说在国际医学界，是一位在诊法和治疗等方面具有杰出贡献的早期世界名医。西汉司马迁在其史学巨著——《史记）一书，专为其列传，载述其生平事迹并例举其卓效治验。司马氏着重指出：扁鹊是脉学的创始人，其丰富的学术临床‘为方者宗’，明确了他在我国医学史‘一代宗师’的显要地位。此后的淳于意（仓公），华佗，张仲景，以及汉魏以来的历代医学名家，无不折服扁鹊的精湛医术，学术临床影响甚为深广。但由于《史记》年代久远，辗转抄印，间有讹谬之处，己难予考证，故后世学者对于扁鹊之里籍、生活年代、名号、著述、医事活动等方面歧说纷纭，莫衷一是。”余老得知我承担这项课题之后，给予大力支持，在《神医扁鹊之谜》即将出版的时候，他为本书撰写序言，加以推荐。他说“曹东义等中青年专家，通过多年来广泛涉猎古今有关扁鹊的图书资料，并予较为全面和深入细致研究，他们主要采用文献考证结合实地考察的方法，力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辨析疑义。其所论述的内容，阐发了较为客观和相当精辟的见解，使上述诸方面的考证、分析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对医史文献研究，弘扬中医学术和振兴中医事业，均能起到促进作用，而扁鹊为医之精益求精及其辉煌业绩．永远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我在余老的鼓励下，日后不断有所研究，陆续出版了《扁鹊文化与原创国医》《医宗扁鹊》等书籍，2018年退休之后还担任了河北中医学院扁鹊文化研究院的院长，主编《扁鹊学术思想研究》等，在这个领域一直不断探索。 走过非典看新冠 前人经验不能忘 经历了三年多抗击新冠，我们大家都有了很深的感受。笔者认为，没有20年前的中医战非典，就不可能有当今在新冠防治之中的优异成绩。余老在非典初期，发表过重要文章，为大家指出中医治疗传染病的依据和特色。2003年5月12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余瀛鳌先生的文章《近代治疫名家——余奉仙》，他介绍了祖父对于外感热病的认识和治疗经验。这种得之于家传的宝贵经验，一方面彰显出中医学源远流长的深厚底蕴，另一方面在大疫流行的时候自古就有献方献策的美举，这也是心系天下安危、忧国忧民中医传统的一部分。余老说，非典型性肺炎作为新涌现的传染性热病，属于中医疫病、温疫范畴，目前在我国若干省市陆续有临床报道与发病统计，世界多个国家亦见不同程度的播散病例，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重视，这是现代医学史中震撼国际社会的一件大事，我国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强有力的领导和亲切关怀、指导下，加强了“非典”的防治措施，严格疫区隔离，并从丰富的临床实践中，肯定了中西医结合能提高临床疗效，使医护人员对“非典”的有效控制和彻底战胜增强了信心。在中国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的疫情记载多不胜数。早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已有多次疫病流行，东汉·张仲景在他所著《伤寒杂病论·原序》中曾提到他的亲族有200余人，在不到十年期间，死于伤寒（仲圣所说的“伤寒”，包括疫病在内）者“十居其七”。故汉晋以降，仲景治伤寒多种病型的经方，为后世治疗伤寒、疫病提供了经得起时代考验的治法与效方，奠定了坚实的临床基础。迄于明清，温病的学术理论和临床经验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涌现了较多的名家名著，如明·吴又可的《温疫论》，清·叶天士的《温热论》、薛生白的《湿热条辨》、吴鞠通的《温病条辨》、杨栗山的《伤寒温疫条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等书先后刊行问世，使温病和疫病的学术临床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体现了我国临床医学是不断取得发展的。迄于近代，我国也有一些对疫病、温病诊疗有较大建树的医家，“其中之一就是先大父余奉仙”。余老说奉仙公，字涤凡，江苏阜宁县人。出身于中医世家，少年时随其父赞襄公学医，而赞襄公业医于道光末至光绪中期。余老详细介绍前辈熟读经典，旁及历代名著，悬壶诊治富于胆识的事迹，说他“经方、时方择善而用，于伤寒、温病及内妇科疑难杂症多所致意，效验卓著，中壮年时即已名播千里，是晚清‘苏北三大名医’之一。”晚年撰有《医方经验汇编》，部分医案刊用于上海《医界春秋》杂志。该书由余老的父亲无言先生整理刊行，书中阐述病证颇多，其中伤寒包括表证、里证、半表半里证、兼证、风寒两感证等；温病则包括春温、风温、冬温、湿温、暑湿、秋燥等病。尤为令人醒目的是，该书所阐论有关疫病的诊治内容十分丰富，如瘟疫、疫疟、寒疫痧霍、疫疹、疫癍、痊黄、疫痢、大头瘟、烂喉疫、嘏蟆疫、卢鹚疫、羊毛疫、蝥刺瘟、葡萄疫、瓜瓤疫、天泡疫、疙瘩瘟、燥疫、鼠疫等，凡此诸多疫病，均有临床治验及效方。此外，该书还对中风、类中风、肝风、产后风、癫痫等病，阐述了他的辨证和临床心得。由此可见，《医方经验汇编》堪称是近百年来有关疫病诊治的重要医著，其诊治经验对当初防治非典疫病有借鉴、参考价值。在列举了该书很多历史成就之后，余老说二十余年前，曾遇见中医研究院前任党委书记王发武告诉说，其在河北主管的一所大学及其周围地区有疫病传染，患者颇多。王书记用该书辟邪丸治疗“市民广泛服用，疫情很快获得控制”。蒲辅周先生赞扬说：“奉仙夫子，深明医道，曲尽人情，诚为聪明特达之士……。其‘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等语，与先哲之言何异，诚为医界之楷模”。蒲老曾多次与余无言先生讨论《医方经验汇编》有关疫病的诊治经验，并对该书的“医家隐蔽说”、“尽性篇”等深为钦佩(见李兴培主编《蒲辅周研究》一书)。余老在非典大疫当前的时候，“翻箱子底”，把传家之宝贡献出来，的确是寓意深远。 鼓励后学，勇于探索新知 我在2003年非典爆发后，曾经先后主持省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有关课题研究，并且在研究生论文基础上，编写了《中医外感热病学史》这本书，得到余老的支持与帮助，他不仅为这本书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而且作序推荐说该书：“能较为系统、全面地阐论热病（包括伤寒、温病和瘟疫）的学术渊源，详辨其异同及各具特色的诊治大法，并在病因、病机、辨证体系及立法、遣方、用药方面，从史学发展的角度予以阐析，并对明、清以降有关伤寒、温病、瘟疫名著中的学术临床建树予以充分表述。值得提出的是，作者所论伤寒、温病和瘟疫，能由源及流、全方位地予以论辩，将寒温名家独到的见解和诊疗经验展示于读者，体现了撰著人在寒温学说的‘考镜源流’和学术继承与发展方面所展示的功力，也反映了这是一部‘与时俱进’切于时代需求的新作。”我按照余老的指导意见，把书名由《中医外感热病与寒温论争史》改作《中医外感热病学史》；“《素问》《灵枢》伤寒只云热病”，改作“《素问》《灵枢》不以‘伤寒’名篇”；“伤于寒与感于温热病因说的优劣”，改为“伤于寒与感于温热病因说的比较”；“中医外感热病学说大显神威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了，今后也不会再出现众多的外感热病学家了”，改为“中医外感热病学说大显神威的环境已经改变了，今后也难再出现众多的外感热病学家了”等等，其他地方，也做了较为细致的修改，在责任编辑伊广谦先生的帮助下，2004年初得以正式出版发行。2006年，我主编的新书将要出版之际，再次得到余老的鼓励和支持，他说：“由曹东义主撰之《中医群英战SARS——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堪称是与时俱进之现代疫病专著。它体现了中医药学重视学术源流变化，突出临床疗效，阐析当前所客观存在的学验思辨概况。而全书的主旋律，又是以论析SARS等病证的规范研究。作者表述了历代对有关疫病的证治特色及优势，复能结合当前现实应用、需求与发展。应予肯定的是，撰论符合史实。作者能站得高、看得远，从总体构思进行分析、讨论。书中面对SARS的病证所属和中医对SARS在辨证结合辨病的认识，对寒温统一论，和伤寒、温病、温疫的病证特色和区别要点进行了阐介。尤为重要的是，全书将中医学术思想密切结合临床实际应用。故在学术性、规范性、实践性和传承发展与实际应用方面，均堪称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具有申报奖励的优越条件。”新冠爆发后，我曾经在网络之中撰写和发表了很多文章，也把《温疫论译注》与2020年进行再版，还讲了20讲《承先启后瘟疫论》视频课，有关图书正在出版流程之中。2022年10月之后，国家由防感染到防重症、保健康战略转化之后，求治于我的患者很多，已经不是2020年准备带着民间中医去武汉，或者仅仅是网络问诊，支援武汉、法国等国内外患者抗击疫情了，是面对面诊治患者，或者给他们开药、煎药、寄药，所以也学习余老“通治方”经验，根据发烧为主、咳嗽为主、恢复期为主，或者密接预防感染，也提出了四五个方剂，煎好备用，来了就可以取走的策略，既帮助了很多患者，也避免了混乱。因此，“通治方”在大面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这也是很重要的指导方针。 旁听余老接受采访，他曾忧心“根基不厚” 2006年一股反中医思潮沉渣泛起，《告别中医中药》由网络发文到登上学术期刊，再到万人签名取消中医，这样的闹剧不断升级，余老与很多老先生一样心中愤恨不平。我于2007年撰写的《捍卫中医》一书之中，介绍了余老“选择中医”的事迹：笔者2006年3月24日下午，因为课题鉴定的事情来到了余老的办公室，当时正是装修后准备搬家，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书籍文件，连椅子上都是书，几乎是难于立足。但是，余老的客人来了一批又一批，刚接待完上海来的张玉萍研究员一行人，又迎来了《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的李焕荣主任，还没有顾上说几句话，已经是几个电话打了进来。刚放下电话，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余老是那种“吐哺握发”惟恐慢待了天下贤士的人，一定不会拒人于门外的，我赶紧去开门。只见一个黄发碧眼，秀美端庄的西方女子站立在门外，我本来不会英语，只好用中文说：“你找谁？”我正担心对方听不懂汉语，没想到她用流利的汉语说：“我正在做一项关于中医的调查，为了我的博士论文。我从南方访问了几个著名中医，又来到了北京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朱建平副所长，让我采访余瀛鳌先生”。这位来自奥地利的时黎纳（LenaSPRINGERmag..phil）女士，很快就与余老攀谈起来，笔者只好在一旁“陪听”。开始我还有些心不在焉，也有些焦急，毕竟是周末的下午了，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再过一会儿就没有人了，余老还没有签署完的鉴定盖不了公章，那问题就有些麻烦。不知道这位洋女博士用了什么招数，余老滔滔不绝地说起了他学习医学的经历。余老说，我于1955年在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之后，来北京工作。工作半年之后，参加了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然后留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当时叫中医研究院，后来在198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去年又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余老说，来北京的时候，中国中医科学院还没有成立，我是见证了研究院从成立至今，为数不多的几个仍然健在的人之一。我的父亲余无言当时是上海名中医，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时候，奉调进京，是组建中医研究院的元老之一。我还在西学中班学习的时候，于1956年就得以拜著名中医秦伯未为师。秦伯未先生指导我学习中医“六字诀”：“多读书，多临证”。我利用几年的时间，在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泛览了中医古籍3000多种，当然，也对其中重要的古籍进行了比较细致的阅读、研究。我始终没有脱离临床工作，现在虽然工作繁忙，年龄也74岁了，但是，仍然每周都出门诊，尤其是在京城名医馆，很多都是外地来京的病人，来看一次病不容易，一定要细致耐心。余老不说他带了近30位硕士、博士，也不说他主编了20多部大著作，却与洋博士大谈自己的临床经验，谈中医文献与临床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说，现在有的研究生虽然已经硕士、博士毕业了，但是不会看病，这的确不应该。因为，中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没有实践经验，单纯做学问也不容易做好。很多研究生导师就没有临床经验，怎么能要求学生会看病呢？这是今后必须注意的一个大问题。洋博士时黎纳听完了余老的叙述，话锋一转又转到了余老学习医学的动机上：“您既然是著名中医的后代，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不学习中医，而选择了西医？跟着你父亲学习中医不是很好吗？”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我早就想问而不好意思问的问题，洋博士果然厉害，没有那么多忌讳。余老说，半个世纪之前，由于国民党政府不重视中医，汪精卫等人就明显歧视中医，导致中医教育事业的衰落。到解放初，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没有中医的高等教育学校了。我父亲希望我成为一个医生，要接受正规的医学教育，所以我就报考了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之后，来到北京工作。正好赶上毛泽东主席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我就报了名，参加了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当时，还没有中医学院，中医学院是在1956年才批准成立的。“您当时学习中医的时候，是否在学习方法、思路上觉得不适应？”余老说，我是从头学，不报成见。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医的理论不好理解。洋博士有所不知，中国人觉得“中医不好理解”是近来才有的事情。因为“五四”以后，人们都在大力学习西方科学，除了语文课上学一些与汉字有关的知识之外，凡是传统的文化，一般都被当作旧的、陈腐的东西。因此，才会觉得学习中医有障碍，学习西方的医学知识反而无障碍。中医学在近代，已经成了无根的文化，成了环境被改变的“原生态医学”。近代的一切基础教育，都是有利于西医学的传播，而根本不顾及中医学的生存。因此，中医其危，原非耸人听闻。“当时有经方与时方的论争吗？现在还有没有？”余老说，所谓经方与时方的论争，由来已久，现在仍然还有。所谓经方，指的就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方剂，其组成的特点就是药味少而精，而且有君臣佐使的搭配，历代运用之后证明确有很好的疗效。时方有的药味很多，药味一多就难以说清楚配伍了，当然时方也很有效，不可偏废。我国现有方剂，据不完整的统计资料，大约有10万个以上。“您如何看待中医的发展前景？”有党和政府的重视、国家支持，我认为中医前景辉煌。中医已经步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许多国家承认了中医药。近几年步伐在加快，前途光明，关键在于继承与发展。“您如何看待中医的管理？为什么必须有一个中医药管理局？”解放后管理中医，一开始是卫生部，后来有了中医司，再后来有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体现了国家对中医的重视程度在加强，支持力度加大。中医司的时候，没有独立经费，管理不方便。现在中医有独立的经费，可以不通过卫生部。当然，还有许多方面不够理想。“中医发展50年来存在什么危机？您是怎么看的？”面对洋博士一步紧似一步的“深入追问”，余老深吸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比较年轻的中医在学术与临床方面的根基不厚，是很值得忧虑的。古书读得少，临床实践少，是很危险的。博士导师不看病，不会看病，需要下工夫。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对于中医学要“发掘整理提高”，现在还没有做到。思维方法存在问题，学术临床重视不够。“20世纪社会发展变化很大，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您与患者是怎样交流的？”余老很自信地说，我与病人的关系都是很好的，有不少都是朋友。唐代名医孙思邈就提倡，一个高明的医生，一定要视病人如亲人，无论贵贱贫富，一律平等。医生要尽心尽力为病人着想，我所诊治的患者，既有最基层的群众，也有高层领导，我同他们处得关系都很好。您的患者是否理解您所说中医的术语？我都是用比较浅近易懂的语言给他们做解释，对他们的病情实事求是地进行解答，不象某些媒体那样夸大其辞。您是说骗子？某些广告不负责任，确实误导了患者，伤害了患者。您既然中医西医都学过，您治疗疾病的特点是什么？是否中西医结合？我在诊断上参考西医，然而不再开西药，用中医的理论思考、看病。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有许多西医的新东西我已经不太了解了，很难中西医兼通。您怎样看待中医内部的争议？中西医内部都有流派，有争议，这很正常。总的看法是越来越好。我去过几次美国，我感觉国人看病是很方便的。因为，在美国看病，有时不给什么药。笔者插话说，余老的女儿是美国的医学教授，已经在美国20多年，所以有比较深的认识。笔者认为，“有时不给什么药”这正是“正宗西医”应当做的，因为西医追求的是“病理病灶的疾病本质”，在没有发现病灶，在没有明确可以切除、可以阻断、可以拮抗的“物质靶点”之前，就没有使用西药的指征，所以就不能“轻易给药”。因此有人说，在美国“买枪容易，买药难”。这是中医与西医看待疾病的观点不同，方法各异造成的。中医紧紧依靠病人的“主观感觉”，认为病人的主观感觉就是医生的客观依据，从来不说症状不可靠。西医则认为，症状是不可靠的，只是表面现象，疾病的本质在症状后边隐藏着，必须做各样的检查，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是，世界上就有许多的人，身体与精神非常痛苦，各种检查却都是“未见异常”，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种人占人群的70%以上。看来，依靠病人证候，在病灶还没有形成之前就能诊治、就可以使人重新恢复健康的中医学，的确有其“见微知著”，早期干预、治疗关口提前的优势。笔者的“思想小差”开得太远了，洋博士与余老的谈话已经进入了尾声。您如何看待中西医结合？余老说，中医界内部对此看法不一致。我认为，中西医结合，中医要发挥主要作用，不然何必中西医结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主要是辨证论治。因为西医的病是明确的，需要用中医的治疗方法提高疗效，否则只用西医治疗就可以了，何必结合？洋博士走了，不知道她如何去整理这次采访，作为旁听者，我的收获是丰硕的，许多萦绕心头20多年的困惑，由此一扫而光。真可谓“无巧不成书”，天赐良机，岂能私密心头，不与海内同仁共享？这篇当年收录到《捍卫中医》的文章，2007年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之后，曾经广布海内外，引起大家的共鸣。 追求大道从简，智者一通百通 学习和应用中医，随着时光的积累，会达到一个由博返约的境界，这就是古人说的大道从简，越是复杂的事物越需要快捷的路径进行解决，余瀛鳌先生关于“通治方”的研究和推广，为中医临床提高水平，开辟了道路。通过研究余氏医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通治方”思想的启蒙，应该是从余奉仙先生的时代，就有了奠基性的认识。比如，余奉仙先生初学中医的时候，对于脉诊用力很深，但是经过两年的钻研，觉得“脉理渊微而不得神妙”，认为自己不是学习医学的传人，几乎要焚书改行，又怕父亲责怪，才又坚持下来。再研究脉学之后，竟然豁然开朗，认为脉学应当“删繁就简，化难为易，由浅入深，方的纲举目张。”他将“持脉八法”，与四诊之中的“望闻问”相结合，“以浮沉迟数大小长短八字为纲，统帅之，以应病之表里寒热虚实盛衰，其余均为目。”这样临证几十年，执简驭繁，便于全面把握病情，治病如鱼得水，常建殊功。他自己说：“予之所以有微微虚名者，实根于此。”大道从简的思想，也体现于余奉仙先生对于瘟疫病的认识之中，他认为吴又可《瘟疫论》所说“疫有九传”的说法需要精简，“瘟疫为灾，又可虽有九传之说，其实九传之道，终未出乎表里两字翻叠。与其翻之烦，不若说之简，反俾后学易于领会。予不敏之见，但须以在表、在里及半表半里，划分可矣。”这种执简驭繁的思想，为余瀛鳌先生通治方的研究，开启了先河。余无言先生认为张仲景的著作“均有颠扑不破之价值，药味少而配合奇，分量重而效力专，认证用药大法具备，为后世楷模。”但是历来中医注解《伤寒论》众说纷纭，在西医细菌学说日趋发展的背景下，不能仅仅吸收古人精华，还必须与时俱进融古创新，他临床治疗外感病非常重视清热与下法的运用，在清法和下法的指导下加减方药，而不是“方证对应”突出方剂的作用，这个用治法统方药的临证思路，还体现于内外科疾病的诊治之中，其大道从简、执简驭繁的思想与临证示范作用，的确为余瀛鳌先生的“通治方”研究开辟了道路。余瀛鳌先生继承家学，又有感于教材对于疾病分型过多、方子名称多，反而令初学者不好学的弊端，提出了多种疾病的通治之方思路，治疗一个病有一个基本的方剂，在此基础上加减变化，达到抓住病机好学好用的目的。余瀛鳌先生的弟子李鸿涛，善学多思，跟师多年，把余老“通治方”研究及临证的精华进行总结，整理出版了《余瀛鳌通治方验案按》的专门著作，分上下两编，介绍余老的通治方学术思想和“辨病辨症—通治方—通治法—应证化裁”的临证模式；下编整理余老临床各科常用通治方60首及常用加减法，充分展现了余瀛鳌先生的临床创新，也使读者阅案以识方之用，览按以明案之效。余老走了，他留给世人的思考很多，他的业绩非常丰厚，是杏林同道共同的财富。他由中医而学西医，再由西医学习中医；理论研究与临床看病，都是造诣深厚的名家，为人处世，都是后世的楷模。他就像老子说的身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但是“不敢为天下先”却成为大师、楷模，这种身教重于言教的启迪，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2023年11月5日写于求石得玉书屋（根据2023年1月14日燕赵中医网文稿修改）《中医外感热病学史》
曹东义著
2004年1月
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目 录
目录
序 2
引 言 1
第一章汉代以前的外感热病学说 3
第一节《素问》《灵枢》伤寒只云热病 4
第二节《难经》“伤寒有五”的广义学说 13
第三节《伤寒例》与“伤寒有十” 17
第四节 《伤寒论》如何处理伤寒与温病 24
第五节华佗的伤寒“六部传变”学说 29
第二章晋唐时期的寒温论争 33
第一节 王叔和与外感热病 34
第二节《肘后方》与《小品方》的争论 37
第三节孙思邈与外感热病学说 39
第四节《外台》《医心方》按病日列方 43
第五节 《诸病源候论》演绎温病 46
第三章宋元温病概念的演化与争鸣 48
第一节 韩祗和解表不用仲景方 50
第二节庞安常辛温发汗加凉药 52
第三节朱肱等探讨六经实质 55
第四节郭雍认为发于春季皆温病 59
第五节刘河间、张子和创论辛凉解表 61
第六节 许叔微、尚从善八纲辨伤寒 63
第七节王好古对外感热病的贡献 64
第四章寒温论争引发金元医学争鸣 67
第一节金元之前详于外感略于杂病 68
第二节河间从外邪立论治多寒凉祛邪 70
第三节易水创论内伤杂病功在补益 74
第四节 后世遥承易水创肾命水火之论 80
第五章错简与补亡论下的寒温论争 84
第一节王安道在寒温论争中的地位 84
第二节 陶华论温病不可作寒医 90
第三节 吴又可著成《瘟疫论》 93
第四节方有执、喻嘉言以错简改《伤寒》 97
第五节柯韵伯将《伤寒论》引向杂病证治 103
第一节明末清初温病学说勃兴并发 105
第二节清代温病不取仲景定义 111
第三节寒温论争的关键在于解表 115
第四节伤于寒与感于温病因说的优劣 119
第五节热病证治的进步与寒温学说互补 122
第七章中西医结合背景下的外感热病学说 125
第一节中西医论争下的外感热病学说 126
第二节中西医团结时期的外感热病学说 128
第三节中西医结合时期的外感热病学说 135
第四节 缚住“瘟神”之后 145
附：试论中医基本理论内核的合理性 150
代跋 153
《中医外感热病学史》
曹东义著
序
2002年末迄2003年初夏时期，一种新涌现的急性传染性热病——非典型肺炎(以下简称“非典”），在我国广东省、香港、北京等多个省市，呈现较快的流行趋势，并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程度的播散病例，震撼了国际社会。我国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强有力的领导和亲切关怀指导下，加强了防治措施，严格疫区隔离，充分展现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显著地提高了临床疗效，使广大医务人员较快地控制“非典”，战胜疫魔，取得了全局性、令人鼓舞的阶段性重大胜利。
“非典”属于中医的温病、瘟疫的范畴，其病因、诊治在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中医药宝库中，有极为丰富、具有借鉴、参考价值的学术临床内涵，深入地加以探析、研究，有助于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的精粹。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曹东义教授所编撰的《中医外感热病学史》，能较为系统、全面地阐论热病（包括伤寒、温病和瘟疫）的学术渊源，详辨其异同及各具特色的诊治大法，并在病因、病机、辨证体系及立法、遣方、用药方面，从史学发展的角度予以阐析，并对明、清以降有关伤寒、温病、瘟疫名著中的学术临床建树予以充分表述。值得提出的是，作者所论伤寒、温病和瘟疫，能由源及流、全方位地予以论辩，将寒温名家独到的见解和诊疗经验展示于读者，体现了撰著人在寒温学说的“考镜源流”和学术继承与发展方面所展示的功力，也反映了这是一部“与时俱进”、切于时代需求的新作。
中国中医研究院余瀛鳌
2003年8月
代跋
余老师：您好！
收到你的来信，也收到了您写的序言！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不但写了那么好的鼓励的序言，还给我指出了很多的错误和不恰当之处，实在是很难得的。我不少地方存在着文辞偏激、有失允当之处，用词遣字也远远不够笔法老到，疏漏之处不可胜数。我很担心，这本小册子出版之后，会招来不少批评意见，也可能连累了您的声名。只可惜我跟随您的时间太短了，不然这些问题都会避免的，许多事往往是不能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遵照您的意见，做了相应的修改，力争少犯错误。
小书的名字已由《中医外感热病与寒温论争史》改作《中医外感热病学史》；“《素问》《灵枢》伤寒只云热病”,改作“《素问》《灵枢》不以‘伤寒’名篇”；“伤于寒与感于温热病因说的优劣”，改为“伤于寒与感于温热病因说的比较”；“中医外感热病学说大显神威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了，今后也不会再出现众多的外感热病学家了”，改为“中医外感热病学说大显神威的环境已经改变了，今后也难再出现众多的外感热病学家了”、、、、、、其他的地方，也将做较为细致的修改。
SARS的出现，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也启发了我的思考。比如：现在很多人将SARS笼统地归于温病之中，或说它属于瘟疫。如果我们不割断历史，《内经》的作者能说SARS是温病或瘟疫吗？《难经》的作者能这样叫吗？张仲景、华佗同意吗？也就是说，如果SARS早发两三千年，《素问》《灵枢》的作者就会叫它“热病”，《难经》、《阴阳大论》、仲景、华佗、王叔和、葛洪、孙思邈、韩祗和、庞安常、朱肱、许叔微、刘完素等，不约而同地就会把它叫做“伤寒”；曹植、吴又可必定力争这是“疫气”；叶薛吴王等温病大家势必异口同声说这是“温病”。都是先哲，所言全都在理，我们应当听谁的？各有经典传世，至今言犹在耳，我们能否定谁？更有西医在侧，时时想得到科学验证，我们能否说得明白？
“名不正则言不顺”，何况中医并不限于谈论SARS，而是极重要实践的科学，一贯倡导“审因论治”、“辨证施治”、“理法方药完整一套”。那么，我们应对的时候，是以六经辨证呢，还是按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或是按邪伏膜原论治？是该辛温解表，还是辛凉解表？《伤寒论》还有指导意义吗？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地解决，既不能统一中医内部的种种说法，疑惑之中治疗效果也难提高，更让大力提倡循证医学的西医不得不对我们另眼相看。“必也，正名乎！”为SARS的中医名称讨一个说法，使它“既符合中医传统的理论，又能让西医看得明白，并能同世界交流”，实在是当务之急的事情。为此，我和几个人申报了“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理论研究”的课题，已经得到省里的立项，希望能够“建立一套能够包容古今外感热病学说的新理论，能够更有效地指导广大中医药人员临床治疗，而不必人人再从头探讨各种学说的起源，时时比较各个辨证理论的优劣，起到执简驭繁的作用；新的外感热病理论应当在病名、病因、辨证、治疗等方面充分吸收现代医学成果，以利于和西医的沟通，便于中医药的外感热病学说走向世界。”
我知道您长期致力于中医通治方的研究，主张辨证从简，反对繁杂分型，也许将来还会有不少问题请教您。中医历史上，凡有新的学说提出，必定会有人出来争鸣，寒温论争已经历史悠久，至今没有结果，您比我还清楚；姜春华先生“截断扭转学说”引起的论争，现在也不能说已经成为了历史。就是今天已经成为定论的金元四大家，清代著名中医徐灵胎先生还是一个也看不上，他主张“言必本于圣经，治必遵乎古法”，认为金元各大家皆无可取。如他说：“河间东垣乃一偏之学，丹溪不过斟酌诸家之言，而调停去取以开学者便易之门，三子之于仲景未能望见于万一，乃跻而与之并称，岂非绝倒！、、、、、、至三人之高下，刘则专崇《内经》，而实不能得其精义；朱则平易浅近，未睹本源；至于东垣执专理脾胃之说，纯用升提香燥，意见偏而方法乱，贻误后人，与仲景正相反。、、、、、、至明之薛立斋，尤浮泛荒谬，犹圣贤之学变而为腐烂时文。”徐灵胎对于金元以来的医学名家皆有微词，他对赵献可更是深恶痛绝，斥为强盗；高鼓峰推崇赵氏学术，吕晚村作《医贯》注，也难免其祸，被徐氏称为“帮盗、赏盗”之人。
想到这里，十分后怕，我在这里对《内》、《难》以来的最大学派——伤寒温病学派说三道四，岂能不被人说成是狂徒？我心惶恐，然而惶恐过后，又觉得我的思考或许有助于人们，尤其是后来的中医们，或许能够看后得到某些借鉴，因此还是将它出版。知我罪我，随他去吧。
说了这么多，又占用了您许多宝贵时间，谁叫咱们是师生呢！
即叩祺安！
您的学生曹东义上
2003.8.15
潘树和:
[链接]中医临床辨治实录-潘树和-微信读书
潘树和:
[链接]2016—2023百种图书选介：中医临床类086—100号
潘树和:
[图片]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你如何认识孟庆云先生的？他如何介绍你和余老跟诊？
潘树和:
孟老是我大学老师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文件]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图片]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图片]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请您批评指正
沈桂祥，无锡中医: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解决了多少年来的诸多困惑！我已推荐我的学生们及中医友好。用实际行动悼念国医大师余瀛鳌先生逝世
沈桂祥，无锡中医:
！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谢谢@桂祥
朱晓春师兄上善若水止于至善:
彭坚教授: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余老也是我1984年在北京进修医史班的老师，他是医史文献研究所老一辈中，在文献和临床两方面都有杰出成就的唯一一人，然而他老做人低调，在非常时期非常环境下，与同事、学生和谐相处，数十年中，受到大家一致的敬重。余老为人，做学问的品格和精神，是我们后辈的楷模，值得我们学习一辈子。同时，也要感谢曹兄，凭着惊人的记忆力，撰写了这篇怀念恩师的长文，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感染和教育。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谢谢@彭坚 @朱晓春-南通良春中医医院
曹东义 发表于 2023-11-5 13:00
潘树和:
[链接]中医临床辨治实录-潘树和-微信读书
绿叶，盐山县政协吕少军: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谢谢@少军
绿叶，盐山县政协吕少军: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十月中旬去中医科学院，看到“余瀛鳌工作室”内心感到激动，心想这就是大名鼎鼎余瀛鳌先生工作的地方啊！万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月，先生仙逝了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少军 余老积劳成疾，几年前中风，又曾肠胃不好，虽然闯过了新冠，但是身体逐渐衰弱。今年七月27日，我去探望，深感堪忧。如今离苦安息，走完光辉一生。
家学奠基，博采众长—临床文献专家余瀛鳌访谈
鍼灸明堂 2023-11-03 00:01 发表于北京
编者荐语：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余瀛鳌同志因病抢救无效，于2023年11月2日13：20不幸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余老千古，谨以此文沉痛悼念！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华医史 ，作者刘学春
余瀛鳌（1933年3月-2023年11月），男，江苏阜宁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中医临床文献学家，被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先后被授予“首都国医名师”“全国名中医”等荣誉称号，是全国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和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荣誉首席研究员。他出身于中医世家，幼承家学，本科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后成为首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学员，又师承著名中医大家秦伯未，经历了“中医学习西医”“西医学习中医”的过程。倡导中西医结合，将西医理论融会贯通用于中医的临证治疗之中。余瀛鳌从事中医临床和中医临床文献学研究60余年，疗效卓著，著作丰厚，为中医临床和中医文献学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刚获悉余瀛鳌被授予国医大师称号，今将本刊登载的一篇专访节录如下，以飨读者。
本文节选自：刘学春.家学奠基, 博采众长——临床文献专家余瀛鳌访谈.
中华医史杂志,2021,51(04):235-243.
访问时间：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
采访地点：余瀛鳌先生办公室、寓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门诊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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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瀛鳌与采访者刘学春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门诊部）
01
NEWS
世医之家
刘学春（以下简称刘）：您出身于世医家庭，您的父亲无言先生早在上海就已很有名气，能否谈谈您的家传情况？
余瀛鳌（以下简称余）：我的确出身于医学世家。先曾祖余賛襄（约1820—1883）是江苏阜宁名医。先祖父余奉仙（1860—1939），精于伤寒、温病、瘟疫及内科杂病，被誉为“苏北三大名医”之一，著有《医方经验汇编》。
先父余无言（1900—1963），擅长伤寒、温病和内外科多种病证，是100年前“中医学习西医”（简称“中学西”）的一名青年。1929年，在上海开设诊疗室，并与上海名医张赞臣先生合办联合诊所。20世纪30年代起，又先后在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苏州国医专科学校以及由张赞臣先生等共同主办的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授课，并膺聘担任中央国医馆名誉编审委员等职，有著作多部。
刘：您能否谈一下家传对您的影响？
余：先父无言先生的医界好友颇多，我小的时候先父常常抱着我跟他们讨论医学问题，算是耳濡目染吧。
上高中以后，只要我有时间就到先父开设的诊所抄方学习。记得上大学期间，先父在上海仁济医院会诊治疗水臌重症（肝硬化腹水）患者。他根据患者正值中年，体质尚可的情况，选用了《傅青主男科》中的决流汤。腹水易反复消长，往往需反复运用数次，才能真正消除腹水。腹水真正消减后，先父建议改用香砂六君子汤去人参加猪苓桂枝汤予以扶正，以巩固疗效，防止复发。现在，我在治疗肝硬化腹水患者时，也常常用到这些药物。但在我的处方中已见不到甘遂一药，因为甘遂有毒性，现在的药房已经不进货了。保护患者免受有毒药物侵害当然是对的，但长此以往，或许很多毒性药物临床使用经验的传承也许也会慢慢地消失。
1956年春，先父无言奉调至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医研究院”）工作。他在教学之余还担任部分高干的诊疗、会诊，我每每侍诊其旁。加上平时和先父经常一起交流，受教颇多，先父的治学态度和诊疗经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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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瀛鳌（右）和余无言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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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医之路
刘：既然您有这么深厚的中医家传，为什么学了西医？
余：我少年时即学习中医。父亲认为，经过专门系统的西医学习有利于促进自身中医专业的持续发展。于是，他建议我先参加西医高校的入学考试。1950年，我接受父亲的建议考入了同德医学院，后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合并为上海第二医学院。1955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央直属机关第二医院任内科住院医师。同年，我响应毛主席号召报名参加了首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简称“西学中班”）。因此，我的学习经历了“中学西”“西学中”的过程。我反对固化中医理论，认为中医学既要继承，更要发展创新。所以，我主张广泛地吸纳西医学以及现代各领域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中医所用，加快中医在各个方面的理论突破和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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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0月26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学系1955届毕业卅周年留影纪念
刘：您在西学中班的学习情况怎样？授课老师有哪些？用什么教材？
余：在西学中班，我们一共学习了两年半，一年学习理论知识，一年多临床实习。我们在西学中班受到于道济、瞿文楼、秦伯未等全国诸多名医的指导教益。
虽然我大学学习西医，但因为有家传的缘故，与西学中班其他同学相比，还是有些优势。我是自愿来学中医的，加上之前有些基础，接受中医的思维方式比较容易，不像有些同学那样，需要转变思想。我的课程学习成绩也比较好。1957年，我作为中医研究班优秀学员获得了表彰，不过我不是最好的，当时吕维柏、林平清荣获金奖。1958年毕业时，我的学习成绩排名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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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研究班全体受奖学员合影（1957年摄）
刘：听说您曾拜秦伯未为师，是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拜他为师的？
余：1956年10月，先父无言先生在中医研究院主持编审室工作。那时我尚在西学中班学习，他提出让我拜当时任卫生部中医顾问的秦伯未先生为师，使我既受到父授，又获得师传。于是，1956年初秋，在北京西单附近的鸿宾楼，我正式拜在秦师门下。
刘：您跟秦老是怎么学习的？
余：秦老当时工作很忙，为了能正常工作，嘱咐我不宜声张。从此，我就有了直接指导学术、临床的导师。秦老也为我们西学中班主讲《内经》，还抽暇为患者诊治疾痛。我毕业后也偶随秦老诊疗学习、陪同外出会诊。我成为中医研究院职工后，基本上难以去医院侍诊，但晤谈、请益的机会还比较多。
1959年初，秦老让我通读《内经》，补充他的旧作《内经类证》中未引列的《内经》病证原文和篇名出处，并给每类病证加上按语，以使原作趋于完备。我花了一年多时间阅习《内经》，抄录千余张卡片，注明出处，撰写按语。1962年春，仍以《内经类证》为名，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署名是“秦伯未原编、余瀛鳌重订”。这本书在一年多的时间竟印刷了3次，说明读者对此书的欢迎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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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类证》书影（藏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书信往来亦是我向老师请教的方式之一。1961年，我作为中医研究院派遣的医疗队员之一，前往内蒙古包头市包钢职工医院（以下简称“包钢医院”）支边。时值三年困难时期，乙型肝炎患者很多，我用柴胡疏肝散加减治疗，疗效不够理想。我向秦师请教。秦师回信称：北京的“乙肝”也很多，大多属于“肝燥胁痛”。他建议我改用《续名医类案》中的一贯煎辨证施治。我就以一贯煎结合柴胡疏肝散据证加减，疗效有明显的提高。
秦师对我的教益是多方面的。他说：“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适合于每一位医者。又说：你在学习家传、师授之余，又不能拘于一家之言，生平治医还须重视学习、重点钻研、积累探索。在治学方面，他十分推崇清代大文豪姚鼐先生“善学”的见解，即“博闻强识而用心宽平，不自矜尚，斯为善学”。1970年，秦老患病弃世，但师教之耳提面命，真是终身难忘。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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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临床
刘：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出门诊的？一直都坚持出门诊至今吗？
余：1955年，我在北京的中央直属机关第二医院内科工作，担任西医住院医。但没有多久，我就到西学中班学习，也时而跟随先父和秦师出诊抄方。西学中班学业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文献编审室从事文献研究工作。业师训示我说：“你搞中医临床文献专业，又是在藏书相当丰富的中医研究院，能够阅习诸多医籍、文献，有条件探索研究，但你不要脱离临床诊治疾患。”在他的帮助下，我被允许在广安门医院一周出两个半天门诊。在不放弃临床工作这个问题上，我首先要感谢恩师的提示与帮助。
以前的临床工作虽然没有间断，但是不够集中，并不管理病房。给我以锻炼的是在内蒙古包钢医院3年多的临床工作。1960年2月，卫生部中医司的路志正邀我一同赴包钢医院开展支边工作。当时，包钢医院刚建立不久，病号多，任务也重。我们每天出门诊，又参与病房会诊工作，十分繁忙。
1960年6月，内蒙古包头市举办了一个“西学中”进修班，路志正和我承担了教学任务。我们两人一组，既讲课，又带教，白天临床、教学，晚上熬夜备课，休息时间很少。这两年的满负荷工作，对我临床水平的提高乃至后来的学术发展，均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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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月-1961年12月，赴包钢职工医院支边开展中医医疗与培训
（右2路志正、右1余瀛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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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余瀛鳌在包钢医院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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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余瀛鳌在包钢医院临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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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余瀛鳌夜晚在包钢职工医院宿舍编写教材
1963年6月，支边工作结束后，我回到编审室继续工作并坚持临床。现在，我还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门诊部和鼓楼中医院“京城名医馆”出特需门诊，以治疗泌尿生殖系疾患、肝病（肝硬化）、肾病、心脑血管病、情志病、呼吸系统病、糖尿病、癫痫等病为多。现在我已88岁了，每周仍出两次门诊，只要我头脑清醒一天，就多为患者服务一天。
刘：在临床上，您主张研究通治方，并提出了余氏通治方和辨病、辨证论治学术体系。能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余：我长期从事通治方研究的主要原因是，我对现代中医高校所编的教材有看法。如现在的中医内科讲义、教材，已是相当厚的一册。其中的辨证分型很细，甚至可多至六型以上，而实际我们临床诊病时，患者述证往往是跨型的。同学们虽然学习了复杂的分型，但毕业后临证时却感到困难，书本的知识用不上。我曾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个别领导反映过我的一些看法。我说：现在的《中医内科学》教材虽然比较厚，但我认为还不如选学《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这么说是因为，经过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我发现施今墨先生有治疗糖尿病的通治方，恩师秦伯未先生、颜德馨先生还有朱良春先生临证亦有通治方。因此，为了易于学习，便于加强中外交流，我成为研究通治法、通治方中的一员。我认为通治法和通治方是应予探索的治学途径之一，尤其是在慢性疑难杂症方面的探索研究更为重要。这些是我不成熟的看法或者观点。
所谓“通治方”，就是治疗某一疾病的主方，或者说是基本方。多年来，我对数种疑难病症进行通治方施治和辨证、辨病相结合，有明显的收获。前面我已谈到了对乙肝的诊治学习和经验总结的过程；还有，我治疗癫痫，选用“白金丸”予以加味制作通治方，疗效亦较原方有所增强。目前我治疗癫痫，就是在自拟“癫痫促效方”的基础上灵活化裁。对于急慢性肝炎的诊治，我认为“调肝”当是最重要的治法之一，但亦应适当补益肾阴和健脾。所谓“调肝”，实际上也包括疏肝，所以我经常用柴胡、制香附、青皮等药，还往往用鸡血藤、鸡骨草和鸡内金，这几味药对改善肝功能比较有效。若患者消化功能好，可去鸡内金。还可加用生地、熟地、枸杞子、山药、炒白术等，但须结合病证的不同，考虑方药的斟酌加减。至于肝硬化，则宜加用软坚药物，如鳖甲配合三棱、莪术、大腹皮、生地、熟地、石见穿等药。如有腹水，宜重用茯苓、车前子、车前草、黑丑、马鞭草等药。坚持“通治方”的学术主张，是我几十年临床经验的总结。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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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临床文献研究
刘：您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以下简称“医史所”）“四老”之一，能否介绍一下您早年在文献研究室工作的情况？
余：“医史所有四老”这个说法是我近年才听到的。实际上，我们所的工作人员在建所前迄今数十年，医史、文献名家大有人在。中医研究院成立之初（1955），有医史研究室和编审室（即文献研究室），以及后来两室合并建立医史所。早期的医史研究室由李涛、陈邦贤二老负责，成员有马堪温、赵璞珊、陈维养等；编审室由于道济、先父余无言二老负责，成员有陈苏生、谢仲墨、耿鉴庭等。
1958年，西学中班毕业后，有6位同学分在这两个研究室。医史有李经纬、蔡景峰二位；文献有王荣和、钮思源、陆天鑫和我4人。同年8月，先父无言先生被调往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任教。他调走后，编审室由胡纯之、朱颜、王雪苔负责。那时医史研究室和编审室共有20余名工作人员。
改革开放后，院里逐步将医史、文献（编审室）两部分合并为医史所。在医史和文献领域工作时期最长的有4位，即医史的李经纬和蔡景峰与文献的马继兴和我。你刚才提到的“四老”，只是在所内工作年限最长而已。目前，我们四位的平均年龄已超过90岁（2019年马继兴去世）。这在一个人数不多的研究所内，也不多见。当然，我们四人对所内工作也有所贡献，研究项目和著述也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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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室工作照
（前排右起：余瀛鳌、马继兴、于文忠。摄于20世纪80—90年代）
刘：您是临床文献专家，能否谈谈中医临床文献编撰的思路和方法？
余：总体来说，首先要精选原著，但是对选定古籍，不一定原封不动地翻印。我会将所选医书与相关古籍有所重复或相似的内容予以适当删订，以节约临床医生的时间；在所选医籍的医方中，往往会增补若干近现代的临床资料，以增强临床的实用性。举例而言，金代医家李东垣《脾胃论》中的补中益气汤，原主治范围为：中气不足，气虚下陷证，后世医家经过不断实践，已扩充至慢性气管炎、习惯性流产、崩漏、子宫脱垂、脱肛、功能性低热等临床多科病证，我们在书中予以补充撰述，也就是说扩充了此方的运用范畴。
我认为地域性医家流派著作的研究、历代名医名著的学习和比较都很重要，应予以重视。尤其对各个学术流派的区别或“同中之异”应多学习、研究。这些都是临床医生应该阅读的经典。后来一些研究生导师建议我精选一些历代重要的临床医籍名著，并阐介其临床特色及其学术价值，于是就组织相关同道编写了《中医临床必读名著30种》。通过多年的临床实践和文献研究，我在介绍每一种医著时，不但有“作者简介”“内容概要”等基本信息，还阐论了“背景回顾”“传承导读”“必读理由”“前贤点评”和“延伸阅读”诸项。当然，个别人对我们所选的名著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也很自然。
我甚至还主编、审订了若干通俗医籍，使广大读者易学易用。我深感毛泽东主席所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这从我院终生研究员屠呦呦因青蒿素的发明而获得诺贝尔奖，最能说明问题。中医临床医学宝库珍宝颇多，进一步挖掘、研究与创新，应以中医药临床宝库为主。
刘：您主持过几部大型中医文献著作的编撰，能否谈一下编纂情况？
余：上世纪90年代，任继愈先生邀请我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医学卷》主编。我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又是医生，难以推辞，遂约请有关专家多人参与协编，选取历代代表性名著的精善版本予以出版。该书荣获1996年度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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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医学卷》书影
1995年，我和王乐匋、陈广路等又向吉林省长春市出版社申请主持《中国传统医学大系》（共4册）的编撰工作。再就是担任《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的主编。
刘：您一辈子从事中医临床和文献研究，能提示一下我们年轻人从事临床文献研究应该注意哪方面的训练吗？
余：你这个问题比较重要。我国传统医学的医籍，多达万余种。其中临床文献约占90%左右，包括各科临床诊疗医籍和养生、保健、少数民族医药文献。所以说，我国的岐黄医学文献、医籍，与国际临床医药论著相比，绝对是领头羊。说它是“伟大的宝库”，当之无愧。在如此丰富的古代临床医著中，我们要进行深广的研究，首先要抓重点。
我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已近70个年头，整个青中年时期，我经常在院图书馆阅览图书（包括历代名医名著超3000余种）。可以说，对历史上名家医著和多种流派的诊疗风貌有了一个概要了解，能够大致获悉他们的学术诊疗特色。同时，我也坚持临床工作，深切体会到研究临床文献应结合诊疗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坚持临床工作，才能深入理解临床文献的内涵和价值，才能把握临床文献研究的重点，增强对不同学术流派的认识，研究成果对临床才能有用；反过来，临床文献的研究对提高自己的学验水平也殊有助益。一句老话，要多读书，涉猎要广，注意各家之间的异同；坚持临床工作；让二者相得益彰。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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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授
刘：您招收了不少研究生，近年来又招收了师承徒弟，能谈谈您的主要教学方法吗？
余：早在1961年初，我曾为内蒙古包头市举办的西学中进修班上过课。上世纪80年代，我所先后举办的两期全国性中医文献高级研修班学员近百人，我也参加了教学工作。至于带硕士研究生，我是本院首届“全国中医研究班（1978—1980）”指导教师的一员。后来研究班的副主任方药中教授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和马老为培养、传承的后继英才作贡献。我第一次招收硕士研究生是1979年，马继兴老师和我合招黄汉儒、王立、郭君双三人。1980年，于文忠老师和我招收了伊广谦和盛维忠。嗣后，我几乎每年要招几位或一位研究生。至今所招的研究生、博士后、学术传承人约百余人。他们大多奋战在中医药战线，且多有所作为。有的著述丰富，已成为学科带头人，不少已担任研究生导师；有些还走上领导岗位，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
实际上，我就是希望他们多读书、多临证，以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作为教学的警语，提示他们在向老师学习的基础上，一定要选学百家专长。我们师生的关系比较融洽、友好。我深以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的两句名言，即“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为然。希望学生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近20年，由于我在诊疗工作中探索、研究通治法和通治方比较多，故较近期的学生、徒弟中，我也经常通过诊疗向他们示教，说明多种病证的通治方和辨病、辨证之间的关系，希望提出一种较易掌握的通治法与方。应该说，我也正在尝试之中。
编辑/郝鸣昭
校对/刘学春
审核/牛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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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源中国古代医学文明 书写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篇章
融汇东西方医学文化 架设医学与人文的桥梁 脊柱关节定向正骨中医调理专家:
余师身后千秋功，
瀛海堪比余腹胸。
鳌头独居中医界，
大堪医史有盛名。
师道高学生杰出，
千年后余仍犹生。
古医究史有创新，
不在凡间上天庭。
朽却凡身升英灵。
——谨以藏头诗“余瀛鳌大师千古不朽”向余大师致敬，敬请余大师家人及众生节哀保健！
2023－11－5
“红墙医生”胡进江将军和李佃贵国医大师学术传承人闫海军(弘道厚德保健康)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谢谢！
邱浩：
余赞襄-余奉仙-余无言-余瀛鳌嵌名缅怀余老师
国医大师、五代世医余瀛鳌老师千古！
国学国医，德术双馨，理用兼优，瀛洲驾鹤，奉仙今襄班
医文并茂，中医元老，文献巨擘，鳌头独占，无言以赞颂
曹东义：
国医大师余瀛鳌先生永垂不朽！
先做中学习，后为西学中，中西医贯通，
西医中国化，中医世界化，共同体使命。 医骥:
哭余瀛鳌先生
医骥:
初作图说论伤寒，叽讽冷潮难行刊。雪苔瀛鳌两前辈：题诗作序见书前。嘉许荐读浩然气。师友情缘二十三。所赠三世学验集。竞是永别穿淚线。河北威县中医院。衣之镖。敬挽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谢谢！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陶晓华副校长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所，国医大师余瀛鳌先生工作室主办的追思会，今天下午邀请各位领导专家学者近百人线上举行。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曹东义：
国医大师余瀛鳌先生永垂不朽！
先做中学习，后为西学中，中西医贯通，
西医中国化，中医世界化，共同体使命。
张文安副会长，一技之长专委会_大健康:
袁炳胜主任中医师 英国Doncaster:
中医的传承
在于经典和古代医籍的流传
余老等古籍文献整理专家的
校勘整理工作
使我们这几代中医人能够得以有机会读到古今二千余年来之医经典籍名家名著
使数年年来
中医先圣先贤之学
流传千古
造福医患
而不被淹没
诚可谓功德无量、
生命圆满矣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谢谢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曹东义：
国医大师余瀛鳌先生永垂不朽！
先做中学西，后为西学中，中西医贯通，
西医中国化，中医世界化，共同体使命。
安康:
余老需要在整个的中医界，文献届的视角下动态、发展、辩证角度去评价，尤其是他的弟子，和他深入交流的人更了解他!
安康:
也听过余老的徒孙跟诊他的经历
安康:
精神、教育、传承和学术等不同视角
安康:
[聊天记录]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西医中国化，是余无言先生建国前提出来的，非常有远见，今天很多人没有认识到。
中华文化是一个大熔炉，完全可以同化不同的文化科技艺术。
安康:
这也是后来钱学森钱老的观点
安康:
中医的价值
安康:
第四医学
安康:
到目前远远还没有实现，更多的是中医西化了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王友智师弟曾经是报社副社长，如果他不下海，也许是一个更有作为的领导。
历史不允许假设。
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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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没有西医中国化健康事业做不强，
没有中医世界化健康事业做不大。
安康:
他后来帮助汪卫东老师推广其中医心理学的仪器，效果不理想，退出了
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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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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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说得好！
安康:
中医道法术合一!
西医仅仅是科学之用!
中医更多的是基于整体论，生成论基础上的还元论!
西医对还原论的反思走向了系统论!
安康:
今天才知道王友智老师也是您师弟!
安康:
自然国学也是认识中医的利器!
安康:
在我们自洽的系统中如何彰显中医的当下价值!
安康:
如何找到中医当下的更佳的呈现形式
安康:
我们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更多的是借用西医的研究范式!
安康:
对中医更多的是水土不服!
安康:
西医研究范式下的中医，仅仅是西医的一部分
安康:
西医中国话就需要把我们整体论生成论的认知应用到基于还原论的西医上!目前西医也不断反思，也在多系统，动态的看待病程的变化，一如代谢综合征的认识，动态血糖、动态血压、动态心电图的检测。
安康:
中医世界化任重道远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谢谢，希望就在你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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