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雪原》作者与四个子女，中国与世界的交流
本帖最后由 燕赵中医 于 2023-6-13 15:13 编辑我的丈夫曲波与《林海雪原》以及子女的四子女的传奇经历
2014年1月初, 徐克导演的影片《智取威虎山》正在拍摄过程中。因为故事的蓝本是我丈夫曲波创作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 在剧组的盛情邀请下, 家人陪我前去片场探班。
饰演杨子荣的张涵予见我来了, 激动地说起自己的“杨子荣情结”:“能演剿匪英雄杨子荣, 真是圆了我童年的梦想了。”原来, 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张涵予, 儿时深受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影响, 经常穿着军装给邻居们献唱“打虎上山”。我问他:“现在还能唱吗?我知道你唱戏是把好手。”我话音刚落, 他便手势一打, 声情并茂地唱了起来:“穿林海, 跨雪原, 气冲霄汉……” 《林海雪原》出版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 杨子荣的英雄形象依然充满魅力, 令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慨。虽然曲波因病去世已经十多年了, 但当我再次听到“穿林海, 跨雪原”的唱词, 关于那本书的人和事, 便一一浮现眼前。
贺老总笑道:“不行, 改过来改过来, 叫白茹!” 《林海雪原》面世之后, 很多读者把曲波当成了小说中的“少剑波”, 也把我当成了小说中的“小白鸽”——剿匪小分队女卫生员白茹。由此演绎的一些插曲, 至今令人难忘。 小说出版不久, 有一次曲波去医院看病, 恰巧遇到贺龙元帅。贺老总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可以说位高权重, 但他非常平易近人, 主动和曲波聊起天来:“年轻人, 在哪儿工作啊?”
“报告首长, 在一机部。”曲波回答。 “一机部?你们那里有个人写了一本长篇小说, 叫《林海雪原》。你知道不?”曲波一下子愣住了, 没想到, 连贺老总也知道他写的小说, 激动得脸都红了。当贺老总得知眼前这个年轻人就是曲波时, 高兴地拉着他的手, 把他介绍给周围的人:“他就是《林海雪原》的作者, 有时间你们好好读读这本书。” 好几个人笑着说“看过了”。 “那就再看一遍。哈哈哈!”贺老总又环顾一下四周, 问曲波, “咦——你爱人白茹呢?她怎么没来陪你?” 曲波赶忙解释:“我爱人不叫白茹, 叫刘波。” 贺老总笑道:“不行, 改过来, 叫白茹!”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事实上, 关于“小白鸽”的艺术形象, 曲波在谈及创作初衷时曾经说过:“在茫茫林海中, 我们面对的是极其凶残的敌人, 恶劣的环境根本不允许小分队带女兵作战。那么, 我为什么要写一个女卫生员呢?我想, 我们的战争是为了和平, 在森林里除了大雪就是野兽和土匪, 单纯地记叙这些太冷酷了、太单调了。所以, 我有意识地创造了一个‘小白鸽’。如果你们要问‘小白鸽’是参照何人塑造的?我可以告诉你们, 是我的老伴儿。她活泼伶俐、聪明能干, 14岁参加抗战, 15岁就成了胶东军区后方医院的护士长、医院党委委员。我就是以她的性格特征创作了白茹这位‘万马丛中一小丫’, 以此烘托和平气氛。” 其实, 白茹的形象只有30%取自于我, 而少剑波的形象则有80%源自曲波。现实生活中, 我俩患难与共的感情, 远比小说中的情节更为曲折、真挚。
他的血管中流着我和孩子的血 我和曲波都是山东龙口人。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后, 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山东军区胶东海军支队奉党中央之命一路北上。部队到达五常县后重新编队, 22岁的曲波被任命为二团副政委。因为当时合江、牡丹江一带的匪患非常严重, 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剿匪。1946年6月, 我和曲波在牡丹江军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第二天, 他便进山剿匪去了。因为曲波长时间带着部队在深山老林里打仗, 我俩很少见面。当时我担任军区政治部秘书, 每次他回来到军区汇报工作时, 才能借机会团聚一次, 第二天他便匆匆赶回部队驻地。有一次, 听说曲波刚刚打了胜仗, 第二天要回来汇报, 我特意借了两辆自行车放在楼下。第二天一早, 天还没亮,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来到牡丹江畔, 陶醉在晨曦下美丽的大自然中。
剿匪斗争非常艰苦。曲波每次回来都显得非常疲惫, 有时脚趾就露在袜子外面。1946年冬天, 有一次他回来时浑身长满疥疮。我赶紧去医院找来药膏, 让他烘着炉子, 给他全身擦抹了好几遍。 大股匪徒被歼灭后, 小股残匪还流窜于深山老林之中。剿匪部队组建了武装侦察小分队, 由既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又有独立作战指挥能力的杨子荣担任排长。小分队组建后, 首先生擒了“许家四虎” (许福、许禄、许祯、许祥) , 消灭了“九彪”李发林、马希山等惯匪。此后, 杨子荣带领四名战士化装成土匪, 深入匪巢摸清敌情。1947年2月6日晚, 他只身打入虎穴, 里应外合, 活捉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牡丹江一带的匪首“座山雕”张乐山。为此, 东北军区司令部给杨子荣记三等功, 授予他“特级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 1947年2月23日, 杨子荣在追剿丁焕章、郑三炮等匪首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曲波悲痛不已, 带人将杨子荣的遗体装棺运回海林县。 后来, 曲波也在“鬼门关”上走过一遭。 1948年11月, 曲波在辽沈战役中负伤, 炮弹片割断了他的股动脉。听说曲波受伤了, 我一路南下, 沿途到各战地医院查看入院伤员名单和死亡人员登记。当时, 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经过一周的艰难跋涉, 终于在河北省易县的一个农民家找到躺在门板上的曲波。当时他正发着高烧, 脸色苍白, 急需输血。看到他那个样子, 我急得不行, 哭着对大夫说:“我给他输过血, 抽我的吧。”大夫眼睛一瞪:“开什么玩笑, 你还怀着孕呢。”“我身体好, 没问题。”我一再坚持, 医生最终还是抽了200CC血。多年后, 我笑着对曲波说:“是我和孩子俩人的血救了你。”“文革”期间, 我俩都被打成“走资派”,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赫然写着“刘波不是‘小白鸽’, 是‘黑乌鸦’”。曲波听说后, 幽默地对我说:“乌鸦也是益鸟, 小乌鸦长大了还知道反哺老乌鸦呢。”
我是业余作家的专职抄稿员 负伤半年后, 曲波出院。由于骨头接得不好, 他的右腿比左腿短了四厘米。不久, 我俩相继脱下军装, 依依不舍地离开心爱的部队。 1953年, 曲波到齐齐哈尔车辆厂当党委书记。因为工厂离宿舍较远, 有时他迎着大雪归来, 常常想起剿匪斗争中经历的那些狂风暴雪的日子。1955年, 上级领导让曲波推广苏联实行的“一长制”, 他认为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坚决反对。因为抗命, 领导让他写检讨。在委屈的情绪中, 他越发怀念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 便拿起笔来。不过, 他写下的不是检讨, 而是一串长长的名字:杨子荣、高波、陈振仪、栾超家……在追忆往事的过程中, 有一天他告诉我, 要以战友们为原型写一部剿匪斗争小说。我理解他的心愿, 也相信他的毅力。参军前, 我是小学四年级水平, 他是小学五年级半。虽然接受学校教育时间不长, 但曲波从小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古典名著, 参加革命后又深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教育和影响。于是, 工作之余, 创作成了他的一项神圣使命。作为他的习作的第一读者, 我也是他的专职抄稿员。有时, 他一天能写1万字, 而我要用两三天时间才能抄出来。因为他创作灵感上来时写得快, 字迹很潦草, 一些不会写的字还自己造, 有时我查字典也查不着, 只好边猜边抄。家里的房间小, 放不下两张桌子, 我就在缝纫机上抄稿。每抄完一章, 就用毛线和布条装订起来。他这个人的缺点是自尊心极强, 生怕写不好让别人笑话, 周末在家写作时, 大白天也要拉上窗帘。后来, 这成了他写作的习惯。为了不打扰他写作, 家务事我全包了。到了星期天, 我就特意带四个孩子到公园玩。整个创作过程, 他一直沉浸在对战友们的深切怀念中, 写到动情处, 常常泪湿衣襟。他在《林海雪原》的后记中写道:“及抵家, 一眼望见那样幸福地甜睡着的爱人和小孩子, 一阵深切的感触涌上我的心头……我的宿舍是这样的温暖舒适, 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满。这一切, 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没有看到, 也没有享受到。但正是为了美好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未来, 在最艰苦的年月里, 他们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他对盗版书总是视而不见 初稿完成后, 我买了两米做衬衫的布剪成包袱皮, 将文稿分装成两包。 投稿那天, 曲波说:“路远的不好去, 咱先去近的地方看看吧。”我家斜对过是外文局大楼。于是, 我俩每人拎着一包稿件就去了《中国文学》编辑部。 进了大楼才发现, 里面多是外国专家。听说是来投稿, 一位外国专家问是什么语种, 曲波说:“是中文。” 外国专家笑着说:“我们只负责把中国文字翻译成外文。”他建议我们去东总布胡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投稿。我们坐公交车去了出版社。曲波对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我不是作家, 你们给看看行不行?如果不用, 你们打个电话我来取。”他再三叮嘱, 电话一定要打到家里——他怕单位同事知道后走漏风声。几个月过去了, 音信杳无。忽然有一天, 一个叫龙世辉的编辑打电话到我们家:“曲波同志, 你到出版社来一趟吧。”曲波以为没戏了, 见到龙世辉便说:“我是来取稿子的。”龙世辉哈哈一笑:“我们是要出你的稿子了。”原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的小说稿堆积如山, 难以及时审阅。一天, 年轻编辑龙世辉从稿件登记处领走厚厚一大摞暂用名为《林海雪原荡匪记》的书稿, 打开一看, 稿纸有大有小, 每一沓都用各色不同的毛线拴着, 字体老长, 一个个伸胳膊撂腿的, 很不好认。起初读稿时, 龙世辉并没抱什么希望。可当他一页页翻下去, 不知不觉地就沉浸在故事当中了。读罢书稿, 他兴致勃勃地向副社长楼适夷做了汇报。1957年9月, 经过曲波与龙世辉修改的小说初版与读者见面, 立刻轰动全国。近半个世纪, 《林海雪原》究竟印了多少本, 谁也说不清。我们去外地旅游, 看到很多地方都出了这本书。除湖北寄来过两册样书外, 其他出版社既未给过样书, 也未给过稿费。曲波生前, 有人劝他打官司要钱, 他一笑了之:“我不是文艺界的人, 不吃这碗饭。我是个票友, 是靠工资生活的, 当时写这些就是为了宣传烈士事迹, 愿意印就印吧。”
来源：《党的生活（黑龙江）》2015年01期曲波四子女 经历也传奇 实习生 苏丹 本报记者 孙娜
曲波笔下的《林海雪原》中，剿匪英雄们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在现实生活中，曲波四个子女的人生经历也充满传奇色彩。他们分别出生于解放战争年代以及建国初期，经历了“文革”时期特有的成长阶段，在改革开放后纷纷出国深造旅居，目前大女儿和大儿子分别为澳籍华人，二儿子和小女儿分别为英籍华人。其中，大女儿和二儿子都演绎了一段浪漫传奇的跨国恋情，给曲家后代的生活增添了新的色彩。17日，记者专程采访了曲波的爱人刘波以及小女儿曲毳毳，听她们讲述了曲家儿女们的陈年往事。
老大曲淼淼：
曾在二一一医院工作过
“我大女儿曲淼淼生于1947年，当时正是曲波在林海雪原剿匪最激烈的时候。因为我和他爸爸的名字里面都有一个"波"字，所以就给她取名叫淼淼，意为水多。”刘波回忆道。
当时解放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曲淼淼出生没多久，刘波和曲波就先后奔赴前线了。这之后，曲波在1948年辽沈战役中受了伤，刘波赶去抢救，淼淼就被寄养在牡丹江后方的托儿所里。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后，才把她从托儿所接回来。
“小时候我姐是最聪明的一个，也是最让我爸爸骄傲的一个孩子。她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当时她的志向是学工科，可是父亲觉得女孩子就应该像我妈妈那样学医。后来，姐姐遵照父亲的意愿报考了中国医科大学，可是只上了一年，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也都受到牵连。”曲毳毳回忆起姐姐总是十分骄傲。
后来曲淼淼考上了军医，被分配到哈尔滨的二一一医院工作。此后，她又考上了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研究生，后又转业到北京医院第三附属医院工作。为寻求进一步发展，曲淼淼又去日本进修硕士学位，之后又考到澳大利亚的一所学校攻读硕士学位。“她是专门研究细胞培植的，在外科整形方面很有成绩。”毳毳说，在澳大利亚期间，姐姐认识了澳大利亚人皮特。皮特的老实善良深深打动了曲淼淼，使得她情愿放弃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甘心当起家庭主妇，并开始画画。可是，曲波并不看好这段异国之恋。最终是皮特发自内心的对淼淼的爱化解了曲波心中的芥蒂。此后，淼淼一直从事绘画，目前已经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小岛上著名的女画家。她的女儿咪咪继承了妈妈聪明好学的特质，成为澳大利亚一名优秀的医生，并嫁给了澳大利亚的一名帅小伙，还成功考取了麻醉师。
老二曲晶晶：
在我省海林插过队
曲晶晶是曲波的长子，1949年出生。在山东人的观念里，长子承担着传宗接代的责任，意义深远。因此在小女儿毳毳的儿时记忆中，父亲对这个哥哥似乎有些偏爱。但是，后来她慢慢理解了，其实父亲对每个子女的爱都是一样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哥哥继承了我父亲的很多气质，比如脾气、秉性、吃苦耐劳的精神等等。”毳毳觉得，在某些方面大哥的性格是最像父亲的。“我父亲甚至很少批评这个儿子，对其他几个孩子管得则比较严。其实，父亲是想让哥哥能多独立一些，尽可能让他自己去处理一些事情。”
由于受到曲波的牵连，“文革”开始后曲晶晶到陕北农村插队。1968年国家有政策，一家中两个都下乡的孩子可以到一个地方去，当时二儿子曲磊磊恰好在我省海林下乡，于是曲晶晶也来到了弟弟插队的地方，被安排到海林炼铁厂。
几年后的一次偶然机会，部队到海林招兵，曲晶晶被招到南海舰队，随后又从部队考入西安外国语大学攻读硕士，毕业后一直在海军工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曲晶晶从部队转业到新华社当了一名记者。几年后，他和妻子移居澳大利亚，成为澳大利亚ABC广播电台中文部的一名新闻工作者。如今，曲晶晶迷恋上了摄影，用镜头记录着每一天。
曲晶晶的儿子出生于1979年，取名叫曲山杉。山杉在墨尔本大学取得了双学位，毕业后进入到美国的微软公司工作，事业非常成功。山杉和妻子的感情特别好，他们的女儿将在今年的12月诞生，这个孩子是曲家的第四代。
老三曲磊磊：
与英国贵族后裔演绎跨国恋
老三曲磊磊1951年生于黑龙江，“我爸爸琴棋书画都会，多才多艺的优点都遗传给了我这个小哥哥。”曲毳毳向记者介绍，现在这个哥哥是全家人的骄傲。曲磊磊8岁开始学习书法和绘画，他曾是被誉为中国美术史上里程碑的“星星画社”的发起人之一。1985年移居英国，现为英国中国画画家学会主席、英国中国艺术基金会理事、全英中国人协会副会长、南京书画院特聘画师兼艺术顾问。他致力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并在英国的主要博物馆——阿什莫利安博物馆举办了名为“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史诗”的个展，这是第三位华人在英国主流博物馆举办个展。
说起曲磊磊，曲毳毳特别引以为自豪地告诉记者：“我这个哥哥可是有不少故事。”曲磊磊是个特别细腻善良的人，1985年他赴英国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在国外，其实画画是个苦差事，如果你的画卖不出去，那就不值钱。刚去的时候，他名气小，生活很艰难。那个时候他也有机会可以改行做装修设计，但是他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意志，坚持下来了。就在曲磊磊刻苦画画的时候，他邂逅了英国贵族后裔卡罗兰，在相互学习中，两人演绎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原来，卡罗兰的父母都是英国的贵族，卡罗兰18岁的时候父亲离开了家，她的生活一下子坠入了谷底。为了养活自己，她曾经去给有钱人当过佣人。从小，卡罗兰就是老师眼中的笨学生，数学糟糕得一塌糊涂。由于父亲是空军，她跟着父亲转学到各地的学校里，经常受到别人的嘲笑。但是她在绘画方面却表现出了卓越的才华，后来她打算到中国留学，于是找到曲磊磊想要学习汉语。由于两人当时的境遇都很艰难，他们彼此鼓励，彼此珍惜，最终演绎了一段浪漫的跨国恋情。“两个不同国度的人生活在一起，其实挺有距离的，但是他们两个的遭遇使得两人的感情基础十分牢靠。现在卡罗兰也是英国很有名的画家，两个人在艺术的道路上相互扶持，共同前进。”
曲磊磊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有个很诗意的名字叫曲纱柳，她是曲磊磊的前妻所生。前妻去世后，曲纱柳被带到了英国，现在一直在英国从事翻译工作。
曲磊磊和卡罗兰生的女儿叫曲涛涛，取这个名字是因为爷爷曲波的原名叫曲清涛，后来才叫曲波，都是和水有缘，所以给她取名叫曲涛涛。
老四曲毳毳：
曾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中文
1953年出生的曲毳毳是曲波夫妇最疼爱的小女儿。当年哥哥姐姐下乡插队时，曲毳毳当兵进了部队，后来从部队考上了福建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当了大夫。
在生活中，曲波一家人与著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熟识起来。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北京人也十分惊恐。当时曲波一家人住在楼房里，而叶家人住在四合院里。叶妈妈给曲波家人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当得知曲家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孩时，叶家人赶紧邀请他们到叶家躲避。在那段时间里，毳毳经常去给哥哥嫂子送饭，也逐渐与叶家人熟识起来。叶家的儿子叶念伦比毳毳大三岁，两个人慢慢建立了感情，1979年两人结婚。
叶念伦1973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液压传动专业，1978年又考入北京科技大学攻读研究生。1980年，在改革开放之初，叶念伦作为国家第一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奔赴英国。1981年，毳毳也前往英国，随后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中文。1986年，毳毳的大儿子叶佼志出生在英国，成为英国公民，随后两人也加入英国国籍。1990年，因工作需要，两人回到国内发展，叶念伦在英国和中国都有自己的公司，而曲毳毳则在国际学校里当了一名老师。1990年他们的小女儿叶娇怡出生，一直在国内读小学，初中后到英国读书，并在英国上大学，选择了阿拉伯语作为自己的专业，目前正在叙利亚进修。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外交官。
曲毳毳说，多年来，兄弟姐妹四人生活得都很低调，从未向别人炫耀过自己是曲波的孩子，他们都不想笼罩在父亲的光环之下，只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尽管曲波的四个孩子都旅居国外，有的已成为外籍华人，但是曲波对此从未干涉过。他觉得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了，不论他们在哪里、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只要他们自己觉得有意义并且实现了人生价值，就是最大的幸福！“我觉得父亲经过多年的戎马生涯以及文革期间遭受的迫害，已经将生活的本意看得太透彻了！”这是小女儿毳毳对父亲的深刻理解。
“现在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妈妈能健健康康地生活，我们相约，妈妈九十大寿的时候，兄弟姐妹以及曲家所有的人，无论在哪里，都要在北京聚会！”曲毳毳说，这是曲家人共同的心愿！
今年曲家四个儿女回国时与母亲合影（曲毳毳提供）
1942年，陈独秀临终前，叮嘱妻子：你可从速改嫁，但有一事要切记
原创2022-03-27 16:15·魂说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享年63岁。
一个曾为无数青年指明方向的先行者，“悄无声息”地死在四川江津这样一个地方，确实让人有些意外。
4天后，他的葬礼在西门外的一个小山庄进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场很不普通的葬礼：
一来，陈独秀生前明明已经穷得叮当响，甚至要当掉大衣，换钱过日子。但在他死后，家属却收到来自各种社会组织，从全国各地凑来的丧葬费，总计共3万多元。
二来，陈独秀晚年极少外出，他住的那间山间小院子，离最近的城镇有6个多小时的路程。就连有心前来拜访他的蜀中学子，也往往因路程太远而放弃。但在葬礼上，却硬是出现了百余人随行送葬的场面，其中多数人早前从未见过陈独秀。
三来，陈独秀死前身边无一兵一卒，无党无派，更谈不上有任何左右国内局势的影响力。但葬礼当天，还是出现了国军特务。他们希望遣散送葬队伍，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社会影响。
这一切，都无疑说明了一件事：五四运动虽然已过去了23年，但进步青年，依然敬他；宵小之辈，依然怕他。哪怕，他已经死了。
就这样，葬礼在特务们的吵闹声、进步青年的据理力争中，进行中。此时，并没什么人会注意到队伍里那个穿着一袭黑衣的中年妇人。
她叫潘兰珍，这一年她34岁，比陈独秀整整小了29岁。她的长相是这样的：
1942年，陈独秀临终前，叮嘱妻子：你可从速改嫁，但有一事要切记
跟陈独秀第二妻高君曼相比，潘兰珍既不漂亮，更谈不上有任何学识；跟陈独秀的原配高大众相比，潘兰珍没有为丈夫生下像陈乔年、陈延年这样的英雄儿子。但她，却是陈独秀临死都放心不下的女人。
这个将来在史书上或许很难留下名字的女人，到底有何魅力？陈独秀临终前，为何跟她说：你可从速改嫁，但有一事要切记？
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的，不是一个革命者的生平，而是一段落魄才子与贫家女的死生相守。
一：萍水相逢
潘兰珍是个苦命的人，这或许是她会爱上一个比自己大29岁的男人的原因之一。
1908年，潘兰珍出生在江苏的一个贫农家庭。4年后，在老家实在过不下去的父母，带着她逃难到了上海。
此后，潘兰珍跟所有上海外乡姑娘一样，十几岁就进了纱厂当童工。这段日子，吃不饱、穿不暖是肯定的，潘兰珍也都接受。只是，来自厂里工头们的骚扰让她苦不堪言。
17岁那年，她被强暴并生下一子。不久，孩子夭折。对彼时的大上海来说，这种事太常见了，没什么人有工夫去同情一个乡下丫头。潘兰珍除了换个工厂打工，根本无力反抗。
直到1930年，22岁的潘兰珍遇到了一个姓“李”的邻居。当时，她在石库门附近租了间房子，各种三教九流的人都见过，唯有这位“李先生”很不一样。
他50岁出头，身穿一身长衫，知书达理，一看就是念过书的。平日里见到邻居们，他也都和善得很。日子久了，邻里们都愿意跟他说上几句。
“李先生”，正是陈独秀。他为何要隐姓埋名？
原因很简单：国民党当局正重金悬赏，要捉拿他。他的命，值3万悬赏金。
这段时间，对陈独秀来说是人生的一个低谷。
在家庭里：他寄予厚望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先后被杀；原配高大众一病不起，终郁郁而终；二妻高君曼也因种种不合，离他而去。
在事业上：因为犯了错，他离开了自己创办的组织。昔日挚友李大钊为革命牺牲，胡适也早就跟他分道扬镳了。北大没有他立足之地了，《新青年》也早就停刊。
此时的陈独秀，孑然一人，身边既无亲人，亦无知己，只能隐姓埋名躲到上海。
1942年，陈独秀临终前，叮嘱妻子：你可从速改嫁，但有一事要切记
很快，潘兰珍就爱上了“李先生”，并与他住到了一起。陈独秀喜欢她的单纯和纯朴，同情她的生世和遭遇。只要平时没事，他就会教她识字、念诗。而潘兰珍则一面去厂里打工赚钱，一面像妻子一样照顾着陈独秀的日常。
一场萍水相逢，两个孤独的灵魂，都暂时找到了依靠。
彼时，潘兰珍不知道丈夫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日日撰写的文稿，到底能有什么用。作为一个女人，她想跟他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两年后，见肚子始终没动静，她便央求“李先生”让自己领养一个。陈独秀没办法，只能同意。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养女，取名潘凤仙。
潘兰珍原以为生活能这样继续下去，谁知有一天，她把养女送回老家，再回到上海后，却发现“李先生”已经不在住处了。
人海茫茫，潘兰珍找了很多地方，终不见丈夫的身影。一度，她几乎已经认定，对方肯定是抛弃了自己。这种事，在乱世里太常见了。
直到1932年10月的一天，潘兰珍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陈独秀被捕。陈独秀是谁？潘兰珍不知道。但她认得报纸上登出来的照片，她惊讶：这不是我的李先生吗？
就在潘兰珍惊愕时，陈独秀已由上海被押解到了南京。此时的他，已经对再见到潘兰珍不抱希望了。隐姓埋名与人家相恋，又是个当局恨之入骨的要犯，他找不到潘兰珍还会再见自己的理由。
但很快，陈独秀发现自己终究还是小看了潘兰珍。当她提着饭菜，出现在老虎桥监狱那一刻，53岁的陈独秀老泪纵横。
后来，陈独秀知道，能找到这里潘兰珍有多么不易。她辞掉了在上海烟厂的工作，把养女安顿好，又把陈独秀留在家里的书稿、字画都珍藏好，踏上了由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为了见到陈独秀，她不知求了多少大人物、说了多少好话。
吃着潘兰珍带来的饭菜，陈独秀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快回去，好歹上海还有工作！你想想，我在监狱里还能给你什么呢？”
潘兰珍摇了摇头，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地给他夹菜。陈独秀原以为这话她听进去了，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942年，陈独秀临终前，叮嘱妻子：你可从速改嫁，但有一事要切记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潘兰珍没走，她在监狱旁边租了间房子，守着他。期间，陈独秀的一位在国民政府当大官的学生，曾好心邀请潘兰珍住到自己家去，她就是不肯。她跟人家说：你是大官，不方便。
当学生把这些事都告诉陈独秀时，他对她刮目相看。正因如此，当听到外面传来闲言闲语，说潘兰珍没有名份时，陈独秀才会特意告诉前来探监的表弟：
我可以告诉你，潘女士是我的夫人，是我晚年爱情的归宿，是我陈独秀深深爱恋的女性，是我离不开的伴侣。
此后，陈独秀坐了5年牢，潘兰珍就陪了5年。
1937年，因为外界多方抗议和保释，陈独秀被释放。一出监狱，陈独秀马上对外宣布：我和潘女士，已结为夫妻。
二：陪陈独秀过完最后4年
出狱后的陈独秀，有很多选择：
一方面，胡适等老友都在对他“翘首企盼”，希望他在吃了5年苦头后，能“识时务”，跟自己一样做个让当局喜欢的文人。另一方面，蒋介石当局也开出了10万元经费，希望他能出来为自己效力。
陈独秀都没去。他要去四川江津，那里有一个名叫邓仲纯的民主人士，是他的老朋友了。在邓仲纯的一再邀请下，陈独秀打算去试一试。
1938年8月份，正是江津最炎热的时候，陈独秀走下了客轮。年轻的潘兰珍，在一旁扶着他。
然而，他们下了船却始终找不到邓仲纯的影子。陈独秀告诉潘兰珍：“仲纯不会无故失约的，我们就按图索骥去找吧, 好在知道他的住址！”
于是，两人又按照地址，找到了邓仲纯开办的延年医院。听说邓仲纯是因为出急诊，所以没来接他，陈独秀便耐着性子求见邓夫人。谁知，他们等到的竟是一句冷冰冰的回应：“哎呀！邓太太说她身体不舒服，不便会客。”
这下，陈独秀终于懂了，他丢下一句：“我宁可暴尸街头，也不寄邓太太篱下！”此后，陈独秀只能带着潘兰珍，在附近的一家客栈租了个单间。
1942年，陈独秀临终前，叮嘱妻子：你可从速改嫁，但有一事要切记
这就是陈独秀到江津头一天的经历。正如他早前所言，他真的已经无力，给潘兰珍安定的生活了。
最后，在邓仲纯的苦劝和解释下，陈独秀还是住进了邓家。但谁知，没过多久，他就看见潘兰珍躲在房间里抹眼泪。陈独秀一问才知道：原来，邓太太竟指桑骂槐，说他们是“寄生虫”。
陈独秀气极了，马上搬离了邓家。而后，夫妻二人又辗转搬进了效外的石墙院里。在这里，陈独秀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而这几年，他的生活始终离不开一个“穷”字。至于穷的原因，无外乎两点：
其一，对外，他从来都没变过。
陈独秀的书法极好，早前他的一幅字卖个几百，甚至上千都不成问题。来到江津后，当地不少国军官员都来找他求字画。但哪怕是穷成这样，陈独秀也要挑“买家”。他不喜欢的人，是要不到他的任何墨宝的。
其二，对内，他变化很大。
早年的陈独秀，绝对不能算是一个顾家的人，这也就是何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和这个父亲多少有些隔阂的原因。但这绝不意味着，陈独秀是一个冷漠的人。只能说，倔强的他，始终没有找到与家人相处的方式。
晚年的他，终于是想明白了很多事。把三子陈松年一家，以及继母谢氏都接到身边。一家数口人住在一起，生活开销自然是极大的。
而对于这些柴米油盐的事，陈独秀自己往往是后知后觉的。有一回，他看见潘兰珍坐在屋子里发呆，便揭开米坛盖。直到这时，他才知道米坛已经空空如也，潘兰珍早前已经上房主人家借过两次米了。
陈独秀一向爱自嘲，便笑着对潘兰珍说：“你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后来，潘兰珍终于忍不住了，她走到丈夫身旁，怯生生地问：“先生，你能不能从那笔钱中取出一些款子，就算借，以后归还好吗？”在一起多年，她一直唤他：先生。
潘兰珍之所以会这么问，是因为家里其实是有一笔“巨款”的。当时，教育部门曾向陈独秀约稿，让他写一本语言文字类的读本，并预支了他2万元。陈独秀想把这本书命名为《小学识字课本》，但教育部长却不同意，非得让他把书名改了才行。
陈独秀这样的文化名人，怎能容得了旁人对自己的著作指指点点，一气之下，他便放言：“一个字也不能改！” 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他把那2万元存入了一家中介里，决意不动其一分。
1942年，陈独秀临终前，叮嘱妻子：你可从速改嫁，但有一事要切记
听到妻子问起这笔钱，陈独秀直言：“不能，决不能用！哪怕冻死、饿死！”说完，他咚地一声坐在了床上。面对这样的丈夫，潘兰珍还能说什么呢？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她只能把自己的随身饰品给当了。
日子苦归苦，潘兰珍却做到了一个妻子该做的一切：丈夫的继母谢氏双目失明，吃饭、梳头，都是她一力承担。忙完这些，她还得时刻照顾陈独秀的身体。
冬天时，书房四面透着风，陈独秀经常冻得手指无法握笔。潘兰珍看见了，便跑到附近的农家去求教。最后，硬是被她做成了一个外面是竹篾，里面能放炭火的“火笼”。
夏天时，山里蚊子多，陈独秀经常被咬得无法看书。潘兰珍便锯了些木面，和着山里特有的药粉一起，做成一种特殊的蚊香。
日子，就在潘兰珍的精打细算中，过了下来。
三：遗言
1942年5月初的一天，陈独秀在写作时突然晕倒，潘兰珍吓坏了，迅速求人把丈夫抬到了县城。
经过一段时间的医治，本来情况已有好转。谁知当他们回到家时，却发现家中两只藤条箱子被偷了去。箱子里的衣服细软，陈独秀倒是不在意，却偏偏为其中的手稿及印章伤怀。因为这件事，他的身体再受打击。
5月底，自知时日无多的陈独秀，对妻子说：“兰珍，为夫对你不起，你跟我这些年，除了担惊受怕，还吃苦受累！”
潘兰珍听他这样说，没忍住哭，她抹着眼泪说：“兰珍孤苦伶仃，如同路边野草，先生不嫌弃我，今生得以伺候先生，兰珍知足了！”
也就是到这时，旁人才知道：一向寡言少语的她，为何对陈独秀如此掏心掏肺。被重视、被尊重，于生如浮萍的她来说，或许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陈独秀不愿意看到以后她继续漂泊下去。他死前替她做了安排，他交代儿子陈松年：“我在南京狱中，友人赠送的五只古瓷碗，连同一部分稿费留给她！” 陈独秀认为，这些东西应该能让潘兰珍过得好一点。
与此同时，陈独秀也给潘兰珍留下了两条遗言：
其一，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
其二，有一事要切记，为夫立身人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即那2万元），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
这两条遗言，前者是要给潘兰珍自由，毕竟她才30多岁；后者，算是他的一点私心，毕竟晚年一家人过得再苦，他都不曾丢了文人的气节。
交代完一切，陈独秀离开了人世。此后的几天里，潘兰珍整日以泪洗面。直到6月1日出殡前，她才强打起精神。
她从社会各界寄来的钱里面，拿出一小份，给丈夫买了一身干净的青丝衣裤，又在棺材上扎了一朵很大的白绸花。穷了这么多年，总得让他走得体面点。在这件事上，潘兰珍很坚持。
1942年，陈独秀临终前，叮嘱妻子：你可从速改嫁，但有一事要切记
葬礼开始后，陈松年抱着父亲的遗像走在最前面，潘兰珍跟在后面。一路上，她抚摸着棺材，哭得死去活来。特务们的闹事，似乎都跟她没什么关系。她在意的，只是她的先生走了。村里的两个妇人实在看不下去，便上前扶着她。
丧失办完后，潘兰珍经丈夫的好友介绍，进了一家农场工作。收入虽然很低，但在她看来，也总算是完成了丈夫让其独立的遗愿。
抗战胜利后，潘兰珍于1946年回到上海。她把在老家的养女接到身边，在当地找了份煮饭的差事。她没有变卖过丈夫的遗物，没有打着“陈独秀遗孀”的头衔参加过任何活动。“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是她始终在坚守着的底线。
因此，虽然母女俩不富裕，却也过得踏实。遗憾的是，1949年，潘兰珍被查出了子宫癌。同年10月份，她病逝于上海，年仅41岁。她没能跟陈独秀合葬，因为按照规矩，陈独秀最终该与原配高大众合葬。
于外人而言，潘兰珍确实不起眼。但陈松年晚年回忆起这位只比自己大两岁的继母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对她很尊重，尊之为母，我的儿辈喊她奶奶！
陈松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很清楚：正是潘兰珍12年的陪伴，以及她那一声声“先生”，给父亲的晚年带来了一丝丝温暖。陈独秀，注定是会被载入史册的人物。至于潘兰珍，能与陈先生爱一场，正如她自己所言：知足了。
能遇到潘兰珍，是陈独秀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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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7531 历史名人，有很不一样的人生。
他们的经历，很值得回味，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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