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瘟疫简史（夏商周 - 2020）
中国瘟疫简史（夏商周 - 2020） 2020-02-17 21:32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200217/845895773f3a43cdb970be023b62a1ec.png人类早期养成洗手的习惯从甲骨文和出土文物中发现，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1世纪，人类已经养成洗脸，洗手，洗脚等个人卫生习惯。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200217/643896513dbf43fe93f25c28caf99fa3.JPG匜，古代洗手的主要工具之一，现于西周中后期夏商时期维护水源安全《左传》中已有“惯有挖除井中积垢淤泥维护水源安全”的记载。先秦古籍中已有记载瘟疫殷墟甲骨文中有疥、疟、首风、疾年等文字的记载。《山海经》中有疫、疠、疟、风疥的记载。商代已有麻风病的记载。《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周礼》中也记载了流行性疾病和季节的关系。《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秦朝秦王政四年发生瘟疫天下疫。——《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建立公共卫生设施中国秦汉时期已有下水道“都厕”（即公共厕所）洒水车等城市公共卫生设施。对于传染病的预防，《史记·赵世家》中记载，主要手段是设坊隔离。西汉2年汉平帝元始二年发生瘟疫西汉元始二年，郡国大旱，蝗。平帝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卷十二《平帝传》。这是中国最早对隔离制度的记载。新朝11年王莽执政期发生瘟疫王莽执政时期，公元11年发生大规模疫病，“大疾疫，死者过半。”——《后汉书》卷四十一《刘玄传》东汉38年汉光武帝建武十四年发生瘟疫光武帝刘秀在位时，“会稽大疫，死者万数。”——《后汉书》卷七十—《钟离意传》44年汉将马援南征狭瘟疫归中原马援在交趾（今越南），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自此将恶性疟疾带到中原。——《后汉书》卷五十四《马援传》89年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发生瘟疫和帝刘肇在位时，“时有疾疫。”——《后汉书》卷六十五《曹褒传》119年东汉安帝元初年发生瘟疫安帝刘祜在位时，“四月，会稽大疫。”——《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中国有42处发生了大地震，还伴有大风冰雹、干旱、瘟疫。151年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发生瘟疫桓帝刘志在位时，“正月，京师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后汉书》卷七《恒帝纪》169年-185年东汉灵帝时期频发瘟疫汉灵帝刘宏在位时频发瘟疫，171年、175年、182年、185年，连续瘟疫大流行。3世纪初大瘟疫导致东汉灭亡东汉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瘟疫频发时期，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的就历经十次大瘟疫。东汉末年，由于瘟疫流行，一些方士便以方术为人治病，公元183年，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趁大疫流行，立太平道，最终发起“黄巾起义”。瘟疫流行和战争频繁导致人口锐减，最终天灾人祸共同造成了东汉的灭亡。约200年华佗治疗流行性“黄疸病”神医华佗，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他不但擅长外科，还擅长治疗各种传染性寄生虫病。他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疸病”的疗法。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治疗疟疾的新药。200年-210年张仲景著《伤寒论》张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为了对付瘟疫，张仲景曾发明一种药叫“祛寒娇耳汤”，也就是最早的饺子。这种饺子的皮是面皮，但馅却是煮熟切粹的羊肉、辣椒和配制的祛寒药材。得病的百姓吃了张仲景的饺子，全都病愈。张仲景于200年一210年左右，著成中医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书中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200217/965cdb384cc940f99d7d8bdef9ffae04.jpeg张仲景208年血吸虫病致曹军在赤壁之战中战败《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中明确记载了曹军的真正败因“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也就是说，曹军在赤壁之战中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曹军遭遇了瘟疫。据有关专家研究，曹军中流行的瘟疫就是血吸虫病。赤壁之战曹军的失败，延缓了王朝统一的进程。三国时期215年吴国发生瘟疫“吴，疾疫。”——《三国志·吴志·甘宁传》217年-235年魏国发生瘟疫三国时期，魏国境内频发瘟疫，公元217年到235年，多地频发瘟疫。有学者认为，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正因为瘟疫的流行，至魏晋时代，人们更关注存在的意义、生命的真伪，这亦导致了清谈和玄学的兴起。此外，该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多有对疫病的描述。225年诸葛远征云南致兵士多染疾诸葛亮行军云南，兵士染虐，死者甚众。——《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剑南西道》。此为疟疾在云南流行的最早记录。西晋275年-310年西晋武帝至怀帝时期发生瘟疫275年，西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期“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万人”；291年，惠帝司马衷永平元年，“七月，雍州大旱，殒霜，疾疫”；296年，“关中大疫”；310年，怀帝司马炽永嘉四年，“五月，秦、雍州饥疫，至秋”。——《宋书》卷三十四卷《五行志》东晋322年-356年东晋元帝到成帝时期偶发瘟疫322年，元帝司马睿元永昌元年，“十一月，大疫，死者十有二三，河溯亦同”；330年，成帝司马衍咸和五年，“五月，大饥且疫”；347年，今曲靖到广南一带发生疟疾“兴古现瘴气”；356年，“时多疾疫。朝臣有时疾，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至是百官多列家疾，皆不能入。”——《宋书》卷三十四卷《五行志》约341年葛洪著《肘后备急方》葛洪，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中医免疫学先驱，在传染病学、寄生虫病、症状学、治疗学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约341年，葛洪著成《肘后备急方》一书，书中有许多关于传染病的记载，其中许多是我国医学史上的首次记录，有的还是世界医学史的最早记录。书中首次记载了结核病、天花和恙虫病。他曾进行过试验：把疯狗杀死，取出它的脑子，用来敷在被狾犬咬伤的病人的伤口上。这一对狂犬病采取的预防措施，称得上是中国疫苗的萌芽。此外，葛洪还提到过用青蒿治疗寒热诸疟，其法是将“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用青蒿治疗骨蒸，先用它与童子便相和火煎，再配其它药。用青蒿治疗蜂蜇，将青蒿嚼烂，然后敷在患处。现在研究表明，青蒿具有抗菌、抗病毒、抗疟、抗寄生虫、抗肿瘤、抗心律失常的作用，并附有对免疫系统的作用。隋朝612年隋炀帝大业八年发生瘟疫山东、河南大水，不久出现疾疫。山东地区灾情尤惨。——《隋书》唐朝636年-648年唐太宗时期频发瘟疫太宗李世民在位时期，636年，“贞观十年，关中、河东大疫”；641年，“贞观十五年，三月，泽州大疫”；643年，“贞观十七年，夏，谭、濠、庐三州疫”；648年，“贞观二十八年，卿州大疫”。——《唐书》卷三十六《五行志》652年孙思邈著《千金方》孙思邈，唐代医药学家、道士，被后人尊称为“药王”。他于约652年，写成《千金方》一书，在书中留下了许多防治瘟疫的方子。孙思邈第一个提出“防重于治”的医疗思想，他也是我国第一个麻风病专家，他对麻风病进行深入的研究，治疗的麻风病有六百余例。在病因、病机、治疗方法方面，为后世对麻风病的研究积累了珍贵的史料。655年-682年唐高宗时期偶发瘟疫高宗李治在位时期，655年“永徽六年，三月，楚州疫”；682年，“冬，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唐书》卷三十六《五行志》。此外，高宗李治永徽六年，也就是655年，据《肘后备急方》卷二记载，天花病传入中土，“天花从西东流，遍于海中。”687年武则天垂拱三年发生瘟疫武则天在位时期，“是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旧唐书》。707年-891年唐中宗至唐明宗时期偶发瘟疫唐中宗至唐明宗时期，百年间，各地偶发瘟疫。707年、762年、789年、806年，京师、山东、河北、江东、福建等地出现重大疫情事件，“疫死者众”；832年、840年、855年、880年、891年，江淮、河南、湖北等地发生瘟疫。——《文苑英华》北宋960年-1127年北宋期间偶发瘟疫963年，在太祖赵匡胤执政时期，“湖南疫”；太宗赵光义时期，“京师疫，遣太医和药之。”根据《宋史》记载并统计，北宋时期，瘟疫并不频繁，从建龙元年至靖康二年，整整167年中，只发生14次，平均12年一次。究其原因之一是北宋朝廷防治措施及时有效，这14次流行病中，12次有政府派医官分坊治疗并发药。南宋1107年-1276年南宋恭帝德祐二年发生瘟疫南宋恭帝德祐二年，“闰正月，元军包围了临安府，德佑二年闰三月，临安府大疫”。根据《宋史》记载并统计，南宋时期，流行病较为猖獗，共达28次，占宋王朝流行病总数的67％，平均5年多就有一次流行。1186年刘完素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刘完素，宋金时期医生。于1186年写成《素问玄机原病式》一书，该书深入阐发了火热病机等有关理论，重视以寒凉药物治疗外感火热病，为后世瘟病学派“治热以寒”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唐宋时期已有公共卫生系统中国唐代的长安有先进的生活污水和雨水的地下水道。宋朝对于民间传染病的防治比较重视，如预防散药、夏季定时义诊、专项医药救济经费、赈灾防疫等。同时设有综合性慈善机构“居养院”、专门的“医疗慈善机构安济房”以及专门掩埋无人安葬尸体的“漏泽园”。宋朝还有了商业性的浴室。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200217/4b5cd38612bd4d30bf616f4668c1edf4.jpeg宋朝慈善事业元朝1308年-1331年元武宗至元文宗时期瘟疫频发元朝统治末期，瘟疫频发，尤其是1308年、1313年和1331年。《元史》记载：1308年，“春，绍兴、庆元、召州大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1313年，“京师大疫”；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又发生疫灾，死者十九”。元末，由于元廷统治不力，再加上战事频发，造成腐尸骸骨多现遍野，这亦是造成疫疠流行的一大原因。明朝1408年-1414年明成祖时期频发瘟疫成祖朱棣在位时期，境内频发瘟疫。1408年，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疫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七月江西广信府，玉山、永丰二县疫民死者千七百九十余口。尤其是1410年到1414年，连续4年，登州、临海诸州县、河南、陕西、浙江乌程等三县、湖广、武昌等府皆发生民疫。明廷对此及时采取“颁方赐药，急行埋葬”等措施。1453年-1456年明代宗时期频发瘟疫代宗朱祁钰在位期间，疫病频发。1453年，“冬，建昌府属县大疫，死者八千余人，武昌、汉阳疫死万余人”；1455年，“四月，西安、平凉疫，死者二千余人”；1456年，“桂林疫，死者二万余人，湖广黄梅县春夏瘟疫大作”。——《明实录》1457年明英宗天顺一年发生大瘟疫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后，天顺一年，北京等地发生了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顺天等府、苏州、遵化等州县春夏瘟疫大作，一户或死八九口，或死六七全家倒卧无人扶持，传染不止。”——《明实录》1470年-1475年明宪宗期间瘟疫频发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时期，瘟疫频发。尤其是1470、1471年，连续两年发生疫情，“十二月，河间、天府、真定、保定……饥疫”，“五月，京城饥民疫死者多”。此外，1475年，福建发生疫情并发生传染扩散，造成“八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无算”。——《明实录》1481年朱丹溪后继者著《丹溪心法》朱丹溪，元代著名医学家。朱丹溪的后继者于1481年根据朱丹溪的学术经验和平素所述纂辑成《丹溪心法》一书。书中总结了朱丹溪治疗瘟疫的方法：“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1507年-1521年明武宗期间瘟疫频发武宗朱厚照在位时期，瘟疫频发，平均每隔三年国内便发生一次大瘟疫流行。1507年，“是岁，湖广靖州等处自七月至十二月大疫，死者四千余人”；1513年，“江西瘟疫流行”；1517年，“十月，泉州大疫”；1521年，“北直隶山东、河南俱旱，福建、福州等府亢早疠疫流行，府县官病死者四十余，军民死者无算。”——《明实录》1522年-1565年明世宗期间瘟疫频繁明世宗嘉靖执政期间，各地瘟疫频繁发生。其中，1522年至1525年，陕西、南京、山东、北京等地，连续发生疫情。尤其是1554年和1565年，京城发生两次大规模瘟疫事件，“都城内外大疫，死亡塞道”、“京城饥目疫”。——《明实录》1580年明神宗万历八年山西大同现瘟疫大传播“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山西通忘》卷26记载，“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1633年-1643年明思宗时期瘟疫频发明思宗崇祯执政时期，瘟疫频发且疫情严重。据统计，共发生大瘟疫达六次，尤其是明末1643年，北京、天津两地，分别于二月和八月发生流行性鼠疫，据《明实录》记载，“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1642年吴又可著《温疫论》吴又可，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被称为“治温证千古第一人”。他在1642年著成《温疫论》一书，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吴又可打破陈规，跳出千年来一直恪守的伤寒论，创立了“戾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创立了表里九传辨证论治思维模式，创制了达原饮等治疗温疫的有效方剂。他的治疗理论一直被后世推崇，被推广应用到多次防疫斗争中。非典时期，他的成方“达原饮”作为卫生部推荐中药方，在各大药店中熬煮，他对流行感冒的辩证和用药也是现代光谱抗病毒中成药一连花清瘟胶囊的重要支撑。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200217/d9913775d2b849beabba1172168f903f.jpeg吴又可著《温疫论》1633-1644年鼠疫或是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学者曹树基根据华北地区明朝末年地方志以及一些明代人的记录，首次提出了“老鼠亡明”的观点。明末鼠疫发生于1633年的山西，并于1641年蔓延到华北地区。1644年，鼠疫在北京达到流行高峰，累计已造成北京20-30％的人口死亡，出现了“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人间地狱景象，鼠疫导致北京防备松弛，造成李自成大军轻易攻陷北京，崇祯帝自尽，明朝灭亡。清朝1644年-1659年清世祖顺治时期瘟疫频发从顺治元年至顺治十六年，平均每四年即发生一次大瘟疫。“顺治元年，怀来大疫、龙门大疫、宣化大疫”“顺治四年，夏秋，江西抚州大疫，尸相枕籍，死数万人”“顺治九年，万全大疫”“顺治十三年，西宁大疫”“顺治十六年，夏秋，浊州大疫”顺治十六年，夏秋，浊州大疫。——《清史稿》、《抚州府志》卷八十四1662年-1772年清圣祖康熙时期疫病频发康熙元年至康熙六十一年，瘟疫频发，各地大小流行病约有近30次。其中，1668年至1677年，平均三年一次。1680年至1683年，各地每年都有疫情爆发事件。尤其是1709年发生瘟疫大流行，“康熙四十八年，三月，湖州大疫。四月，桐乡大疫，象山大疫，高淳大疫。五月，太湖大疫，青州疫。六月，潜铜山大疫。十月，江南大疫”。——《清史稿》1681年清政府肯定人痘接种技术中国明清时期，中医养生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有组织的民间力量开始在救疫中发挥作用。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后受到天花威胁，清政府在1681年充分肯定了人痘接种技术并列入政府计划予以推广。1742年，清政府正式颁布的医学百科全书《医宗金鉴》中也详细记载了人痘接种技术。1726年-1728年清世宗雍正时期瘟疫频发清世宗雍正，虽执政时间才12年左右，但各地传染病事件发生频繁，尤其是1626年到1728年，连续三年发生大规模疫病，据《清史稿》记载：1726年，“四月，上元疫、曲沃疫。五月，大埔疫，献县疫”；1727年，“夏，揭阳大疫，海阳大疫。秋，澄海大疫。冬，汉阳疫，黄冈大疫。”1728年，“三月，武进大疫，镇洋大疫、崇阳大疫、蒲圻大疫”。约早于1756年薛雪著《湿热条辨》薛雪，清代著名医学家，古代四大温病学家之一。薛雪擅长治疗湿热病，早于1756年著成《湿热条辨》一书，该书对温病学贡献非常大。薛雪对湿热病的研究，解决了湿热病的证型辨析，有利于临床应用。在治疗上，不拘泥于固定成方，体现了湿热病治疗的特点，成为后世治疗湿热病的规矩，影响极其深远。1756年-1786年乾隆二十一年、五十一年发生两次大瘟疫清高宗乾隆一生掌舵大清朝64年，各地瘟疫事件时有发生，据统计约22次，但最为严重的是乾隆二十一年和五十一年。据《清史稿》记载，这两次传染病大流行造成“阖家尽毙，无人收殓者”；此外，还伴有大旱灾情“沛县，夏大旱，有青蝇结阵如密雨过，大疫，随之邑人多死（《沛县志》）。苏州大疫，米价腾贵。”1777年叶桂著《温热论》叶桂，清代著名医学家，古代四大温病学家之一。叶桂著的《温热论》首刊于1777年，该书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而且还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的途径，成为认识外感温病的总纲。1794年余霖著《疫疹一得》余霖，清代医生。1794年写成《疫疹一得》。他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1798年吴鞠通著《温病条辨》吴鞠通，清代著名医学家，古代四大温病学家之一。1798年吴鞠通著成《温病条辨》一书，与汉代的《黄帝内经》、《伤寒论》和《神农本草经》并列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吴鞠通使温病学更加完整和系统化。他所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1820年清仁宗嘉庆二十五年流行霍乱自清仁宗嘉庆二年至二十五年，各地流行病频繁发生，大小疫病事件约12次，尤其是嘉庆二十五年，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大规模霍乱疫情。据《清史稿》记载，“七月，长乐县吐泻盛行，人死极多；八月，乐清大疫，时患霍乱转筋之病，犯者顷刻死，几遍里巷；秋大疫，其病霍乱吐泻，脚筋顿缩，朝发夕毙。”1821年-1849年清宣宗道光时期瘟疫频发从道光元年至道光二十九年，瘟疫事件达约20次，平均每一年半就有疫情发生。据统计，1821年至1824年，连续四年在福建、山东、北京等地发生疫病；1831年至1836年，连续六年各地发生大小瘟疫事件，其中1834年最为严重，《清史》记载，“秋收七月大疫，霍乱暴死者众，福建全省皆然”。1862年王士雄著《随息居重订霍乱论》王士雄，清代著名医学家，古代四大温病学家之一。王士雄毕生致力于中医临床和理论研究，对温病学说的发展作出了承前启后的贡献。1838年写就《霍乱论》书稿。1862年，他旅居沪地，正值霍乱猖獗，而“司命者罔知所措，死者实多”，于是将原书重订，更名为《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对霍乱的病因、病机、辨证、防治作出了系统论述。他重视环境卫生，对预防疫病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1878年清德宗光绪四年大饥大疫清德宗光绪执政期间，天旱少雨，鼠疫、天花等疫病频繁发生。据《蒙城县志》记载，在光绪四年，河南、山西、陕西连续三年大饥，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同时瘟疫到处传染，死者不计其数。此外，光绪二十一年，同安发生大规模流行性鼠疫；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和八月，瑷珲和北京、天津爆发大范围疫病，以霍乱为主。1911年宣统二年东北鼠疫1911年2月20日，距离大清王朝最终灭亡，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清皇室的发家之地——东北，发生大鼠疫，这是自欧洲“黑死病”以来，人类又一次大规模的恐怖瘟疫事件。仅以官方统计，瘟疫波及东北及俄罗斯南部地区，仅中国就造成了六万多人死亡。民国民国时期瘟疫频发资料显示，民国时期，瘟疫占自然灾害的比例高达25％，几乎每两年就有一次瘟疫。1917到1918年，发生于山西、绥远地区的鼠疫，是二十世纪初较东北鼠疫后又一次恶性传染病事件，造成14600余人死亡。1921年，云南猩红热疫情爆发，连“云南省长刘祖武全家传染此症不治死亡”。1932年，霍乱在全国横行，至少有40万人因此丧命。新中国1949年张家口鼠疫1949年10月，察哈尔省（今张家口市）爆发鼠疫，至当年11月8日，共因鼠疫死亡60多人。这次鼠疫爆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遇到的第一次疫病流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责成华北人民政府与华北军区及时采取防治措施，至12月初，疫情被控制并最终消灭。1960年顾方舟研制出“糖丸”顾方舟，医学家、病毒学家、中国病毒学之父，被称为“糖丸爷爷”。1958年，顾方舟从患者的排泄物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并成功定型，为免疫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1959年年底，中国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的研究工作展开。1960年，经过动物试验和人体试验，顾方舟带领团队研制出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并以糖丸的方式，解决了让疫苗真正广泛进行免疫的问题。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200217/a49e235f89394b30be9bbb5a93376dbf.jpeg顾方舟1968年香港流感1968年7月，香港地区爆发流感疫情，8月、9月逐步向外扩散，其强度与1957年“亚洲流感”相当。这次大流行后来被称为“香港流感”（H3N2亚型），本次流感多数患者病情较轻、病死率较低。1971年屠呦呦开创疟疾治疗新方法屠呦呦，药学家、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1971年，在极为艰苦的科研条件下，屠呦呦团队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全球数亿人因此受益。目前，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药物世界卫生组织将青蒿素和相关药剂列入其基本药品目录。由寄生虫引发的疾病困扰了人类几千年，因青蒿素的应用，使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200217/28924a39fcaf4bb8aed6c8808887abc1.jpeg屠呦呦2002年SARS（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爆发SARS是一种严重的急性呼吸综合征，于2002年在中国广东发生，并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直至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渐消灭的一次全球性传染病疫潮。2003年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该病命名为SARS。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200217/a63fa6939c6f4deab664b2b78725573b.JPGSARS期间2003年建立传染病应急机制2002年11月16日，首个SARS患者出现，SARS病毒持续233天，有32个国家和地区遭受侵害。2003年4月20日，中国建立起疫情一日一报的应急机制。2003年余新忠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本书从瘟疫这一以往国史学者研究较少的社会现象人手，通过对清代江南疫情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比较全面细致的呈现，探讨了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脉络、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清代江南社会的特质等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专著。作者在立足中国社会实际发展状况的前提下，致力于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实践与发展，既拓展了中国史研究的领域，开阔了疾病史研究的资料范围，又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世社会变迁、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做出新的诠释。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一种急性感染性肺炎，其原体是一种先前未在人类中发观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年12月8日，武汉确诊第一个病例。目前，有效抗病毒药物，以隔离治疗，对症支持治疗为主。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2020年钟南山临危受命赶往防疫最前线钟南山，著名呼吸病学专家，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的领军人物，新型肺炎科研攻关专家组组长。2003年抗击“非典”中，钟南山不顾生命危险救治危重病人，奔赴疫区指导医疗救治工作，倡导与国际卫生组织合作，主持制定我国“非典”等急性传染病诊治指南，为战胜“非典”疫情作出重要贡献。主动承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代言人角色，向公众普及卫生知识，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为夺取应对甲型流感、H7N9禽流感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非典疫情中，率先带领团队投入救治行动，确立广东病原学，组织广东非典防治研究，获国际上最高存活率。在甲流防治中，成功抢救多例重症甲流患者，参与制定卫生部治疗方案。2019年中国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钟南山以84岁高龄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赶往武汉防疫最前线指导调研疫情防控工作。
顺治元年（1644） 怀来大疫、龙门大疫、宣化大疫（《清史稿》）
顺治四年（1647） 夏秋，江西抚州大疫，尸相枕籍，死数万人（光绪《抚州府志》卷84）
顺治九年（1652） 万全大疫（《清史稿》）
顺治十三年（1656）西宁大疫（《清史稿》）
顺治十六年（1659）夏秋，浊州大疫（《浊州府志》）
康熙元年（1662） 五月，钦州大疫，馀姚大疫。（《清史稿》）
康熙七年（1668） 七月内丘大疫。（《清史稿》）
康熙九年（1670） 正月灵川大疫（《清史稿》）。枣阳大旱大疫（《枣阳县志》）。
康熙十二年（1673） 夏新城大疫（《清史稿》）。枣阳大疫（《枣阳县志》）。
康熙十六年（1677） 五月上海大疫。六月，青浦大疫。七月，商州大疫。（《清史稿》）
康熙十九年（1680） 正月，苏州大疫，溧水疫。八月，青浦大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年（1681） 晋宁疫，人牛多毙；曲阳大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一年（1682） 五月，榆次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二年（1683） 春，宜城大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一年（1692） 三月，郧阳大疫。五月，房县大疫，广宗大疫。六月，富平疫，同官大疫，陕西大疫，
凤阳大疫，静宁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二年（1693） 七月，德平大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三年（1694） 夏，湖州大疫，桐乡大疫。秋，琼州大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六年（1697） 夏，嘉定大疫，介休大疫，青浦疫，宁州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七年（1698） 春，寿光、昌乐疫。夏，浮山疫，隰州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一年（1702） 三月，连州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二年（1703） 春，琼州大疫，灵州大疫。五月，景州大疫，人死无算。六月，曲阜大疫，东昌疫，
钜野大疫。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几半。（《清史稿》）
康熙四十三年（1704） 春，南乐疫，河间大疫，献县大疫，人死无算。六月，菏泽疫。秋，章丘大疫；东昌
大疫；青州大疫；福山瘟疫，人死无算；昌乐疫，羌州、宁海大疫；濰县大疫
（《清史稿》）。
康熙四十五年（1706） 夏，房县大疫，蒲圻大疫，崇阳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六年（1707） 五月，平乐疫，永安州疫。七月，房县大疫，公安大疫。八月，沔阳大疫
（《清史稿》）。
康熙四十七年（1708） 二月，公安大疫。三月，沁源大疫。五月，灵州大疫，武宁大疫，蒲圻大疫，凉州
大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八年（1709） 三月，湖州大疫。四月，桐乡大疫，象山大疫，高淳大疫，溧水疫。五月，太湖大疫，
青州疫。六月，潜山、南陵、铜山大疫，无为、东流、当涂、芜湖大疫。十月，江南
大疫（《清史稿》）。江苏高淳大疫，自春及秋死亡过半（民国《高淳县志》卷12）。
康熙四十九年（1710） 秋，湖州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二年（1713） 冬，化州大疫，阳江大疫，广宁大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三年（1714） 夏，阳江大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六年（1717） 正月，天台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七年（1718） 永定大疫，死者千馀人（民国《永定县志》卷1）。
康熙六十年（1721） 春，富平疫，山阳疫。（《清史稿》）
康熙六十一年（1722） 七月，桐乡疫，嘉兴疫。（《清史稿》）
雍正元年（1723） 秋，平乡大疫，死者无算。（《清史稿》）
雍正二年（1724） 六月，阳信大疫。（《清史稿》）
雍正四年（1726） 四月，上元疫，曲沃疫。五月，大埔疫，献县疫。（《清史稿》）
雍正五年（1727） 夏，揭阳大疫，海阳大疫。秋，澄海大疫，死者无算。冬，汉阳疫，黄冈大疫，锺祥、
榆明疫。（《清史稿》）
雍正六年（1728） 三月，武进大疫，镇洋大疫，常山疫。四月，太原疫，井陉疫，沁源疫，甘泉疫，获
鹿疫，枝江疫，崇阳大疫，蒲圻大疫，荆门大疫。夏，巢县疫，山海关大疫，郧西大疫
（《清史稿》）。夏四月，松江大疫，乡人谓之虾蟆瘟（《松江府志》）。
雍正十一年（1733）镇洋大疫，死者无算；昆山疫；上海大疫，宝山大疫。（《清史稿》）
乾隆三年(1738) 疫疾流行。（《通渭县志》）
乾隆五年(1740) 瘟疫流行，民有死亡。（《通渭县志》）
乾隆七年(1742) 六月，无为疫。（《清史稿》）
乾隆十年(1745) 十一月，枣阳大疫。（《清史稿》）
乾隆十二年(1747) 五月，蒙阴大疫。（《清史稿》）
乾隆十三年(1748) 春，泰山大疫，曲阜大疫。夏，胶州大疫，东昌大疫，福山大疫。秋，东平大疫。
（《清史稿》）
乾隆十四年(1749) 五月，青浦大疫，武进大疫。七月，永丰、溧水疫。（《清史稿》）
乾隆十八年(1753) 晋江县大疫，至十九年秋乃止，死者无数。泉州大疫，延及次年。
（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论》）
乾隆二十一年（1756）春，湖州大疫，苏州大疫，娄县大疫，崇明大疫，武进大疫，泰州大疫。夏，通州大
疫。十一月，凤阳大疫（《清史稿》）。夏大旱，有青蝇结阵如密雨过，大疫，随之
邑人多死（《沛县志》）。苏州大疫，米价腾贵（《苏州府志》卷142）
乾隆二十二年（1757） 四月，桐乡大疫。七月，陵川大疫。（《清史稿》）
乾隆二十三年（1758） 泉州郡大疫，延及次年（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论》）。
乾隆二十五年（1760） 春，平定大疫。六月，嘉善大疫。冬，靖远大疫。（《清史稿》）
乾隆二十九年（1764） 十月（丰城）痘疫，小儿伤者无算（《丰城县志》）。
乾隆三十二年（1767） 八月，嘉善大疫。（《清史稿》）
乾隆三十五年（1770） 闰五月，兰州大疫。（《清史稿》）
乾隆三十六年(1771)春大疫。（《通渭县志》）
乾隆四十年(1775) 春，武强大疫。（《清史稿》）
乾隆四十八年(1783)六月，瑞安大疫。（《清史稿》）
乾隆五十年(1785) 冬，青浦大疫（《清史稿》）。（象山）痘疫，稚幼十伤其七（《象山县志》）。
乾隆五十一年（1786） 春，泰州大疫，通州大疫，合肥大疫，赣榆大疫，武进大疫，苏州大疫。夏，日照大
疫；范县大疫；莘县大疫；莒州大疫，死者不可计数；昌乐疫；东光大疫（《清史
稿》）。秋，即墨大疫（《即墨县志》）。霍邱夏大疫，民死十之六，甚至有阖家尽
毙，无人收殓者（同治《霍邱县志》卷16）（舒城）夏大疫（《舒城县志》）。
乾隆五十五年（1790） 三月，镇番大疫。八月，云梦大疫。（《清史稿》）
乾隆五十七年（1792） 九月，黄梅大疫。（《清史稿》）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冬，嘉善大疫。（《清史稿》）
乾隆六十年（1795） 十二月，瑞安大疫。（《清史稿》）
嘉庆二年（1797） 六月，宁波大疫。（《清史稿》）
嘉庆三年（1798） 五月，临邑大疫（《清史稿》）。春夏，永嘉大疫（《永嘉县志》）
嘉庆五年（1800） 五月，宣平大疫。（《清史稿》）
嘉庆十年（1805） 二月，东光大疫。三月，永嘉大疫。（《清史稿》）
嘉庆十一年（1806）夏五月，痘疫，多夭死（《万载县志》）。
嘉庆十六年（1811） 七月，永昌大疫（《清史稿》）。夏痘疫，死者相望（《万载县志》）。
嘉庆十九年（1814） 闰二月，枝江大疫（《清史稿》）。
嘉庆二十年（1815） 春，泰州疫。四月，东阿疫，东平疫。七月，宣州疫，武城大疫。（《清史稿》）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内丘大疫（《清史稿》）。
嘉庆二十三年（1818） 十一月，诸城大疫（《清史稿》）。
嘉庆二十四年（1819） 五月，恩施大疫（《清史稿》）。
嘉庆二十五年（1820） 七月，桐乡大疫，太平大疫，青浦大疫。八月，乐清大疫，永嘉大瘟疫流行。冬，嘉兴
大疫（《清史稿》）。七月长乐县吐泻盛行，人死极多（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
述论》）。八月，乐清大疫，时患霍乱转筋之病，犯者顷刻死，哭泣之声，几遍里巷
（《乐清县志》）。八月，瑞安痧疫流染，朝发夕死，遭此厄者，十室七八，得生者十
之一二，啼哭之声，遍于里巷（洪守一《瓯乘拾遗》） 。疫疠大行，转筋霍乱证自此
始（《南汇县志》）。秋大疫，石浦尤甚，其症脚筋抽搐即死（《象山县志》）。秋大
疫，其病霍乱吐泻，脚筋顿缩，朝发夕毙（《慈溪县志》）。
道光元年（1821） 三月，任丘大疫。六月，冠县大疫；武城大疫；范县大疫；钜野疫；登州府属大疫，死
者无算。七月，东光大疫，元氏大疫；新乐大疫；通州大疫；济南大疫，死者无算；东
阿、武定大疫；滕县大疫；济宁州大疫。八月，乐亭大疫；青县时疫大作，至八月始
止，死者不可胜计；清苑、定州瘟疫流行，病毙无数；灤州大疫；元氏、内丘、唐山、
蠡县大疫；望都大疫；临榆疫；南宫、曲阳、武强大疫；平乡大疫。九月，日照大疫，
沂水大疫（《清史稿》）。瑞安大疫（《民国瑞安县志》）。秋收七月至八月大疫，霍
乱暴死者众，福建全省皆然（《连江县志》）。七月八月，全省霍乱流行（《莆田县
志》）。（江阴）夏秋大疫，村里中数日之间，有连毙数十人者，有一家数口尽殁者
（《江阴县志》卷8）
道光二年（1822） 夏，无极、南乐大疫，临榆大疫，永嘉疫。七月，宜城大疫，安定大疫
（《清史稿》）。
道光三年（1823） 春，泰州大疫。秋，临榆大疫（《清史稿》）。
道光四年（1824） 平谷、南乐、清苑大疫（《清史稿》）。
道光六年（1826） 冬，霑化疫（《清史稿》）。
道光七年（1827） 冬，武城疫（《清史稿》）。
道光十一年（1831）秋，永嘉瘟（《清史稿》）。
道光十二年（1832）三月，武昌大疫，咸宁大疫，潜江大疫。四月，蓬莱疫。五月，黄陂、汉阳大疫；宜都
大疫；石首大疫，死者无算；崇阳大疫；监利疫；松滋大疫。八月，应城大疫，黄梅大
疫，公安大疫（《清史稿》）。
道光十三年（1833）春，诸城大疫。四月，乘县大疫。五月，宜城大疫，永嘉大疫，日照大疫，定海大疫
（《清史稿》）。
道光十四年（1834）六月，宣平大疫，高淳大疫。（《清史稿》）“甲午，瑞安又大疫，无处无病人，死者
甚多”、“闻永邑廿三都葵溪陈岙人说，本年夏秋间大疫，其中村落有死及半者。其村
五里外有一村落，同族十七家只留一家。陈岙聚落百五十家，共丁五百，失二百”、
“闻葵溪一客说，本年白钱纸所以稀少之故，由春间皆以笋当饭，兼之大疫，死者几半，
其得生者亦无资本而歇业”、“本年春夏间，闻郡城双门一聚落共三十二家，死于疫者
几尽，只剩三家”（赵钧《过来语》）。“甲午春夏（温州）大疫，贫民乞丐死于饥疫
者横塞道路，日以十百计，木棺既缺，以一棺殓二三尸，甚至以蒿草裹卷，凶惨形状不
堪寓目，实为从来所未见”（《瓯乘补》）。
道光十五年（1835）七月，范县大疫（《清史稿》）。
道光十六年（1836）夏，青州疫，海阳大疫，即墨大疫（《清史稿》）。
道光十六年（1836）十七年，十八年，连续3年间长乐县瘟疫大作（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论》）。
道光十九年（1839）九月，云梦大疫（《清史稿》）。
道光二十二年（1842） 正月，高淳大疫。夏，武昌大疫，蕲州大疫（《清史稿》）。
道光二十三年（1843） 七月，麻城大疫，定南大疫。八月，常山大疫（《清史稿》）。
道光二十六年（1846） 春夏，大疫，秋冬瘟痢流行（《平阳县志》）。
道光二十七年（1847） 秋，永嘉大疫（《清史稿》）。秋，平阳大疫（《平阳县志》）。
道光二十八年（1848） 春，永嘉大疫（《清史稿》）。
道光二十九年（1849） 五月，丽水大疫（《清史稿》）。长乐县瘟疫盛行（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
论》）。
咸丰三年（1853） 三月，大饥疫（《徐州府志》卷5）。
咸丰四年（1854） （温州）“现在疫气到处传染，大荒之岁，加以疾病，死丧累累”、“上半年瘟疫流行，
近海村落为甚。钱桥、梅头二村，各失丁二千，上戴一村百七十丁，失去一百，鲍田、
海安，失皆不少”、“温郡自旧秋水灾后，瘟疫流行，愚民惑于沾染之说，骨肉不相
颜，枕籍以死者，在在有之”（《过来语》）“甲寅，大饥，（平阳）秋大疫”（《平
阳县志》）。
咸丰五年（1855） 六月，清水大疫（《清史稿》）。
咸丰六年（1856） 五月，咸宁大疫（《清史稿》）。
咸丰七年（1857） “五月间，邑（温州）有痧症及疫痘，甚险” （《过来语》）
咸丰十一年（1861）春，即墨大疫。六月，黄县大疫（《清史稿》）。
同治元年（1862） 正月，常山大疫。四月，望都、蠡县大疫。六月，江陵大疫，东平大疫，日照大疫，静
海大疫。秋，清苑大疫；灤州大疫；宁津大疫；曲阳、东光大疫；临榆、抚宁大疫；莘
县大疫；临朐大疫；登州府属大疫，死者无算（《清史稿》）。秋，即墨瘟疫流行
（《即墨县志》）。江西安义秋大疫，死者数千人（同治《安义县志》卷16）
同治二年（1863） 六月，皋兰大疫，江山大疫。八月，蓝田大疫，三原大疫（《清史稿》）。
同治三年（1864） 夏，应山大疫，江山大疫，崇仁大疫。秋，公安大疫（《清史稿》）。
同治四年（1865） 上杭县四乡乱后，继以大疫，稻熟无人收获（《上杭县志》）。
同治五年(1866) 五月，永昌大疫（《清史稿》）。
同治六年(1867) 二月，黄县大疫。七月，曹县大疫。九月，通州疫，泰安大疫（《清史稿》）。秋，瘟
疫流行，民多死伤（《通渭县志》）。
同治七年(1868) 战乱、瘟疫，民大饥，死者甚众。（《通渭县志》）
同治八年(1869) 六月，宁远、秦州大疫。七月，麻城大疫（《清史稿》）。
同治九年(1870) 秋，麻城大疫。冬，无极大疫（《清史稿》）。
同治十年(1871) 五月，孝义疫。六月，麻城大疫（《清史稿》）。
同治十一年(1872) 夏，新城大疫，武昌县大疫（《清史稿》）。
光绪四年（1878） 六月，（平阳）大疫（《平阳县志》）。四月，大疫。是时河南、山、陕三年大饥，人
相食，人民流入蒙境者遍地皆是，瘟疫到处传染。（《蒙城县志》卷12）
光绪十六年(1890) 夏，安东疫病流行，死千余人。（《三千年疫情》)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六月，安东疫病大流行，死者不计其数。（《三千年疫情》)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安东疫情变本加厉，每日死30至60人。病死者难计其数。（《三千年疫情》)
光绪二十年（1894）（金门）后浦头，后水头，沙尾等乡，忽发生鼠疫，传染甚速，死数百人，为金门前所
未有。（《金门县志》）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同安大疫，鼠先死，染者或肿项，或结核，吐血，流行甚盛（《同安县志》）。鼠疫
起。初由梨园子弟在枫亭传染，载归已死，船泊河滨，数日之内，河滨人染疫者十馀
人，蔓延全城，死百馀人，以次传染乡村（《莆田县志》）。五月，京师疫疠流行，
因疾疫而死的灾民达三千余人。（《三千年疫情》)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四月起，京师内外疫疾流行，大量人口死亡，《庚子纪事记》载：“居民死者枕
藉。”十月，获鹿县出现大瘟疫。（《三千年疫情》)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夏 秋，（平阳）大疫（《平阳县志》）。五月，瑷珲霍乱流行，每日抬到城外荒野掩埋
的尸体不下七八百具，持续半月之久，死数千人。六月，京津地区大范围爆发疫病，
以霍乱为主。（《三千年疫情》)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夏，安东、大连、旅顺、辽阳等地霍乱大流行。（《三千年疫情》)
清（1644-1911） 岭南地区共有疫情938县次，平均每年3.5县次。（李永宸、赖文《岭南地区1911 年以前
瘟疫流行的特点》）。
宣统二年 东北大鼠疫，死亡6万余人。伍连德首次明确“肺鼠疫”，以现代医学的消毒、隔离、
（1910.10-1911.4）焚烧尸体、交通管制等手段，仅四个月就扑灭了这次可能导致中华民族灭顶之灾的大
鼠疫。中国历史至此，才第一次以人类医学的正确认识和有效干预，人力控制了瘟疫。
历史上曾爆发过最严重的一次瘟疫，死亡人数超千万，极其惨烈https://om.gtimg.cn/om/om_3.0/h5_detail/images/logo_qiehao.png老梁的历史观2020-01-31
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1272632878/641近来全国上下乃至世界都在关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此次疫情影响之大，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疫情伊始，武汉人并未将其当做严肃的事情来对待，直到过了潜伏期，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后才开始引起重视。人们通常会将此次疫情与2003年爆发的非典进行对比，相较于非典，此次疫情爆发时间短，事态发展速度更快，远比非典更严重。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1272632879/641截止现在，感染肺炎的人数依旧在迅速攀升，很多省份也相继出现了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死亡人数也不断增长。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更关心的是疫情的感染源究竟是什么物种？据相关学者做出的研究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极有可能是蛇，这种病毒的纤突蛋白的同源重组为从蛇到人的跨物种传播提供了条件。这一研究成果让新型疫苗的研发有了很重要的参考，对于开发针对性强的对抗药物有很大帮助。例如在2003年爆发的非典疫情可知直接来源是野生动物市场上售卖的果子狸，最后证实根源是“中华菊头蝠”。早在2003年非典时，钟南山院士就曾指出这一疫情的出现是因为人类过度开发，导致环境被破坏引起大自然失衡引起的，钟老先生并在非典战役结束后就预言类似非典甚至是比非典更严重的疫情卷土重来威胁人类。他在接受采访时还曾提到，在武汉和香港地区依旧存在带有SARS病毒的“中华菊头蝠”，如果不是人为原因，这些病毒只是在动物之间进行传播，经过基因变异后才会向人类身上传染，如武汉华南农贸市场非法贩卖野味就是一个直接原因，这也为病毒向人类身上传染创造了条件，传播速度之快及相关危害的严重程度超乎了人们的想象。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1272632881/641但是要说到历史上瘟疫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发生在东汉，东汉末年，人数骤减。查阅历史后可知，在东汉鼎盛时期，人口数量曾达到了5000多万，到东汉末年，人口增长了近1000多万，但是之后进入了乱世，军阀混战，直到西晋统一后才得以稳定，但是人口数量却下降到了1000多万。短短100年时间，人口竟然减少了5000万之多，个中原因固然和战争有很大关系，但是因战争导致人数死亡的比例并不大，真正的元凶是“瘟疫”，战争是瘟疫得以爆发和蔓延的催化剂，其中文坛上比较著名的“建安七子”中就有四人就是因感染瘟疫去世的。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1272632882/641从人口死亡数量上来看，东汉末年的瘟疫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在蔓延区域上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尤以北方地区最为严重。有关此次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有记载说是5000万，也有说是2000万，虽然说法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瘟疫，惨烈程度比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有过之而无不及。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1272633403/641东汉末年爆发的瘟疫被叫做“伤寒”，和现在的“伤寒”不一样，泛指所有外感病，包括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等，传染性极强的病症。也可以认为东汉末年的瘟疫不止是一种传染病，而是多种传染病同时作用，外加战乱使得人口流动速度加快，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病毒的蔓延。此外，古代在医疗技术、人员和条件方面比较落后，导致疫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有关疫情的根源也没有统一的说法，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与东汉为敌的鲜卑、匈奴等在作战过程中用腐烂的牛羊尸体在水源下毒引起的。但是自从这次大瘟疫之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死亡人数超过千万的瘟疫，即使明末出现的鼠疫，也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有效控制，危害程度也不能和东汉末年的瘟疫相比较，这场鼠疫之所以得到有效控制，要归功于汉末素有“医圣”之称的张仲景。张仲景结合东汉末年爆发的“伤寒”瘟疫，撰写了一部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他在书中将中医的精髓做了详细论述，这一本是中医界非常重要的专著，在海外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关于此书的重要地位，曾有人这样说，如果没有对《伤寒论》进行研读，就不能称为合格的医生。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1272633405/641后世的著名医书晋代太医王叔的《伤寒论》、宋代的《金匮要略》等全部是在参照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进行编纂的。张仲景在中医领域的贡献展是非常大的，除了《伤寒杂病论》外，还著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等，但是可惜的是这些专著由于保管不善已经遗失了。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1272633406/641所以，无论是古代的瘟疫还是现在武汉爆发的疫情，其爆发的一般逻辑是原生细菌在野生动物身上寄生后，经人为因素导致病毒基因，实现了病毒由动物向人的传播，再经过人的流动加速病毒的蔓延。从这一点来说，当下抗击疫情采取的封城策略是非常及时有效的，因为一旦人感染了病毒，将会成为移动的传染源，危害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相信并严格执行国家的政策，万众一心，一定可以取得最终的胜利。
世界上最悲惨的五大瘟疫，每次死亡人数堪比世界大战！https://user-center.cdn.bcebos.com/head/raw/uc.101.644dc90a._UsQsSGpYnTl5BxWOGg8ag?x-bce-process=image/resize,m_lfit,w_200,h_200&autime=10
诸史发布时间: 17-05-0709:04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小小的细菌，却能决定人类生死。在人类历史上，谈及瘟疫，无不色变。在古代社会，每当瘟疫席卷而来，不分贵贱地位高低，只要沾上，生死只能听天由命，甚至瘟疫也决定了王朝兴衰兴亡。接下来，就和大家聊聊史上最悲催的五大瘟疫，看看你最恐惧哪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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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欧洲黑死病（欧洲中世纪大瘟疫）
发生地区：欧洲
发生时间：欧洲中世纪，主要发生在西元1347 - 1353年
病菌由来：鼠疫，1347年由十字军带回欧洲
死亡人数：欧洲死亡2500多万人，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预计全世界死亡7500万人。
事件评价：被称为欧洲最严重的一次瘟疫，改变了欧洲文明进程，对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造成了剧烈的冲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洲之后一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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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美洲大瘟疫
发生地区：整个美洲大陆，包括南美和北美
发生时间：15世纪末至18世纪
病菌由来：天花，欧洲人故意将天花患者使用过的物品送给印第安人。另外，欧洲人有抵抗力的病毒，印第安人却毫无抵抗力，以及其他疾病等，都传染给了印第安人。
死亡人数：近3000万人
事件评价：被史学家称为“人类史上最大的族屠杀”的事件，不是靠枪炮实现的，而是靠天花实现的。小小的细菌，让印第安人差点消失在历史长河里。但即便幸存不少，却被欧洲人轻松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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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明末大瘟疫
发生地区：中国爆发，蔓延到北方，以及江南部分区域
发生时间：主要发生在1633年至1644年
病菌由来：鼠疫
死亡人数：没有确切数字，但仅北京一城，死亡不下于20万
事件评价：与其说明亡是因为李自成、满清等，不如说明亡于瘟疫。瘟疫让北京城防等于零，十室九空，赤地千里，病体缠身，衰弱不堪.......才让满清能够窃取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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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中国西南大瘟疫
发生地区：西南地区，后蔓延到几乎西北和南方
发生时间：主要发生在1855年—1870年
病菌由来：主要是鼠疫
死亡人数：约1200万（仅中国和印度人）
事件评价：被认为是世界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前奏。先从云南传入贵州、广州、香港、福州、厦门等地，后来传入中国整个南方、缅甸、印度等，造成伤亡极其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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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西班牙大流感
发生地区：据说在美国先流行，然后蔓延到全球，在西班牙特别严重，故被成为西班牙流感。
发生时间：1918~1919年
病菌由来：流感
死亡人数：感染人数约10亿人，平均死亡率为2.5%-5%，全球2500—4000万人死亡
事件评价：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是人类历史上第二致命的传染病，在一年之内，就席卷全球，让无数人命丧黄泉，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还多。西班牙大流感至今仍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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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对于史上最悲惨的五大瘟疫，你最恐惧哪一次？
气候变化影响我国古代瘟疫爆发——来自千年历史记录的复原
来源：中国气象报 发布时间：201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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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张知彬采访人：中国气象报记者 赵晓妮 主要观点：气候变化对人类疫病流行影响具有尺度效应。任何一个时间序列，都包含长期喝短期趋势的信号。基于大尺度的研究发现，从长期趋势看，气候变冷也会导致更多的疾病流行，主要是通过旱、涝、蝗灾加剧、农业歉收，使人们营养匮乏、免疫力下降这个间接路径，最后导致更多疫病发生。 21世纪，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来自哪里？ 不少科学家认为是气候变化，比如医学期刊《柳叶刀》就刊文表示气候变化已对全球数百万人口构成伤害。那么，气候变化是如何影响人类健康的？有些研究着眼探索预测未来的模式，也有科学家从历史中寻找线索。 瘟疫、洪涝、干旱、饥荒、蝗灾与气候变化——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知彬和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Nils Chr. Stenseth的合作团队就将这些散落在中国历史中的点连缀成线，揭示了我国古代那些哀鸿遍野的瘟疫灾难背后的原因。 惨烈疫情与明明暗暗的气候线索 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穷途末路，李自成终于叩开了北京城门，然而面前却是一座已被瘟疫掏空的死城。 当张知彬的研究团队研读《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录时，“大疫，一家死者十之八九”“死亡塞路”“死者山积”“阖城人人瘟疫，数日即为病陨”“民死过半，骨肉相连，道路罕人行”“瘟疫大作，死者枕藉，十村九墟，人烟几绝”等描述，让他们几乎可以想象出明朝末年这场特大疫情的惨烈程度。 “这次特大瘟疫的暴发与明末清初的小冰期紧密关联，可能是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张知彬说。 回顾文献记载，我国古代经历了频繁的重大疫情，“积尸遍野”“十室九空”并非文学上的夸张，而是当时人们实际生活的写照。 在历史记录中，重大疫情经常和各类自然灾害的发生一起出现。 那么，气候是导致我国古代瘟疫暴发的原因吗？ 张知彬解释说，人类疫病的发生一方面与病原、宿主、媒介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人的自身健康和免疫水平有关，“而气候因素会影响病原、宿主、媒介”。比如，洪水通常引发霍乱流行，温湿气候易导致登革热流行等。气候也会影响人的健康，比如气温突然下降会诱发人类易感各种疾病，如流感等。 同时，在古代，气候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他认为，要揭示气候对人类疾病的影响，必须要同时考虑疫情、洪涝、干旱、饥荒、蝗灾、气温等因素之间的关联。历史上，旱灾、涝灾、蝗灾常常导致农业歉收，人们面临饥荒，营养不良会导致免疫力下降，进而容易使疾病流行。 因此，张知彬的研究团队从疫情、洪涝、干旱、饥荒、蝗灾、气温这些线索中，揭示了我国古代疫情暴发的秘密。 从历史记录中寻找证据 现在，在每次重大灾害发生后，灾害带来的人员伤亡状况和损失可以精确统计。但中国古代对于灾害的记录通常是模糊的。如何将这些线索转化为可靠的科研结论？ 张知彬的研究团队从《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出发，重建了中国古代两千年的疫病发生等时间序列。这本资料集由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张德二带领课题组历经十余载编著而成，是一部对我国古代气象资料系统整编、最为全面的鸿篇巨著。它归类整理了我国古代三千年的历史资料，包括正史、地方志等八千余种史料，因其涵盖文献丰富、地域广泛、考察深入等，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代表性和覆盖性。 张知彬团队将时间点区分为明清之前和明清时期，是考虑到明清之前的记录主要来自于“二十四史”等官修正史，约有九千条疫病等相关记录，而明清时期的记录主要来自地方志、《明史》、《清史稿》等，有超过十万条记录。同时，明清时期的县级行政区划变化相对不大；而明清之前，由于时间跨度大，行政区划变化复杂，需要分别考虑。 “的确，古代人们对各类自然灾害、生物事件等的描述是多种多样的，也不是定量的。”张知彬承认其中的难点，但他们也找到了新的线索，“古代对事件记录的地区数是不同的，对其描述的严重程度也不同。就疫病而言，如果一个时期，只有几个县记录发生了疫病，那疾病发生的强度就比较低；如果几十个、上百个县都报道了疫病发生，说明是一个很严重的疫情。” 由此，研究团队可以用记录疫病的县数代表疫情的强度。此外，每个县记录疫情发生的严重程度也不同。比如，“十死八九”和“十死其二”这两个疫情的强度明显不同，所以，研究人员通过赋予不同值来区别之。通过加权法，就可以估计某个时期我国疫病的发生强度。 不同尺度中气候变化影响疫病有“不同效应” 在人们的既有印象里，气候变暖会导致人类疫病发生或传播。目前，基于短期数据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气候变暖有利于宿主、媒介的繁殖，从而将导致更多疫病的发生。 那么，是否意味着气候变暖有利于疫病流行、气候变冷则不利于其流行呢？答案并非如此简单。 这就要提到尺度效应，也是张知彬团队此次研究得出的重要成果，即气候变化对人类疫病流行影响具有尺度效应。 所谓尺度效应，就是用不同的大小时间或空间尺度来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比如，用一把小尺子或大尺子来丈量一个曲线的长度是不同的。张知彬团队发现研究的时间长度（窗口）也会揭示到不同的规律，甚至是相反的规律。实际上，由于长时间序列数据的缺乏，目前大多数的研究主要基于数十年的研究。张知彬团队重建了两千年疫病发生序列，就可以研究大尺度气候对疫病发生的影响。 “任何一个时间序列，都包含短期和长期趋势的信号。如果只开展小尺度的研究，很难看到长期气候趋势的影响。”张知彬说，“我们的大尺度研究结果说明，长期趋势气温对疫病的发生有负作用，即冷期疫病发生的频次和强度更高，而短期趋势气温对疫病的发生有正有负。” 具体来说，就是基于大尺度的研究发现，从长期趋势看，气候变冷也会导致更多的疾病流行，主要是通过旱、涝、蝗灾加剧、农业歉收，使人们营养匮乏、免疫力下降这个间接路径，最后导致更多疫病发生。 张知彬说：“结合我们以前的研究，气候的生态学效应并非固定不变的，其正、负作用是可以随条件（如尺度、密度）相互转化的，我们称之为非单调的生态学作用。”公元536年至660年及1600年至1800年，欧洲就发生了较为严重的疫病，有学者曾提出与这两个时期的气温下降有关。这说明，气候变化的尺度效应可能具有普遍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当前，人们更加关注疾病与气候变化的密切关系。该研究给很多研究提了一个醒：基于小尺度的模型或结论来推测大尺度的趋势要慎重，要检验是否存在尺度效应。比如，该研究就发现，无论短期或长期趋势预报，极端降水变化都会增加疫病发生的机会；但气温变化却具有明显的尺度效应，除了需要关注短期气温升高对疫病发生的有利作用，同时要警惕长期气温降低也会造成更多的疫病流行。（来源：《中国气象报》2017年12月21日三版 责任编辑：王美丽）
明末“小冰河时期”气候下的瘟疫与苛政https://user-center.cdn.bcebos.com/head/raw/uc.101.28ea1747.4q1gr2S8UJmp2o_QRP6NiA?x-bce-process=image/resize,m_lfit,w_200,h_200&autime=11
历史行程发布时间: 20-09-1707:16
说起明朝的灭亡，最近在清军入关、吏治腐败、农民起义等成说之外又兴起了“气候变化”说，认为明末“小冰河时期”导致农业社会基础遭到重创，使朝廷再难维持其统治。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结合《崇祯记闻录》这本书来看一下，明朝末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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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崇祯记闻录》记载，崇祯十五年（1641年）五月以来，江南苏松地区“疫疠盛行，有全家伏枕者，有数口中死亡过半者……鸭卵至十五文一枚，后加至二十三四文……米价已逾三两，切面每斤卖三十六文。”
“是岁田禾……大约所收不及十之三四，十月中糙米价至二两八九钱，白粟三两之外，凡中人之家皆艰于食……父老竞传万历十六年为大荒，然米价止一两六钱，又不月余而减。”
也就是说，在明崇祯后期，一向富庶的江南苏松二府（今天的苏州、上海一带）也遭到大型瘟疫袭击，人口损失很大，有很多家庭丧失一半以上人口甚至全家死绝，这就导致当年“丰产不丰收”，中产之家都觉得有些吃不上饭。当地百姓纷纷传言，想当初万里十六年（1588年）也发生过大饥荒，但也没到今天这个程度。
遭遇饥荒之后，明朝政府是怎么做的呢？答案是照旧完粮纳税，催之如星火：“糙粮每亩二斗五升有零，折银每亩一钱七分有零，又急如星火，勒限残岁完粮。”
https://t12.baidu.com/it/u=3250177337,3882470744&fm=173&app=25&f=JPEG?w=600&h=581&s=47907D8F68DF53ED9674296403003032
经过这次打击，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因米值每升至九十文有零，实难得食耳。民房多空废坍颓，良田美产，欲求售而不可得。”也就是说，由于米价高企及瘟疫影响，社会经济陷于停顿，甚至空有良田而无人接手，这与万历朝田价高企形成了鲜明对比。
具体到当地官员的做派，“高按院蒞任后，未行一事，日惟饮酒游山而已，月余即丁忧去。”也就是说，这位知府大人对灾情熟视无睹，毫不作为，过了个把月就丁忧去了。不过作为也不一定就好，如“常州县叶承光，责大小首名赔粮，不惟征比严急，且得贿放免，染指尤多，贪酷大著。”相比于整天忙着盘剥百姓、贪污国帑，不作为反而是好事了。
到了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二麦既登，丰穰异于常岁，多者每亩收二石，少者亦不下石许。至是价亦渐减，春间，小麦每升逾六十文，至是减半……今夏多时疫，而乡村尤甚。屯落中互相缠染，言有一家斃两三人者，有全家伏枕或死亡俱尽者。时当插莳，田多閒旷，乏人佃种。”又是瘟疫所致的“丰产不丰收”。
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月二十八日，“天气暖和初夏，黄昏时雷电交作，未几，大风骤起，忽有冰雹一阵……比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二十三日者尤为大，且在冬月，更可异也。”也就是说，当年年底，江南气候暖和得像初夏，还下冰雹，确实是反常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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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明朝灭亡确实有气候反常的原因，若说瘟疫何来？似乎也能和气候变化、人口增长扯上些关系。不过，与之相比，明末官员们的做派似乎更令人担忧，与之相比，所谓“气候变化”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毕竟明太祖朱元璋执政的洪武一朝，灾害也不在少数，也是“小冰河时期”。
瘟疫与战争的关系https://img2.doubanio.com/icon/u22626705-2.jpg
来自: 思维漩涡(草协-跑堂) 组长 2020-03-09 14:24:46《道德经》“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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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从古至今瘟疫和战争的时间节点，是不是能佐证 老子的断言。古人又云："大乱之后必有大疫， 重症大疫出良医"，分古代西方、中国古代、现代三部分来看看。
古代西方在公元前414年到公元前396年，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人对锡拉库扎发动的围城，一场传染病的暴发。425年，匈奴人正扫荡欧洲期间， 一种未知的瘟疫摧毁了他们的部落。 中世纪以后历史对战争与瘟疫的记载的数据逐渐详实。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读起来像是一系列传染病的编年史。1098年，一支三十万人的十字军包围了古叙利亚首都安提俄克。在极短的时间里，大量的人因疾病和饥荒而殒命。以至于尸体都来不及被人掩埋。短短几个月之内，骑兵部队的七千匹战马中有五千匹死亡。当耶路撒冷于1099年被攻占的时候，十字军最初的三十万人只剩下六万人；而到了1101年，只剩下两万人。
拿破仑时代记载更加详细。迪特·德·基尔霍夫，他是法国军队中的一名军医记录战争期间瘟疫的惨状。在从德意志北部延展至意大利的法军军营之中，驻扎着超过五十万人的军队。在大军集合之时，传染病还没有暴发的迹象。马格德堡、埃尔福特、波兹南以及柏林的医院中只有少量的病人。当军队进入波兰以后，基尔霍夫对当时悲惨的情形进行了描述。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当地人民的贫穷、悲惨和奴役现状，令他感到震惊。由于各个村庄尽是受昆虫感染的茅舍，所以军队不得不露营驻扎。士兵们没有足够的食物，白天炎热而夜晚寒冷，于是，肺炎、咽炎甚至白喉等呼吸系统感染的患病人数迅速增加，新的医院不得不在但泽、哥尼斯堡以及索恩等地建立。1812年6月24日，大约在大军横渡尼曼河时，斑疹伤寒病例开始少量出现。在立陶宛，他们遇到了大片的森林和泥泞不堪的道路；俄国人烧毁了城镇和村庄；士兵们找不到遮风挡雨的栖身之所，也没有足够的食物补给；饮用水水质恶劣，天气炎热，疾病——主要是痢疾、肠热病和斑疹伤寒等开始肆虐。在奥斯托俄战争之后，也就是7月末，患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八万。9月初，当他们到达莫斯科河时，基尔霍夫所在的原有四万两千人的部队，只剩下不到一半的士兵了。在莫斯科河边展开的战斗致使负伤的人数超过了三万人，这对军医来说简直是不可战胜的挑战。9月12日，军队中的斑疹伤寒和痢疾疫情更加严重。9月14日，这支军队进入莫斯科。莫斯科原有市民三十万人，但在法国军队进入之前，大多数市民早已逃离这座城市。9月15日，在罗斯托普斯基总督的命令下，被释放的囚犯用硫黄火炬纵火，火势从布尔斯开始，一直蔓延至整个城市。莫斯科拥有许多设备齐全的医院，但这些医院很快挤满了患者和伤员。由于城市的大部分已经在炮火和火焰中变成了灰烬，所以这支被疾病所困的军队只得驻扎在城外，挤在破旧不堪的茅舍下。俄国人或带走或焚毁了几乎所有的粮食。从这时开始，斑疹伤寒和痢疾成了拿破仑的主要敌人。10月19日，当法军从莫斯科开始大撤退时，能够执行任务的士兵只有不到八万人。返乡的行军变成了溃败，这支遭受疾病和疲惫双重折磨的法国军队，还不断遭到敌军的骚扰。天气骤然变冷，法军中的大量士兵由于生病和疲劳而变得精疲力竭，最终被冻死了。11月初，当法军再次进驻斯摩棱斯克时，骑兵部队只剩下两千人了，而仅是住在这座城市医院中的病人，就有约两万人之多。11月13日，当法军撤出斯摩棱斯克时，很多患有斑疹伤寒的病人被留在了那里。横渡别列津纳河，又是一次灾难般的经历。若不是士兵们对军医拉尔雷爱戴不已，将他举过头顶跨过了桥，拉尔雷恐怕难以幸免于难。关于这次死亡的人数，我们虽然没有查到准确的记载，但估计有四万人左右。虽然斑疹伤寒仍是当时主导性的疾病，但痢疾和肺炎病例的增长也毫不逊色。据说，在前往维尔纳的路上，一万五千名士兵被冻死了。12月8日，当法军到达这座城市的时候，那支昔日规模庞大的军队，最终只剩下两万名病病恹恹、心灰意冷的士兵了。在奈伊元帅统帅的第三集团军中，最后只剩下二十名士兵。维尔纳的医院变得拥挤不堪，伤病员们躺在腐烂的稻草上忍饥挨饿，无人护理。迫不得已，他们只能以皮革制品甚至是人肉为食。于是，以斑疹伤寒为首的各种疾病，逐渐传播到周边国家所有的城市和村庄。12月，各地的患者都被转移到了维尔纳，使这个地方的患者人数上升至两万五千人。到了1813年6月末，这些人中只有三千人幸存了下来。从俄国撤回来的剩余士兵，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染上了斑疹伤寒。
中国古代张仲景的时代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十分悲愤。他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对此，张仲景痛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建安年间，他行医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了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之作。这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最有影响的光辉医学典籍。
李东垣的时代李杲，字明之，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年(公元1180年)，卒于元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 他生在王朝更替，战争杀戮严重的时代。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当时流行一种俗称“大头天行”的疾病 ，李东垣制定的方子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被老百姓称为仙方。他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 著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
吴又可时期吴有性，字又可，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活于明代晚期。当时吴县连年疫病流行，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幸存。他痛感时医执伤寒法治温疫不效，遂发奋探求，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而成《温疫论》一书，别开温疫证治之法门，同时期的江苏的袁班写《证治心传》有两篇涉及温病，史可法为这本书还写过序。江苏常熟喻嘉言以芳香逐秽为原则治疗温病。战乱年间，军队胜负和瘟疫也有密切关系。 明末清初战争频繁，明末农民战争、明清战争、康熙平三藩的战争，这些战争十分残酷，导致人口锐减。 康熙二十四，四川省荒凉残破、千疮百孔，人口仅9万余人。为了恢复经济生产，康熙皇帝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 吴鞠通后来受《温疫论》和叶天士 启发 写出了《温病条辨》 ，完善了中国人对瘟疫治疗的认识。 在2013年电影《大明劫》里，由冯远征饰演吴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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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1914--1919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是人类历史上第二致命的传染病，在1918~1919年曾经造成全世界约5亿人感染， 2千5百万到4千万人死亡（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人）；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约为2.5%-5%，和一般流感的0.1%比较起来较为致命，感染率也达到了5%。其名字的由来并不是因为此流感从西班牙爆发；而是因为当时西班牙有约8百万人感染了此病，甚至连西班牙国王也感染了此病，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士兵回国，各国都在散播好消息，而西班牙十分诚实的爆出本国爆发了流感，所以被称为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至于在西班牙则称此为法国型流行性感冒。西班牙流感的影响，在约6个月内夺去2千5百万到4千万人的生命，比持续了52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还多。此外此流感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提早结束的原因之一，因为各国都已没有额外的兵力作战。
2001-2003 中亚战争与SARS2001年底的阿富汗战争成千上万人死亡，接着2003年又发生了伊拉克战争，是以英美军队为主的联合部队在2003年3月20日对伊拉克发动的军事行动 。 SARS事件 直至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渐消灭的一次全球性传染病疫潮，（截至2003年8月16日共 8422例） 。可以说SARS事件之前中东战火不断。
2019--2020 中东战争与新冠肺炎这期间中东战火不断，几十万大军鏖战厮杀。 2019年10月世界军人运动会在中国武汉举行。此后发生了武汉海鲜城新冠肺炎事件，影响到了中国全国。 新冠肺炎肆虐多国，一些欧美国家也成了疫情重灾区 。疫情初期，大多数以为是中国是发生地， 而进一步科学研究表明，美国的病毒家族五种，按演变顺序看，中国的病毒应该是其中演变出来的。日本也有未接触中国人的患者，这些患者来自美国。
小结：古代很多瘟疫局限在一个地区。而人类进入现代，交通便利，地球各国交往紧密。一个国家发生瘟疫，其他国家很难独善其身。从古至今，确实战争和瘟疫的时间点高度关联。佛教的业果思想认为瘟疫是杀业太重所致。 杀人是最重的杀业，更何况是战争。人类停止战争是真正的抗疫之道。从中医五运六气的学说 可以预见那些疫情容易发生的时间点，如果又同时有战争，人类将再次面临瘟疫的威胁。
要抗疫，请远离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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